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副刊 2009.4.10 幾個老朋友聚餐,連我總共八個人,包括好久不見的小于。小于失業九年,活在幻聽與妄想之中超過十年,至今不曾離開。他拒絕就醫,不曾被納入醫療體系、進入藥物與疾病的分流系統,因此不能稱他做「精神病患」。朋友們找他,他總是最準時的一個,瘦長的身影飄飄欲仙,毛衣破了好幾孔,就連外套也發臭了。 店是阿昭選的,不要錢似的點了許多菜,因為她打算請客。阿昭請客不需要理由,不需要「得獎升遷」那類夾帶虛榮、暗中炫耀的把戲。她只希望朋友開心,而小于果真吃得快樂,喝得無所節制,簡直是狼吞虎嚥了。 五個人喝了一萬四千cc的啤酒(一個感冒不能喝,另兩個素食者只喝茶),午夜餐廳打烊了,小于還捨不得散,一行人於是陪他進了「錢櫃」,唱 KTV。小于點了一堆兒歌:〈抓泥鰍〉、〈萬里長城〉、〈卡布里島〉……「唉喲我的媽,這種歌可以治精神病嗎?」眾人笑成一團,只覺得親暱。如果「友誼」有容器,這容器當是樹木般寬厚的信任,在這裡,精神病不是禁忌,不是罵人的髒話。 我們打著呵欠,撐到清晨五點,阿昭一首歌也沒唱,她是一個根本不唱流行歌的人。我說累了啦,要回家睡覺了,但是小于不理會,他不想結束這一晚,回到光天化日的現實裡去,直到電視螢幕突然、突然白成一片,彷彿可憐大家實在累壞了,於是神奇地故障了,小于這才不得不接受:會散的,再好的宴席也要散的。 幾個人湊了幾千塊,給小于買衣服,買菸抽。Jp事後再補上一個紅包(一如往年),祝小于新年快樂。我說Jp你真好,就連去年,你不在台灣,也還記得拜託家人,把紅包交給小于。Jp說,「對我好的是小于,當年我出國讀書,家裡沒什麼錢,他包了一個五萬塊的紅包給我,那時他才剛上班而已……」 幾年來,小于每天在街上不分晝夜地行走,手邊若有錢,就躲進咖啡店,一邊抽菸一邊自言自語。那日餐廳打烊後,八個人步行於午夜的台北街頭,Tk看著小于的步態,有感有發,「小于你真不容易,這麼多年下來,腰桿還是挺得好直。」 因為我是個走路的人。小于說。因為我是個走路的人。 我記得我們穿過孫文紀念館,仰頭斜視台北 101,這座身高五百零八公尺的,世界最高樓。小于以「走路人」的角度,輕描淡寫丟了一句:101 看久了,每看一次,感覺就矮了一點。 現實愈大愈殘酷,愈要藐視它。 小于自言自語又怎樣?相較於理性為文明製造的恐怖,小于未免太溫柔太正常了──只是,我所認識的小于,對「正常」一向不感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