綿延三代的獄外之囚—《春日的偶遇：白色恐怖、我的阿公黃溫恭與家族記憶追尋》

說來有趣，知道張旖容這位作者並非因白色恐怖或社會運動相關議題，而是她開設的臉書粉專「我的玫瑰花」，一個紀錄跨文化伴侶生活事跡的粉專。或許受到已故音樂人作家鄭華娟影響，我從小開始就對跨文化伴侶或夫妻如何相處的文章很有興趣。不過她跟此類型的女作者不太一樣，她把男性伴侶稱為「玫瑰花」，這不太像一般台灣女性會給對方的稱呼，我感到有點好奇，便一直追蹤下去了。從粉專文裡面，不難體會出作者的熱情、堅毅與快樂。只是沒想到，給人開朗自信形象的她，居然是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後代，經歷他人難以想像的痛苦。

書名叫《春日的偶遇》，「春日」有兩層意思：一者是作者外祖父黃溫恭醫師生前最後工作地為屏東縣春日鄉，排灣族人的世居領土。二者是作者探訪阿公故居的時間，恰好也是在春季。關於黃溫恭的蒙難，十年前出版，許多作家合著的書籍《無法送達的遺書》已經略為提及。只是當年閱讀的時候，心中被受難者與家屬們的哀愁情緒所渲染，沒有仔細爬梳這些遺書的來歷。本書透過作者努力不懈向政府爭取與上窮碧落下黃泉的追尋，終於弄清楚阿公波折重重的一生，以及他進入地下組織，以至於被國民政府誘殺的始末。

這本書如作家胡淑雯、吳曉樂所寫之序文提及的一樣，是很不好讀，讓人不快，也很複雜的一本書。我所謂複雜，並不是兩位作者的文字讓人困惑（事實上作者文筆很簡潔），而是它挑戰我們向來黑白分明的世界觀。因為許多白色恐怖的受難者，不是某些人標榜的「冤枉」、「無辜」受難英雄，他們確實參與了反政府的活動，其中一些人甚至是「中國共產黨員」。在中台對立情勢日益鮮明的現在，他們的立場看起來還滿尷尬的，或者該說令人不解。因此，閱讀當下，我很需要調整自己的角度，回到四五零年代的時空，去體會時人何以這樣選擇與行動。剛好以前讀過評述一些本省籍卻持「左統」立場的老作家，像是郭松棻、陳映真等人的資料，讓我稍微比較能理解當時某些知識分子的認同路徑。我不確定黃溫恭是不是也是類似的狀況，但那時身為一個有知識有能力的本地人，恐怕很難贊同國民黨的所作所為。任何有益於改變現狀的掙扎與反抗，大概就是他們的選擇了。只是在當時美蘇兩大冷戰陣營的國際大環境下，這些人的行動猶如螳臂擋車，被國民政府輕易地瓦解了。

有一部分讀起來個人感覺很毛骨悚然，就是國民政府捕殺黃溫恭等人的過程。像我輩沒有經歷過白色恐怖的人，很難理解為何長輩對政治保持著很詭譎的態度，時常三緘其口，又動不動就以極黑暗態度揣測政府的決策等。書中黃溫恭被捕前的惶惶不可終日，以及選擇「赴死」的經歷，讓人很能體會五零年代情治單位組織之運作日趨嚴密，當局狡詐狠辣的計策，以及上位者天威難測的判決。先是收緊網絡，輔以「自首」政策讓人以為還有一線希望，再來個甕中捉鱉，一網打盡。是不是有點像同時期中國正在進行各種「反」的政治運動？老K跟老共，果然真是系出同源呢。

另一個令人感受複雜的部份是，如果沒有經過覺察與療癒的話，受害者很高機率會成為下一位加害者。許多關於白色恐怖受難者與其家屬的訪談與紀錄，都提到他們的創傷給親族如何巨大的負面影響。作者母親也不例外，為了讓孩子符合她腦中的「求生信念」，她幾乎斬斷了母女親緣，母女之間，僅存猜疑與憤怒。不過透過作者追索阿公遺書這項行動，母親從「無父」的冰封狀態解凍出來，作者與她之間似乎也找到了適當的距離得以共存。

作者一開始書寫的是怎麼追索阿公的遺書，當時是馬政府時期，顯然不是太好的時機。我相信過去如果有跟公家單位打交道的經驗，應該很能夠同理作者在期間遇到種種挫敗，以及會相當佩服作者那種不屈不撓的毅力。但話說回來，滿值得玩味的是，作者何以有這麼強的動力？大部分人不是忍辱吞聲，就是選擇遺忘，日子總得過下去，何必頻頻回頭看？協同作者林傳凱問過作者類似的問題，張旖容寫說當下她失語、僵化，完全回答不出來。我想到的是在某些集體活動裡面，發聲最大的、倡議最激進的人，如果不是另有目的刻意為之，通常是他內心傷口正在發作。我們長大以後的發聲或行動，最想拯救的，往往是小時候那個無能為力的自己。作者後來在書中回答，她是為了記住身為受難者家屬的一切，讓家族與社會肯認這件事。然而我更認同胡淑雯在序中說的，她是為了直視像美杜莎一樣的母親，才選擇追尋阿公這條途徑，而她終究也找到了回望母親、阿媽與親人的方式。

兩位作者花了一大部分的篇幅解釋代間遺傳創傷的效應，這部分我自己深有體會。雖然不是政治因素，家族中也有「不曾存在」（而非「缺席」）的人。這位不曾存在的人，家人不太提起他，可是前後幾代人生命的困頓，對內在情緒的無法覺察與無以名狀，刻意保持的沉默，都是因為他的消失而起的。留下來的人，往往受困於消失之人遺留的創傷，以及因應創傷而生的生存機制。張旖容之家族又加上更複雜的國家暴力，與社會環境羞恥感的傷痛，家裡面的環境是更加陰暗而混亂的。不過藉由作者這麼有能量的行動，這個系統得以出現某一些正向的轉圜。除了作者在書裡的婚紗照，「我的玫瑰花」裡她與伴侶、孩子溫暖的紀錄，都使我相信，受難者也有幸福的可能。

本書依然留下許多疑問，值得我們仔細思考。像是即使每年都有相關紀念活動，但許多人仍舊否認、忽視戒嚴時期的國家暴力受害者，他們的身影很難進入公眾視野，就算進入也會被貼以某種標籤或顏色，那該如何是好？更加困難的是，這些受害者在當時並不是完全「清白」的，我們如何理解他們複雜的立場與抉擇，而不至於被當年國民政府「清剿共匪」的決策全然說服？還有，於今中國威脅始終揮之不去的態勢下，我們如何兼顧「國家安全」與「民主自由」，不至於像從前為了國家而無止盡的犧牲個人權利？或者為了個人權利反而讓社會陷入危機，變成犧牲更多的人？到目前為止，我仍然沒有明確的答案，或許真的很需要大家的集體智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