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羅致此領悟「正義並不是非黑即白」，因而選擇說謊幫他們集體開罪，而代價是自己承受名偵探隱瞞真相，說謊為嫌犯脫罪的終生良心矛盾。（或者，他已經解開這個矛盾了？）

創作

觀點

閱讀書評

&nbsp;這是我第二次看《東方快車謀殺案》（Murder&nbsp;on&nbsp;the&nbsp;Orient&nbsp;Express），第一次約是高中時代看的1974年版，當然我沒那麼老，是二輪片戲院的經典影片回顧展，這次是看2017年版，原作者阿嘉莎˙克莉絲蒂（Agatha&nbsp;Mary&nbsp;Clarissa&nbsp;Christie）1934年出版的作品歷經八十五年依舊不衰的經典地位由此可見。
現在很多電影都會打上「懸疑」兩字當宣傳，就連《解憂雜貨店》也被歸為懸疑片，本片自然也不例外，但推理、劇情曲折、結局出人意料、恐怖、倒述等都不是懸疑，「懸疑」是「期待某件事情發生時的懸念和疑惑心理狀態」，這在《觀音彌陀下的鬼影幢幢～血觀音》的註釋裡有詳細說明。但從這個現象可以發現，起頭給個疑問、中間劇情曲折、最後才導出結局的「類推理」，是現在大眾作品的重要風格，而這樣確實很能增加觀看樂趣，同時也可吸引觀眾「置身」到故事裡，參與故事的行進，隨線索的增加一起推演事件的真相，而不再是以「旁觀」的角度觀看一齣流水帳——讓觀眾置身到故事裡一起思索、發展，而不是聽作者單向講故事，是現代主義很重要的創作理念。
「類推理」成為習性，絕對跟偵探及後續的間諜、警察、犯罪、尋答作品興起並廣受歡迎有關（克莉絲蒂的銷售量即僅次於《聖經》和莎士比亞，但她比莎士比亞晚生了三百年），推理作品有很多寫作技巧，在這裡要探討的是三個觀念。
一、古典（本格）推理的絕對理性。西方國家向來重視現實現象和科學方法，東方民族則重視神秘境界和直覺靈感，就古典推理來講，它必須是絕對理性的，全部需能以科學和事實做合理且圓滿的推演與解釋，甚至連自由心證都須避免，務必證據齊全使嫌犯無可辯駁。所以，從犯罪方的犯罪動機、整體做案計畫、執行過程，到偵查方的發現線索、拼湊整併、反推全案，都需環環相扣。精采複雜的推理作品還會包含犯案之前與現場就故佈疑陣、偵辦過程雙方仍持續鬥智（犯罪方故意引導錯誤辦案方向、罪案仍繼續發展；偵探方拋出刺探求證、將計就計、攻破心防）、非犯罪人的涉入生出枝節等，使案情更加撲朔迷離（註一）——但這些因素無一不是現實裡的事實，沒有託夢、求神問卜、絕世高人、超自然經驗等神秘因素，否則破案關鍵就不是靠邏輯能力，而是神力，因此它是絕對科學的（易容術是最大的例外）。
二、新推理和類推理的多元化。隨著現實主義被打破，越來越多的推理作品也不再純粹只提供破案推理的樂趣，它們會加入社會/法律/正義/心理、科學/化學/醫學、歷史/民俗/傳說/考古、幻想/冒險、變態/恐怖等元素，以及更現代的非完全寫實寫作技巧，成為新推理，譬如《門的另一面》（The&nbsp;Other&nbsp;Side&nbsp;of&nbsp;the&nbsp;Door）、《佈局》（The&nbsp;Invisible&nbsp;Guest）；或者和以上類型互含成為類推理（這也就是為什麼現在片子動輒冠上「懸疑」的原因），譬如《國家寶藏》（National&nbsp;Treasure）、《達文西密碼》（The&nbsp;Da&nbsp;Vinci&nbsp;Code），香港的《寒戰》也是頂級之作。新推理的內容因素更為豐富，口味也更能符合現代人接受訊息的多元需求，但不變的是必須回歸現實的理性原則，否則就會變成「神秘故事」（Mystery&nbsp;fiction），在此「神秘」並不是指超自然，而是指不可思議性的神秘感，它的邏輯不見然全建立在現實的事實上，在英美，推理故事被歸納到廣義的神秘故事，但細究起來，對現實的認知立基差異頗為迴異。
三、正義大於真相。雖然古典推理旨在提供推論與破案樂趣，並不承載道德，但《東方快車謀殺案》卻一反當時的書寫習性，深刻的思辯探究真相和維護正義到底誰重要？如果兩者衝突時應當如何抉擇？（註二）主角赫丘勒˙白羅（Hercule&nbsp;Poirot）開始時是以絕對嚴肅剛直的形象出現，透過右腳踏到屎左腳也要踏一下以求平衡、要求他人將領帶打正、說出「世界不是對就是錯」的話，來呈現他的硬漢特質。可是後來，當他發現這樁集體謀殺案是肇因於一起司法無法還當事人公道，乃至因而牽連枉死許多人的報復行動時，他卻陷入痛苦的迷惑。最後他做了一個測試，這些人的行為真的是受到良心的指使嗎？他將槍給了主謀，告訴所有共犯，殺了他一切真相就會隱沒，但主謀卻選擇一人承擔所有責任然後飲彈自盡，讓案件隨著她的死亡而結案（槍裡沒有子彈）。白羅致此領悟「正義並不是非黑即白」，因而選擇說謊幫他們集體開罪，而代價是自己承受名偵探隱瞞真相，說謊為嫌犯脫罪的終生良心矛盾。（或者，他已經解開這個矛盾了？）
最後談的是本片的推理劇情被普遍認為弱於舊版，本片雖然有114分鐘長，但要交代一位偵探對十三位嫌犯的訊問，確實會有不足，同時佈局也有缺失，開演三十分鐘後才進入主題，亦即花了四分之一的篇幅在做前面的鋪陳，但卻忽略了交代一個重點：多年前的那樁司法案（這是終極的犯罪動機），以致這條線索是後來才浮現的。此外，火車脫軌被困在大雪的荒山中形成與世隔絕，在沒有辦法對外取得資料的情況下，白羅能一一指出嫌犯的真實名字和身分，因而還原一個共犯結構也是有點「神」。
大眾作品除了閱讀樂趣外，也不能失去人性的省思，這樣才能保存它的溫暖與價值，本片之所以令人震撼並流傳不已，也是這個原因。
註一：因為推理包括這麼多的面向與細節，所以創作時應該先完成整體的脈絡與故事，再以倒述、插述的方式呈現，而非邊寫再去邊想如何發展劇情和設定結果。
註二：這使我想起《奇蹟男孩》（Wonder）裡一句諺語：「當在正確與仁慈之間做抉擇，選擇仁慈。」(&nbsp;When&nbsp;given&nbsp;the&nbsp;choice&nbsp;between&nbsp;being&nbsp;right&nbsp;or&nbsp;being&nbsp;kind,&nbsp;choose&nbsp;kind.）——美國作家Dr.&nbsp;Wayne&nbsp;W.&nbsp;D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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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第二次看《東方快車謀殺案》（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第一次約是高中時代看的1974年版，當然我沒那麼老，是二輪片戲院的經典影片回顧展，這次是看2017年版，原作者阿嘉莎˙克莉絲蒂（Agatha Mary Clarissa Christie）1934年出版的作品歷經八十五年依舊不衰的經典地位由此可見。

現在很多電影都會打上「懸疑」兩字當宣傳，就連《解憂雜貨店》也被歸為懸疑片，本片自然也不例外，但推理、劇情曲折、結局出人意料、恐怖、倒述等都不是懸疑，「懸疑」是「期待某件事情發生時的懸念和疑惑心理狀態」，這在《觀音彌陀下的鬼影幢幢～血觀音》的註釋裡有詳細說明。但從這個現象可以發現，起頭給個疑問、中間劇情曲折、最後才導出結局的「類推理」，是現在大眾作品的重要風格，而這樣確實很能增加觀看樂趣，同時也可吸引觀眾「置身」到故事裡，參與故事的行進，隨線索的增加一起推演事件的真相，而不再是以「旁觀」的角度觀看一齣流水帳——讓觀眾置身到故事裡一起思索、發展，而不是聽作者單向講故事，是現代主義很重要的創作理念。

「類推理」成為習性，絕對跟偵探及後續的間諜、警察、犯罪、尋答作品興起並廣受歡迎有關（克莉絲蒂的銷售量即僅次於《聖經》和莎士比亞，但她比莎士比亞晚生了三百年），推理作品有很多寫作技巧，在這裡要探討的是三個觀念。

一、古典（本格）推理的絕對理性。西方國家向來重視現實現象和科學方法，東方民族則重視神秘境界和直覺靈感，就古典推理來講，它必須是絕對理性的，全部需能以科學和事實做合理且圓滿的推演與解釋，甚至連自由心證都須避免，務必證據齊全使嫌犯無可辯駁。所以，從犯罪方的犯罪動機、整體做案計畫、執行過程，到偵查方的發現線索、拼湊整併、反推全案，都需環環相扣。精采複雜的推理作品還會包含犯案之前與現場就故佈疑陣、偵辦過程雙方仍持續鬥智（犯罪方故意引導錯誤辦案方向、罪案仍繼續發展；偵探方拋出刺探求證、將計就計、攻破心防）、非犯罪人的涉入生出枝節等，使案情更加撲朔迷離（註一）——但這些因素無一不是現實裡的事實，沒有託夢、求神問卜、絕世高人、超自然經驗等神秘因素，否則破案關鍵就不是靠邏輯能力，而是神力，因此它是絕對科學的（易容術是最大的例外）。

二、新推理和類推理的多元化。隨著現實主義被打破，越來越多的推理作品也不再純粹只提供破案推理的樂趣，它們會加入社會/法律/正義/心理、科學/化學/醫學、歷史/民俗/傳說/考古、幻想/冒險、變態/恐怖等元素，以及更現代的非完全寫實寫作技巧，成為新推理，譬如《門的另一面》（The Other Side of the Door）、《佈局》（The Invisible Guest）；或者和以上類型互含成為類推理（這也就是為什麼現在片子動輒冠上「懸疑」的原因），譬如《國家寶藏》（National Treasure）、《達文西密碼》（The Da Vinci Code），香港的《寒戰》也是頂級之作。新推理的內容因素更為豐富，口味也更能符合現代人接受訊息的多元需求，但不變的是必須回歸現實的理性原則，否則就會變成「神秘故事」（Mystery fiction），在此「神秘」並不是指超自然，而是指不可思議性的神秘感，它的邏輯不見然全建立在現實的事實上，在英美，推理故事被歸納到廣義的神秘故事，但細究起來，對現實的認知立基差異頗為迴異。

三、正義大於真相。雖然古典推理旨在提供推論與破案樂趣，並不承載道德，但《東方快車謀殺案》卻一反當時的書寫習性，深刻的思辯探究真相和維護正義到底誰重要？如果兩者衝突時應當如何抉擇？（註二）主角赫丘勒˙白羅（Hercule Poirot）開始時是以絕對嚴肅剛直的形象出現，透過右腳踏到屎左腳也要踏一下以求平衡、要求他人將領帶打正、說出「世界不是對就是錯」的話，來呈現他的硬漢特質。可是後來，當他發現這樁集體謀殺案是肇因於一起司法無法還當事人公道，乃至因而牽連枉死許多人的報復行動時，他卻陷入痛苦的迷惑。最後他做了一個測試，這些人的行為真的是受到良心的指使嗎？他將槍給了主謀，告訴所有共犯，殺了他一切真相就會隱沒，但主謀卻選擇一人承擔所有責任然後飲彈自盡，讓案件隨著她的死亡而結案（槍裡沒有子彈）。白羅致此領悟「正義並不是非黑即白」，因而選擇說謊幫他們集體開罪，而代價是自己承受名偵探隱瞞真相，說謊為嫌犯脫罪的終生良心矛盾。（或者，他已經解開這個矛盾了？）

最後談的是本片的推理劇情被普遍認為弱於舊版，本片雖然有114分鐘長，但要交代一位偵探對十三位嫌犯的訊問，確實會有不足，同時佈局也有缺失，開演三十分鐘後才進入主題，亦即花了四分之一的篇幅在做前面的鋪陳，但卻忽略了交代一個重點：多年前的那樁司法案（這是終極的犯罪動機），以致這條線索是後來才浮現的。此外，火車脫軌被困在大雪的荒山中形成與世隔絕，在沒有辦法對外取得資料的情況下，白羅能一一指出嫌犯的真實名字和身分，因而還原一個共犯結構也是有點「神」。

大眾作品除了閱讀樂趣外，也不能失去人性的省思，這樣才能保存它的溫暖與價值，本片之所以令人震撼並流傳不已，也是這個原因。

註一：因為推理包括這麼多的面向與細節，所以創作時應該先完成整體的脈絡與故事，再以倒述、插述的方式呈現，而非邊寫再去邊想如何發展劇情和設定結果。

註二：這使我想起《奇蹟男孩》（Wonder）裡一句諺語：「當在正確與仁慈之間做抉擇，選擇仁慈。」( When given the choice between being right or being kind, choose kind.）——美國作家Dr. Wayne W. Dyer.

偵探追究的是真相還是正義？～東方快車謀殺案（林金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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