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對於主流二戰史的挑戰—《鄰人：面對集體憎恨、社會癱瘓的公民抉擇》

文／楊・格羅斯（本書作者，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教授）

二十世紀的歐洲經兩個男人之手被塑造成形。阿道夫・希特勒和約瑟夫・史達林為我們帶來了極權主義——就算極權主義不是他們發明的，也是由他們全面施行的。

要想清楚認識極權主義真正的毀滅性，光用已經發生的事去衡量遠遠不夠，我們還必須看見那些未發生的事情，用一位作家的說法便是：「未被寫出的書的數目」。除此以外，還有未被想到的想法、未被感受到的感覺、未被完成的作品、未能自然終結的生命。

極權主義的政治方法與其政治目標一樣，會使社會徹底癱瘓，而這些政治方法中最引人注意的，便是對憎恨（resentment）的制度化。服從於史達林或希特勒統治的人們總是受到慫恿而敵視對方，彼此間的敵意就如獸性的本能一般。社會中任何細小的裂痕最終都會迸裂為鴻溝，任何對立情緒都會不斷惡化加劇。曾有一度，城市與鄉村對立，工人與農民對立，中農與貧農對立，兒童與父母對立，青年與老人對立，不同種族之間相互對立。祕密警察慫恿人們公開指責彼此，前者的隊伍靠著這些衝突而不斷壯大：「分而治之」的意圖昭然若揭。

此外，由於政府開始進行社會動員，並要求公眾遵循國家支援的制度和規範，人們逐漸在不同程度上與政府共謀，鎮壓了他們自己。

極權主義統治者還在他們所征服的疆土上實施了一種新的侵占模式。結果就是，如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所寫：「納粹最早的幫凶和助手，真的不知道他們自己做了什麼，也不知道他們在和什麼人打交道。」事實證明，歐洲的各種語言中沒有任何一個詞能準確地定義這種關係。「collaboration」（合作／通敵）一詞——令人不快地與敵人勾結合作之意，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語境下才開始使用的。鑒於武裝衝突、征服、戰爭、占領、鎮壓、領土擴張，以及伴隨這些行動而來的後果史不絕書，你可能會好奇，二戰期間德軍的占領現象到底有何不同於尋常之處，竟能催生出一個新的概念？對這個問題的全面性回答，要從一系列德國占領的研究中尋找。戰後，幾乎所有歐洲人都表現出對與納粹進行任何形式接觸之極度反感（毫無疑問，這種反應是出於自利且往往欠缺嚴謹的思考）。「要想準確計算遭到『戰後報復』（postwar retribution）的人數，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即便是根據最保守的估計，也至少多達幾百萬人，即先前在德國占領下人口的二至三％」，伊斯特萬・戴阿克（Istvan Deák）在最近一項研究中表示：「對有罪者的懲處五花八門，從戰爭最後幾個月裡的私刑，以至戰後的死刑判決、監禁或苦役，不一而足。此外還將『通敵』定罪為『國恥』，剝奪『通敵者』的公民權或對其施以罰款。另外還有一些行政手段，如驅逐、員警監督、剝奪他們在某些地方旅行或居住的權利、撤職、剝奪退休金權利等。」捷克作家海達・科瓦莉（Heda Margolius Kovály）在其沉痛的集中營回憶錄中這麼說：「在這場戰爭中，沒有人真正倖存。」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歷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所有歐洲社會在二十世紀後半葉的政治結構和命運，而波蘭受其影響尤為深刻。正是在一九三九年前波蘭領土的問題上，希特勒和史達林首次結成同盟（蘇德於一九三九年八月簽署的互不侵犯條約包含了一條瓜分波蘭的祕密協定），之後一場惡戰才在兩者間逐漸展開，直至其中一方徹底覆滅才得以告終。波蘭因此遭遇了一場史無前例的浩劫：近二○％的波蘭人口死於戰爭及相關因素。這個國家失去了其少數族群——猶太人死於大屠殺，烏克蘭人和德國人因戰後國界變動或人口遷移而離開。所有領域的波蘭精英急遽減少。戰爭接近尾聲時，超過三分之一的城市居民失蹤。五五％的律師、四○％的醫生，以及三分之一的大學教授和羅馬天主教神職人員死亡。

一位富同情心的英國歷史學家曾將波蘭稱為「上帝的遊樂園」，但在二戰期間，「惡魔的屠宰場」之名或許更合適。

我將要講述的這個故事內容之厚重，在我看來與這本小書的篇幅完全不成比例：一九四一年七月，東歐一個小鎮裡一半的居民謀殺了其另一半居民——不論男女老幼共計一千六百人。在這個故事之後，我將會在許多不同主題的語境下詳細描述耶德瓦布內（Jedwabne）的殺人犯們，這些討論都將圍繞一個主軸進行：二戰期間的波蘭—猶太關係。

首先，亦即最重要的是，我將這本書視為一次對於主流二戰史的挑戰，這即是說我假定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戰時歷史——一種歷史是屬於猶太人的，另一種歷史則屬於屈服於納粹統治的歐洲國家的所有人民。考慮到波蘭猶太人的數量之多及其所占社會空間範圍之廣，戰時的波蘭歷史顯得尤為不可靠。

二戰前夕，波蘭擁有世界上第二多的猶太人口，僅次於美國。戰前，約十％的波蘭人民自我認同為猶太人——無論是因為他們信仰猶太教，還是因為他們的母語為意第緒語。近三分之一的波蘭城市人口是猶太人。然而，歷史學家們竟然認為波蘭猶太人所經歷的大屠殺只是一起特殊的、獨立的事件，沒有對波蘭社會造成直接影響。人們也仍然普遍認為，在波蘭社會裡，只有一些「社會邊緣化」的個體與猶太人有密切關係，例如那些專門敲詐猶太人的「敲詐者」（szmalcownik，指二戰時期德據波蘭那些敲詐勒索試圖逃離的猶太人的人）或「人渣」（scum），或是那些向猶太人伸出援手的英雄。

要在這裡詳細討論為什麼這些觀點站不住腳，似乎不太合適。甚至連浪費些微口舌來談這件事都是沒必要的。畢竟波蘭三分之一的城市人口被抹殺的災難，是波蘭現代歷史中極其重要的一頁，這點已然毋庸置疑。無論如何，你根本不需要掌握任何高深的方法論或知識就能立刻明白，當一個小鎮上一半的波蘭人口謀殺了其另一半猶太人口時，我們所面對的這起事件毫無疑問就已推翻了「兩個民族的歷史鮮有交疊之處」的觀點。

本書讀者必須牢記的第二個要點是：主流分析認為，維繫戰時波蘭—猶太關係的是一些外力，即納粹和蘇聯人。這個觀點就其本身而言當然沒錯。納粹分子和蘇聯人的確曾在他們各自在戰時占領的波蘭領土上發號施令。但是我們不應否認在占領者的嚴管下，波蘭人和猶太人的關係中也存在著自治動力（autonomous dynamics）。在那段時間裡，有很多事是人們原本就能做到的，也有很多事是他們可以事先規避的，更有些事是他們根本不必去做卻做了的。由此，我會將一九四一年十月十日在耶德瓦布內鎮上誰照誰的命令且做了什麼，都細細道來。

眾所周知，希特勒和史達林在一九三九年八月簽署了《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其中的祕密條款劃定了兩位獨裁者在中歐的勢力範圍。一個月後，波蘭的領土就被第三帝國和蘇聯瓜分了。耶德瓦布內最初被劃在蘇聯的占領區，直到希特勒進攻蘇聯後又被納粹「接管」。蘇聯紅軍自一九三九年九月起占領了半個波蘭，此後蘇聯對這塊土地展開為期二十一個月的統治。因而我認為，主流史學對在此期間的蘇維埃—猶太關係的觀點和分析，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值得我們反思和質疑。不過，這裡也不是討論這個問題的地方。我們只需記得，根據目前的刻板印象，當時猶太人似乎和蘇維埃占領者有著特別親密的關係。曾有傳聞稱猶太人不惜犧牲波蘭人與蘇聯人勾結，因而在納粹進攻蘇聯期間，在一些從布爾什維克統治中解放出來的波蘭土地上，可能曾經爆發過極為可怕的反猶情緒，彷彿是對納粹這場進攻行動的回應。因此，我意圖探明發生在蘇聯占領時期（一九三九年九月～一九四一年六月）耶德瓦布內小鎮的歷史，與日後隨即發生的一切之間是否有所關聯。

耶德瓦布內大屠殺還涉及了史學上關於此時期的另一個傳統觀念——猶太人和共產主義之間存在著一種互惠互利的關係。因此，這起事件也進一步觸及了以下兩個議題：戰後波蘭社會（或者說整個東歐社會）的廣大階層內反猶情緒的出現，以及猶太人在東歐史達林主義的構建與鞏固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我在後文談及此研究的資料來源時，會先開啟簡單的討論，也會在本書的最後幾章回顧相關問題。

「為何惡魔在這座小鎮裡橫行？」——1941年的炎熱夏日，波蘭耶德瓦布內小鎮裡一半的居民謀殺了另一半居民。

暴力的陰霾籠罩了整座小鎮。

鎮上的猶太人像狼群中待宰的羔羊，他們被棍打、溺斃、砍頭、焚燒……然而這一連串殘忍的暴行並非出自人們熟知的「納粹」，而是擁有真實面孔和姓名的波蘭人，是這些受害者過往所熟識相交的人們：他們的同學、朋友、向他們買牛奶的人以及在街上閒話家常的人——同住在小鎮裡的鄰人。

「大多數是年輕男人，他們非常享受抓捕和折磨猶太人的過程。」

「暴徒們拉著手風琴、吹著笛子，來掩蓋婦女和孩子的尖叫聲。」

「那些劊子手愈來愈興奮，殺人的節奏也愈來愈快、愈來愈瘋狂。」

「儘管事發之後一片慘狀，他們還是搜刮死者身上的財物，因為據說猶太人會把值錢的東西縫進衣服裡。」

證詞、證據、凶手、殺人動機……參與犯罪的隊伍隨著真相大白不斷擴大。

作者耗費數十年抽絲剝繭，展開比偵探小說還懸疑迭起、驚心動魄的歷史解謎！

人類現代史上公認的受害者「波蘭人」，原來也是屠殺的加害者？！

在面對和你敦親睦鄰的朋友同學、老師校長、鞋匠花匠或理髮店老闆娘……那些走在路上都會忍不住停下來閒話家常的親密情誼，是怎麼在一夕間消失無蹤？那些親密的鄰人們又是如何心甘情願地成為拿著斧頭棍棒的劊子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