卡繆《鼠疫》被引用得最多的應該是以下這一段：
「世上的罪惡差不多總是由愚昧無知造成的。沒有見識的善良願望會同罪惡帶來同樣多的損害。人總是好的比壞的多，實際問題並不在這裡。但人的無知程度卻有高低的差別，這就是所謂美德和邪惡的分野，而最無可救藥的邪惡是這樣的一種愚昧無知：自認為什麼都知道，於是乎就認為有權殺人。殺人兇犯的靈魂是盲目的，如果沒有真知灼見，也就沒有真正的善良和崇高的仁愛。」
意思不是最明顯不過嗎？天下幹得最多壞事的不是奸惡，而是蠢惡。蠢人最忌好心，如果他心地壞的話，他的蠢自然會使他害回自己，好心地蠢只會害人哋。但卡繆不是想講這種，人們卻剝離整個脈絡理解這段話，忽略了之前這一段：「作者無意過分強調這些衛生防疫組織的重要性。的確，我們城裡的許多人如果處在作者的地位，今天免不了要傾向於誇大它們的作用。但作者則趨向於這樣的看法：如果對高尚的行為過於誇張，最後會變成對罪惡的間接而有力的歌頌，因為這樣做會使人設想，高尚的行為之所以可貴只是因為它們是罕見的，而惡毒和冷漠卻是人們行動中常見得多的動力，這就是作者不能同意的地方。」
這樣才稍為理解卡繆想批判的是對善的歌頌、防疫人員的英雄化。香港醫護發起罷工，抗議政府因政治理由拒絕封關防疫，爭取善待醫護，卻招來一些人惡意謾罵，將他們與2003年的抗疫「英雄」相比，看看人家多麼不計較利益犧牲自己的生命，你們卻怎樣怎樣，應驗了卡繆的批判：「如果對高尚的行為過於誇張，最後會變成對罪惡的間接而有力的歌頌。」捨己救人固然值得歌頌，但高舉它的罕見，就會形成一條苛刻的道德門檻——你如果不跨過它成為謝婉雯，你就淪為仆街！
蠢惡的人，英雄化犧牲。普遍醫護向政府施壓，是為免謝婉雯的悲劇重演，偏偏蠢惡者為了難得有醫護可被他們歌頌，竟反責這些人不肯犧牲自己。這是嗜善的歹毒！
大陸官方發放軍醫們慷慨就義地上機前往武漢的影片，令絕望的人民有了歌頌的對象，遺忘了武漢還有一群沒有被英雄化的醫護正不辭勞苦地前線作戰。武漢醫生對電話咆哮說：「我們不要人！我們要物資！」然而他們得到的，是一群準備好取代他們的「英雄」。
要讀懂這段話，還需要看透前一章才能理解——主角醫生里厄與同袍塔魯的告解。卡繆試圖替醫護解究一個問題：是甚麼使你們願意犧牲？
一般人的答案是：他們的情操很高，有仁愛精神等等；但卡繆一蓋否認這些是醫護就義的主因。里厄和塔魯都問同一個問題：為甚麼我們沒有這些東西，卻又準備好犧牲？
「既然您不相信天主，您自己又為什麼表現得這麼富有犧牲精神？」
里厄的答案是：同客觀事物作鬥爭。
「您一定會想這未免太自大了吧。請相信我，我只有這應有的驕傲，我並不知道會有什麼結果，也不知道在這些事情過去後將來會怎樣。眼前擺著的是病人，應該治愈他們的病。過後再讓他們去思考問題，我自己也要考慮。但是當前最要緊的是把他們治愈。我盡我所能保護他們，再沒有別的了。」
然後里厄這番話，正是醫護的肺腑之言：
「當我開始行醫時，我幹這一行有點迷迷糊糊，因為我需要幹它，也因為這同其他行業一樣，是年輕人所企求的行業之一。或許也因為，對像我這樣一個工人的兒子來說，這是一個特別困難的行業。還有，得經常看著人死去。您知道有人就是不肯死嗎？您聽見過一個女人臨死時喊叫'我不要死'嗎？而我卻見到聽到了。對著這種情景，我發覺自己無法習慣。那時我還年輕，我甚至對自然規律抱有厭惡的情緒。從此，我變得比較謙遜了，理由不過是我總不習慣於看人死去，此外我一無所知。但畢竟……」
醫護為甚麼要這樣做？就係因為需要去做啊！就是讓「2+2=4」這麼簡單。不是為了高尚，而是為了踏實，與抽象概念作鬥爭。
塔魯提醒他說：「明天您得上醫院來打防疫針。在著手幹這個活兒之前，最後一句話是：您得考慮一下，您只有三分之一的生還機會。」
里厄回答說：「這種估計是沒有意義的，醫生，這您也同我一樣明白。一百年以前，波斯的一座城市裡的所有居民全部死於鼠疫，波斯的一座城市裡的所有居民全部死於鼠疫，恰恰只有一個洗死屍的人活了下來，而他自始至終沒有停止過他的工作。」
像洗屍者默默做好手頭上的工作，才是最普遍（並不罕見）的醫德。
里厄載着塔魯，醒起自己還未問他：是甚麼驅使你幹這種事？
塔魯的答案：我不清楚。也許是我的道德觀念——理解。
這是里厄最後一次見到塔魯。
「第二天起，塔魯就著手乾了起來，他組織起第一支隊伍。以後又有許多小隊紛紛成立。作者無意過分強調這些衛生防疫組織的重要性……」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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