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象徵的魯迅，他的元配妻子卻是舊社會的犧牲品......

許多人不知道魯迅其實有位原配妻子──朱安，雖然她是魯迅的妻子，但卻是有名無實，花了大半輩子在服侍魯迅之母，卻得不到魯迅的關愛。

本書為朱安完整傳記，作者通過走訪後人、實地勘查、整理史料……等，追溯朱安69年的人生軌跡，讓我們依稀聽見一位舊時代女性的無聲之聲。

●披露魯迅婚姻與生活諸多鮮為人知的生動細節。

●多幅實地拍攝照片和手繪佈局圖，提供更直觀的體驗。

●收錄朱安之書信及照片，大多珍藏於北京魯迅博物館，其中有些從未發表。

●附朱安家世簡表、魯迅家用賬、救助魯迅遺族與藏書的報導等珍貴史料

不知是從哪一天起，朱安發現大先生的神情發生了某種變化。中秋節的時候，大先生和女學生們一起喝酒，在朦朧的醉意中拍打一個個女學生的頭；又某晚，大先生替借住在家中的許廣平剪頭髮……她第一次發現，一向冷峻的大先生竟然也有柔情的一面。而這，都是因為一個新女性的出現。

察覺到這一點，朱安的內心肯定有種說不出的落寞。而魯迅這方面，內心也經歷著前所未有的掙扎。魯迅對於女性的看法一度是萬分悲觀的。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他在女高師文藝會上發表題為〈娜拉走後怎樣〉的演講，指出娜拉離開家庭後的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還有一條，餓死了」

據俞芳回憶，曾有不少人勸說過魯迅放棄朱安：「當時大先生的朋友、學生們都是經過『五四』運動洗禮的，大多思想進步，特別是孫伏園、章川島、常維鈞等人，思想都很解放。他們都曾勸過大先生，有的直言不諱地說：既然沒有感情，就送她回娘家，負擔她的生活費，這是很客氣也很合理的辦法，何必為此苦惱著自己，和她一起做封建婚姻的犧牲品呢？」

確實，在對待婚姻的問題上，魯迅跟同時代知識份子如胡適、陳獨秀、徐志摩等相比，都要更為徬徨，更為矛盾。在巴金的小說《家》中，覺新身為高家的長子長孫，不得不犧牲掉個人的自主選擇，按照家族長輩的意思走進婚姻生活。「接受了新思想，卻生活在舊式的空氣中」—這正是魯迅那一代人命運的寫照。然而，就拿魯迅和胡適來說，他們的做法也不盡相同。作為「五四」時代名噪一時的新人物，魯迅與胡適的婚姻都是全憑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是地地道道的舊式婚姻。但胡適與江冬秀的婚姻，在「五四」時期，曾經獲得社會上各種人物的贊許，特別得到許多舊人物的恭維，被認為是舊式婚姻中罕見的幸福的例子。對此，胡適在寫給好友胡近仁的信中曾有如下表白：「吾之就此婚事，全為吾母起見，故從不曾挑剔為難。（若不為此，吾決不就此婚，此意但可為足下道，不足為外人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遷就，以博吾母歡心。」胡適出於對母親的孝心，對江冬秀的同情，奉母命成婚。這一點與魯迅並無不同。但他於婚後又「力求遷就」，極力表現閨房之愛，強以恩愛的外表，來掩飾無愛的內心，這魯迅是絕對做不到的。

魯迅的矛盾在於，他決定陪著無辜的女性做一世的犧牲，可同時他又不願意遷就朱安的那些缺點，不願違心地表示「虛偽的溫存」。當然，可能也因為這是「母親娶來的媳婦」，礙於母親的情面，考慮到母親的感情，他也很難有所決斷。二十年的時光，他就這樣帶著壓抑痛苦的心情步入中年，心理承受著巨大的煎熬，也把自己逼到了一個死角。但也許，就是在這樣的困境下，反而能獲得轉機。在一九二五年寫作的〈傷逝〉中，他反反覆覆地念叨著「新的路的開闢，新的生活的再造，為的是免得一同滅亡。」正如小說的主人公涓生，他的內心在苦苦地掙扎：

一九二五年的魯迅，內心交戰著。「他」曾想到「她的死」，不想被「她」捶著衣角，一同滅亡。雖然他馬上萌生了一種罪惡感，自責而且懺悔。但畢竟，他曾希望過「她的死」，在心底裡宣告了「她的死」。

我們知道，最終促使魯迅「向著新的生路跨進第一步去」的人，是許廣平。經歷了女師大學潮、三．一八慘案後，魯迅對女性的評價明顯發生了變化。在發表於一九二六年四月的〈紀念劉和珍君〉中，他寫道：「我目睹中國女子的辦事，是始於去年，雖然是少數，但看那幹練堅決，百折不回的氣概，曾經屢次為之感嘆。至於這一回在彈雨中互相救助，雖殞身不恤的事實，則更足為中國女子的勇毅，雖遭陰謀秘計，壓抑至數千年，而終於沒有消亡的明證了。倘要尋求死傷者對於將來的意義，意義就在此罷。」這意義，不止是證明了中國女子的勇毅，而且也讓魯迅重新認識了女性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