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日記 004
心聲
The Voice
十三歲的安
星期天早晨，洗衣店人滿為患。「It’s full-house!」老闆娘大喊，我從來未見過她如此不耐，平時總是笑臉盈盈的老闆娘，難得表現得如此焦急。洗衣機全佔滿了，我滿臉愁容地追在她屁股後跑：「那我該怎麼等？」我問：「我知道有很多人在排隊，我可不想插隊。」
「那一台。」她往後方一指，一轉回頭便去張羅成疊的待洗衣物了。
靠窗第一台洗衣機的計時器上寫著『13分鐘』，我坐在它對向的粉紅色塑膠座椅上，癡癡望著圓形窗口裡轉動的衣物。成排的金屬盒子凝重地咀嚼肚裡的衣裳，各色布料泡在水裡，滾動著泡泡。人們在擁擠的社區洗衣店進進出出，聽著Podcast、讀著報紙。在那排銀色箱子後，站著一張架子，架上堆著一疊書。我湊身上前，是疊又舊又破的類型小說，其中夾著一本《安妮日記》。
我拾起書。想讀《安妮日記》很久了，它卻未曾以這樣的方式出現在我眼前。我當然二話不說地回應了它的召喚，抱起書再次回到粉紅座椅上。才翻開書頁，讀不到幾行字就動容了。如此真誠的文字是在書架上難以見得的，多數的書寫都是有目的的書寫，而安的文字是傾心掏肺的思想。第三篇日記裡，安自我質疑，她自問為什麼要寫日記，「誰會對一個13歲女中學生的日常感興趣呢？」
1942年6月20日星期六，安並不知道什麼事將降臨到她身上。當然，她已經知道猶太人所遇上的麻煩。1933年三月德國國會選舉，希特勒被任命為德國總理，反猶政策也立刻展開。身為猶太人的安一家人也從法蘭克福搬到了荷蘭。1938水晶之夜後，希特勒發佈新法令，「猶太人戴上黃色六芒星、繳交腳踏車、不許搭電車、不許開車、下午三點到五點不許購物、不許上戲院和電影院、不許在公共場合從事運動⋯⋯但我們還是照樣生活著。」
1942年六月，安寫下第一篇日記時，數十座集中營已遍佈歐洲。德軍佔領了荷蘭，他們一家人動彈不得。她的生命危在旦夕，但她秉持著希望，持續書寫，期待在戰後出版。即便安難逃一死，文字卻留存了下來。在她日期不詳的死亡以後，這本日記被交到安的父親手裡、公開出版、被學者研究，並列為世界經典。
1942年6月20日星期六，十三歲的安懷疑自己的文字，不知她的聲音是否有價值。然，在自我質疑的聲響劃過腦門之際，她追隨了心中書寫的渴望，寫下了真實。
紐約移民故事
三月時，我到華爾街參加 Pen Parentis 每月第一個星期二的作家聚會。那天邀請了三位以移民為主題寫作的女作家，其中北義移民的詩人Marguerite Guzmán Bouvard朗讀了詩作《Trieste》，表達對家鄉的愛；菲律賓裔詩人Sarah Gambito的詩集《抵達》（Delivered）更是直接以「移民」為主軸概念，討論美國移民的角色與生活，而巴勒斯坦裔女作家Susan Muaddi Darraj寫作以家鄉為背景的短篇故事。
Susan的父母早在1967年便移民美國，但她自小常隨家人回到巴勒斯坦村落。早期作品以書寫美國巴勒斯坦移民為主，隨後將重心轉向移民抵達美國以前的生活。她的新作《奇異之地：家鄉的故事》（A Curious Land: Stories from Home）便是透過悲劇愛情故事，書寫英領時期、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建國等時間點的民間生活。
我在台下聽著，想著我們來到紐約，卻還是說著自己根源的故事。又是為什麼要來到這裡呢？我一直記得，在起初決定要搬到紐約時，哥哥對我說：「妳想要成功妳不能恨自己的家鄉，我所知道成功的藝術家都是愛著自己的土地，以它為基礎，在外發揚自己的土地的。」
紐約是一個移民社會，有經歷獨裁政權的海地移民、經歷大屠殺的盧安達學生，有家園被圈畫成以色列國的巴勒斯坦移民。要比傷痕，我真是小巫見大巫。我猶記起初剛到紐約時，人們深能體會我搬到紐約的理由，讓我倍感吃驚——那個答案是：「我在躲離童年創傷。」
說也奇怪，這樣一個因「離開」而成立的城市，反而有股讓你正視家鄉的魔法。當滿街的人都習慣差異，對文化背景不帶刻板印象，你也更能坦然面對自己的根源。我來紐約以前，寫的都是流浪四海時風花雪月的故事，到了紐約，才開始書寫臺北、寫父親、寫童年、寫母親、寫祖父母。那又為什麼要到紐約呢？簡直矛盾得好笑。
才想著，詩人Sarah Gambito在台上這麼說：「有多少人都用各種方法保持緘默。但是，如果你可以大聲說出——你的真相。那就大膽地說出來吧！至於作文需不需要關乎社運、涉及政治，你還是要寫那對你最重要的事。沒有人能告訴你你應該要寫什麼。就像，有時最具革命性的詩可能是愛情詩。」（註1）
我一聽，頓覺一語驚醒夢中人，深深受到鼓舞。正是因為我們坐在這裡，說自己的故事，我們的聲音——才能被聽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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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因政治迫害而來到紐約的移民，更多人把紐約看作希望的靶心。1967年夏天，Patti Smith 剛生下的寶寶已送去給人寄養，她搭上公車從紐澤西來到曼哈頓。二十歲的Patti一毛錢也沒有，她第一晚睡在紅磚地板上，再睡到打工書店的廁所。1969年，她和Robert Mapplethrope搬進惡名昭彰的崔兒喜飯店。頭幾年窮得不得了，然而離開保守的家鄉是一必要。來到紐約是她當時成為藝術家的唯一希望。
幾乎同期，另一位在崔兒喜飯店遊蕩的狂誕青少女——Eileen Myles，也是來紐約「當詩人」的。他們知道，紐約會包容他們的「聲音」。Eileen在1981年出的一本詩集就名為《來自一個平凡女子的年輕新聲》（A Fresh Young Voice From the Plains）。她的代表作《Chelsea Girl》記載著一切青春狂事，那和前女友的現任女友還有她的前女友——四個女同志同住一個屋簷下的過往；也寫在家鄉麻州酗酒的父親。書中一篇文章「1969」這麼開場：「別強迫說一個不想被說的故事。」
（註1： “So many of us are in silence in so many ways. I feel if you can just speak… your truth… If you can just say anything, just do it! In terms of activism or political writing, you’ve got to do what is right for you. Nobody can tell you what you should be writing. Sometimes the most revolutionary poem can be a love po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