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的作者即係《被出賣的台灣》的George Kerr，而因為第一版本據知有翻譯上的些許偏誤，故而遲未閱讀，反先就本書先予閱畢。本書是完成於1985年的小書，因篇幅小雖內容不能盡善盡美，但我認為這反而是個優點，因為這將會是個入門了解台灣歷史的優選，尤其這是在解嚴前夕的外國人的手中完成的，這更加符合了一般對於「客觀」的要求。
而敘述是從四百年的觀點開始，換句話說，也就是台灣主體性的觀點來查看這土地的過去，從荷、西、明、清、日、中到完書日時，台灣仍然是被殖民中。而對中國人作者所做出的評論是十分重面子的習性，例如對於清朝的三年小反五年大亂他這麼說，「每一次小反大亂都有一種模式，這是今天的台灣人不能忘記的。每次北京當局準備派鎮壓大隊到台灣，都預先發表安慰的承諾，保證赦免或寬大對待不反抗的反叛者。可是每次都食言，每次大軍壓境總是帶來流血、殘暴和不分青紅皂白的報復及恐怖行為。因為『面子』和『沒面子』是中國人非常重要的中國『偉大傳統』的一部份，若反抗國家權威，沒有處罰會被認為是對反叛者事關重大。所有抗議、示威都是『叛亂』或『叛逆行為』。」然而我認為這卻不盡公道，畢竟從統治者的角度來說，任何對於違反統治權威的行為基本上會被法律上定性為違法，而現代法治之所以行得通乃是因為這裡的法律會是透過民意集結而成，相反的，在專制獨裁政權中的法律卻只是首領的意志，此之所以悖逆於民主潮流，然僅以此認面子是要素則嫌速斷了些。
而在簡史中也提及了二戰開羅宣言的意義實為十分淺薄，蓋於1943年時中日戰爭與二戰同步進行中，中（華民）國雖然是同盟國但卻重心放置在節節敗退的「抗日戰爭」，因此而需要物資來援助自身的頹勢，相對的，美國則需要中國的土地以作為空軍前哨基地，才能支持尼米茲（Chester William Nimitz, Sr.）上將的對日作戰，僅於此，羅斯福在往德黑蘭與史達林舉行會議的途中邀請蔣介石於中途的開羅碰面，然而這份文件不過是政治利益互惠的宣言（Declaration）而不是有法律效力的條約（treaty），諷刺的是我國外交部開宗明義地聲稱這是中華民國對台灣具有領土主權的法理依據。
同時，作者也對戰後台灣的景況有所描寫，在1946年「光復」後的台灣與對岸的沿海居民生活相差懸殊，在島嶼上的人是富庶且已實施法治的區域，然而在沿海的中國大陸卻是貧窮與混亂充斥，而在權力佔領下的中國大陸居民則正正當當地來此搬運物資回中國大陸，無論所有者是日或台，只要是金屬、糧食等物資，就逕自從無防備的民宅竊取、拆卸或是破壞；而在行政階層亦是如此，行政長官公署「接收」了所有日產與農業公司（株式會社），日本人員返國時的職位空缺則由公署委員分配給親友或是酬庸。其中還有這段敘述，「聯合國賑濟重建團公共衛生專家深受困擾。他們發現港口檢疫工作實際上已放棄。在基隆，檢疫所的補給品和設備已完全被搶奪一空，被新來的行政人員出售圖利。霍亂和黑死病在絕跡多年後又重現台灣。只有台灣人的醫生和護士在聯合國賑濟重建團人員的協助下，防止疾疫之蔓延。這些醫生和護士發現政府設立的痲瘋病院沒有設備，診療所關閉，七百多位患者有一半以上四處流浪。」再加上彭明敏敘述其父親於戰後港口的見聞，“1945年10月，消息傳來，中國軍將要在高雄登岸。父親被推選為歡迎委員會主席。…軍艦開入船塢，放下旋梯，勝利的中國軍隊，走下船來。第一個出現的，是個邋遢的傢伙，相貌舉止不像軍人，較像苦力，一根扁擔跨著肩頭，兩頭吊掛著的是雨傘、棉被、鍋子和杯子，搖擺走下來。其他相繼出現的，也是一樣，有的穿鞋子，有的沒有。大都連槍都沒有。他們似乎一點都不想維持秩序和紀律，推擠著下船，對於中能踏上穩固的地面，很感欣慰似的，但卻遲疑不敢面對整齊排列在兩邊、帥氣地向他們敬禮的日本軍隊。父親必想日本人不知對這些中國軍隊有何感想。他覺得一生中還沒有像這樣羞愧過。他用日語形容說：『如果旁邊有個地穴，我早已鑽入了。』這些勝利的中國軍隊，是以鄉村的拉伕所組成，他們一點都不理解歡迎會是專為他們特別安排的（他們大概一生從未受人『歡迎』過）。帶導他們的中國軍官既無致詞，也沒有向任何人表達謝意。不久，這些軍隊分散市區，開始掠奪，對他們來說，台灣人是被征服的人民。」（彭明敏，《自由的滋味》）我們能印證鄭南榕所說二二八事件的癥結，畢竟這些，就是翌年引爆二二八事件的日常累積，這些就是偉大的中國，而癥結就是文化的衝突。
又或者我們時常會好奇地為何金門離台灣本島相較於中國大陸是更為遙遠的，作者這麼說：「金門距中國大陸的廈門只有三英里，距台灣卻有一百英里，顯然可能隨時被中共所佔領，可是國民黨的防衛軍守在那兒符合北京和蔣介石的利益。雙方都沒人想要在台灣海峽有一道明確的分界線。蔣介石能繼續聲稱他統治著中國本土的一部份，從而繼續『內戰』狀態，且北京和台北都覺得，完全脫離會鼓勵台灣人和外國人想到可生存和可行的獨立地位。」這樣的分析對我來說是釋疑了，這就如同共產主義所主張的無產階級專政是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間的過渡，然而過渡卻成為了常態，這就是共產主義的迷惑性，以無階級社會為目的，然而實際上卻假此之名讓特定族群成為了統治的階級而已，階級仍然存在，且也將繼續存在。
作者對於台灣人的性格也有所評論歸結，也就是分離主義傳統，四百年來似乎都表現出這種傾向，但我卻認為未必須正本朔源似地追俗久遠的過往或是民族性，亦即，在現下的我們正在創造台灣民族，台灣的民族凝聚的核心正在於民主與自由價值的認受性，而這樣的民族打造過程結論上稱作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民族主義並不該具有污名（stigma），若我們去認識民族主義可以發現他是18世紀末葉形成今日國家樣貌的型態，雖歷史上與現在都有以民族主義作為侵略的口實（例如納粹德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但無可否認的在50年代的國家獨立潮流中也正是民族主義才讓反殖民主義得以興起，重要的是我們怎麼認識這個思想。
多次地閱讀台灣史，不僅是種複習與回憶，同時也是透過雙眼讓自己的意識去記憶，記住自己從何而來，這是人生的三大問題之一，又，在文本的閱讀中也是在不同的觀點中尋同也求異。從受體的自身來看，似乎是被不厭其煩地陳述著同一段歷史，看似有些荒謬，然而，對應到土地上的大部分人包括自己，卻是不熟悉自身地域的過往的荒謬性，那麼，這似乎是個合理的對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