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與伊朗到底有什麼關係？讀公孫嬿《中東采風》

台灣與伊朗，相距數千公里，文明古國跟福爾摩沙小島有什麼關聯嗎？其實還是有的。

這裡要介紹一本絕版的書，由公孫嬿所著的《中東采風》。公孫嬿是筆名，作者其實是中華民國國軍的軍官，曾經派駐至華盛頓。這是公孫嬿在1960年代末期派駐伊朗時期的作品，對伊朗的社會、政治、歷史等有各種深入的觀察。這本書出版於民國72年，現已絕版，有興趣的人可以上網看有沒有二手書在出售。能把外國寫得如此深入，如今也是很少見的了。

書中最有趣的部分，在於他以「中華民國軍官」的身份觀察伊朗這個國家，這樣的身份是極其少見的。台灣與伊朗的正式官方關係，主要建立在國民政府遷台之後。在此之前，台灣跟伊朗沒有正式外交關係，台灣（中華民國）與伊朗的外交持續到1971年斷交。要說的話，當時亞洲各國的獨立民族主義者都匯聚在東京，學習非白種人國家如何成功現代化，林獻堂可能跟某個來自伊朗的留學生同處一個咖啡館過。也就是說，台灣與伊朗的關係，大半是中華民國跟伊朗的關係。

中華民國與伊朗政府在1920年簽訂友好條約，1942年建立起公使級外交關係，那時伊朗還是卡扎爾王朝（Qajar Dynasty）。隔年伊朗政變，騎兵禮薩汗（Reza Khan）推翻國王，改朝換代成巴勒維王朝。二戰結束之後，因為中華民國和伊朗都屬於美國盟邦體系的一環，在冷戰的脈絡下一同反共，台灣在亞洲盯住共產中國，伊朗在中東喝止蘇聯；加上蔣介石政府跟巴勒維政府都屬於專制右派政府，故雙方感情頗好，當時台灣搭著美國的順風車取得不少便宜的伊朗石油。

作者公孫嬿就是在這個脈絡之下，被派駐到伊朗擔任武官。所謂海外派駐武官並非外交官，而是負責情報或軍事等其他任務，外交當然也得做。而當時中華民國是少數有派駐武官到伊朗的國家，還有英、法國同行。

因一張賀卡出盡洋相

據書中的描述，1950年代台灣也才剛開始土地改革，接受美元資助，說起來是一窮二白。公孫嬿一家人分配到的房子著實小，在伊朗這講究宴客的國家，很難起到外交的作用。

伊朗和其他國家一樣，駐外使館有兩個，一個是辦公室本身，一個是大使的住家。前者處理日常公務使用，後者則是用來招待客人。公孫嬿後來自掏腰包，請熟識的伊朗朋友介紹了一間大宅，才能招待當地的客人，而公孫嬿的夫人也燒得一手好中國菜，請伊朗政府享用，做足外交。

如今時代改變，做外交可能還需加上社交媒體帳號，說到這個台灣就比不上伊朗。今天伊朗檯面上的不少政要都有英文的推特和臉書帳號，用英文對外發布消息。台灣的政要似乎就沒有從事類似的「社交媒體外交」。

即便當年兩國交流不少，中華民國官員對這個國家的了解仍不算很深入。1967年，伊朗國王巴勒維認為國家已經穩定，舉辦延期多年的加冕典禮，蔣介石還發了賀電給國王，並送了一幅張大千的畫作。伊朗國王也曾特地於1958年訪問台灣，待了4天，當年國民黨政府全力接待。

書中舉的例子，是外交部在聖誕節時寄了聖誕賀卡給伊朗的達官政要，卻出盡了洋相——伊朗是一個伊斯蘭什葉派國家，大部分的伊朗人根本不過聖誕節。公孫嬿身為公務員，公事公辦，只好硬著頭皮轉交給伊朗相關部門。

依據作者當年的觀察：

「伊朗人對宗教不是那麼虔誠，可說是不夠熱中，許多事情點到為止，有些更混水摸魚，馬馬虎虎。何況與外國人交往，你怎麼來，他怎麼去。你給他寄一張『恭賀聖誕』的卡片，他也不分青紅皂白地還你一張——這是官位不高的伊朗官員的做法。至於有地位的伊朗高階層領導人，與洋人（歐美國家的人）來往，他們隨時切記著民族自尊心，應一板一眼地去做事。」

不知道現在我國政府是否還有這項奇怪的「傳統」，但如果要給伊朗官員祝福，挑像是諾魯茲節（Nowruz，波斯語：نوروز，於每年三月底時慶祝）這樣的伊朗新年來祝賀，肯定更為適切。美國總統歐巴馬第二任期為了改善與伊朗的關係，特別在這天向所有伊朗人恭喜，甚至在白宮舉辦慶祝活動，做足了「溫柔外交攻勢」。

2016年在白宮舉辦的諾魯茲節慶祝活動。

尋找伊朗的華僑

公孫嬿駐紮在伊朗還有一件念茲在茲的要事，即是尋找在伊朗的華僑。歷史上中國與伊朗在絲路繁盛期間，交流頻繁。後來航海貿易崛起，交流漸漸少了，在伊朗的華僑屈指可數。1960年底代末，據公孫嬿所知，華僑不超過14個人，他找到的大半都已「當地化」，中文講得零零落落，並在當地娶妻生子，活脫脫是當地人樣。

不過，今天伊朗充滿了許多「華僑」，拜中國崛起與伊朗遭到國際封鎖所賜，中國大量援助伊朗，並幫助伊朗進行許多基礎建設，德黑蘭的地鐵即是中國幫忙興建的。

當然伊朗現在也有少數台灣人，但相比中國大陸的「華僑」，就差得遠的了。除了少數在當地貿易，留學生、或者因為婚姻過去的台灣人，基本上就是遊客而已。而伊朗人在台灣不超過100人，可惜內政部上找不到切確數據。

略微貧乏的貿易交流

在公孫嬿駐紮伊朗的時候，台灣引以為傲的加工出口區才剛成立沒幾年，正從接受美援、販賣天然資源的經濟模式改為製造業，1960年代末期的GDP甚至還不如伊朗（人家賣的是石油）。

當年能源對外依存度高達70％的台灣，與伊朗的貿易多為進口當地石油。時至今日，石油仍為台灣主要從伊朗進口的商品；2009年以前，伊朗是台灣第三大石油來源國。2012年，美國加強對伊朗的國際制裁，也敦促台灣降低伊朗的石油進口，講白了算是幫美國一起制裁伊朗，台灣從伊朗進口石油佔整體比例下降到3.15％。同時貿易額也大幅下降了三分之二，從2010年35億2400萬美元降至2015的9億700萬美元。

伊朗石化工廠。Photo source : wikipedia CC BY SA 3.0

根據經濟部的數據顯示，目前伊朗佔台灣的對外貿易比重不到0.2％（2015） ，出口商品已轉變為金屬機械、家電和電器設備為主，從伊朗進口項目則多為天然資源和乾果。隨著伊朗逐漸解除國際制裁，或許台灣未來有機會重新活絡與伊朗的貿易。

不過多年經濟制裁下來，伊朗電子設備市場多被中國廠商和所佔據，同時伊朗廠商要進行國際貿易付款極不方便，台灣廠商要深耕伊朗市場不容易。

挖掘伊朗潛力市場

雖然身為一個伊朗愛好者，這樣說有點私心，但從台灣的角度來看，伊朗確實有許多可以耕耘之處。近來伊朗政治風向改變，正積極融入國際社會、逐漸解除身上的國際制裁，潛力很大。雖然美國共和黨上台，對伊朗不太友善，但各國無不積極想和這個被埋沒許久的國家打交道。

伊朗被解除制裁後，台灣考慮重新在伊朗設立辦事處，後據聞被美國阻止，暫且作罷。目前台灣在伊朗只有一非官方的貿易辦公室（台灣伊朗經貿協會），幫忙接洽台灣廠商與伊朗的貿易，而台灣人要辦伊朗簽證，就近必須透過香港或上海的伊朗使館。

最後講個書中提到的小故事。

公孫嬿因為是武官，有機會於1970年（民國59年），新的駐伊大使吳世英先生任職時，陪同吳世英一起前往王宮，遞交國書給巴勒維國王。公孫嬿非外交人員，但派駐前仍花了超過一個月的薪水訂製了一套陸軍冬季大禮服。覲見時，伊朗國王看出公孫嬿是軍人，便用英文問說他是哪個兵種。公孫嬿回答是陸軍砲兵，伊朗國王聽了很高興。因為伊朗國王本身也是軍人出身，對待國外武官的待遇跟對待外交人員幾乎不相上下。

如今伊朗改朝換代變成伊斯蘭神權民主國家，但仍然對軍人非常重視。不過，伊朗已經不再是美國盟邦之一，事過境遷，當年台灣得以派駐武官到伊朗做外交，恐怕成為絕響。

封面圖片來源：Casey Hugelfink@flickr CC BY SA-2.0

編輯：熊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