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毛澤東思想是集體智慧的結晶」與寡頭專制

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這組詞出現的頻度很高。從字面理解有二種意思，一是從改革開放起始點算起，已經有了40年。二是將改革開放作為一個過程，至今已持續了40周年。比如1861年開始的洋務運動，距今已經157年；但洋務運動只持續了35年。那洋務運動157周年，就是前一個意思。改革開放40周年則是後一個意思。

40周年夠長了！已經占了中共執政一多半，比前30年多了10年。一個歷史進程要麼因失敗而結束，如洋務運動因甲午戰敗而結束；要麼因達到目標而結束，轉入實現更高的目標。如新文化運動以成功發起「五四」運動建立起國家主義而結束。改革開放40年之久仍在持續中，說明其既沒有達到目標，效果不佳；又還沒完全失敗，還有待時間來檢驗。

但無論如何，改革開放40年足夠重要。對中國和中共都很重要。以中國而論，改革開放實現了經濟的騰飛，中國與世界的交往廣泛而密切，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國民物質生活水準得到極大提高，有了一些自主權利；以中共論，因改革開放而重新獲得了較大的合法性，維持和加強了其統治。

然而在40年之際應該熱烈慶祝之時，中國經濟和社會卻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巨大困難和內外壓力，改革開放已是「強弩之末」。失望和悲觀籠罩著整個中國社會。在此之時，以不同角度來回顧改革開放的歷程，辨析哪些政治人物及其政治決策及行動起到了何種作用，是很有意思也很有意義的一件事。

在我看來，中共對毛澤東的政治遺產的處理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改革開放的可能高度，決定了改革初期以鄧小平為主的寡頭專制，和為權貴資本主義的滋生提供了溫床。

在遭到西方侵入後，中國近現代選擇了建立更強大更集中的權力來應對外部的挑戰。最終，毛領導的中共借助於列寧式的政黨組織模式和西方的技術，進一步加強了專制權力，以此來抵禦西方勢力的侵入和消除西方思想對中國的影響。相應的，中國也從郡縣制轉為了党國制，以黨組織為依託來統國治國。實現了「政教合一」，國家領導人完成了「君師」一體的融合，同時擁有政治權力和思想權威；消除了宗法家族，將政權延伸到了農村基層社會。党國制更加強化了傳統的大一統格局，使得專制得以再次升級。党及其領袖對國家和社會控制的範圍和深度大大拓展。党的領袖的權力大大超過皇權專制的皇帝所擁有的權力。而毛是這一歷史進程的代理人、完成者和最具象徵意義的歷史人物。

毛成功地將馬列主義中國化，打通了馬列主義與中國土壤之間的關節，讓中共在中國落了地，如魚得水，就如古希臘神話中的安泰，從此獲得生生不息的力量。就此而言，毛是中共党國制的總建造師，或如中共所言「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是中共唯一加「締造者」尊號的党和國家領導人。中共為了奪取政權，不惜將毛推上神壇，以利用民眾或顯或隱的盼望救世主或「真龍天子」的傳統心態來凝聚力量。而這讓毛取得了在黨內唯我獨尊的地位，可以唯所欲為。他自詡為「和尚打傘，無法無天」。而其它老一輩革命家對他無可奈何。他的神主地位可以「挾民眾而令官僚」。因而，毛的治下是獨裁專制。這讓廣大「幹部群眾」和老一輩革命家都付出了巨大的和慘痛的代價。

毛的統治以「階級鬥爭為綱」，造成一系列人道和政治災難，經濟民生凋敝。中共的統治合法性被大大削弱，民怨官怨頗深，已難以為繼。毛去世後，才有機會改正他的錯誤政策。但對中共來說，毛居功至偉，即便認為他後來犯了再多再大的錯誤，也不能全部否定。除非它願意放棄權力。

所以，以鄧小平為首的老一輩革命家對毛及毛的政治遺產採取了總體肯定，部分否定的策略。完全繼承了毛時代的党國制，從整體上高度肯定了毛澤東思想，而拋棄了毛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策，轉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將毛的錯誤大部分推給林彪、「四人幫」集團，並用慣用的「辯證法」將所謂的毛的晚年錯誤與「毛澤東思想」切割開來。進而將毛澤東思想界定為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又是智慧，又是結晶，當然評價很高。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稱，「全會一致同意華國鋒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所提出的決策，現在就應當適應國內外形勢的發展，及時地、果斷地結束全國範圍的大規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幫』的群眾運動，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稱，「因為毛澤東同志晚年犯了錯誤，就企圖否認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價值，……。對毛澤東同志的言論採取教條主義態度，以為凡是毛澤東同志說過的話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這兩種態度都是沒有把經過長期歷史考驗形成為科學理論的毛澤東思想，同毛澤東同志晚年所犯的錯誤區別開來，而這種區別是十分必要的」。「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於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我黨許多卓越領導人對它的形成和發展都做出了重要貢獻，毛澤東同志的科學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所謂「中國共產黨集體」，就是指鄧小平、陳雲等老一輩革命家，後面緊跟「許多卓越領導人對它的形成和發展都做出了重要貢獻」，說得明白。這個論斷相當重要，它是中共元老集體分享權力和改革開放集體領導制形成的歷史依據。其潛臺詞是中共的政權是老一輩革命家集體打下的。既然毛澤東思想是中共奪取政權的指導思想和法寶，而「許多卓越領導人對它的形成和發展都做出了重要貢獻」，所以大家理應當分得「一杯羹」。

廣為傳聞的陳雲對毛澤東的評價，「建黨他有份，建國他有功，治國他無能，文革他有罪」，雖未有看到有官方文獻證實，但符合「毛澤東思想是集體智慧結晶」的論斷。還有文章披露了陳雲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對此的解釋，「如果說中國共產黨是毛主席締造的，那麼李大釗陳獨秀怎麼說，所以只能說他有份；在座的建國都有功，但沒有他老人家的功勞大」（陳雲評價毛澤東，《渤海學刊》1993年第3期）。這話也沒可證實的出處，但符合實情。不用懷疑，為了神化毛，老一輩革命家或多或少將自己的創舉和貢獻歸功於或讓渡給了毛。

以「在座的建國都有功，但沒有他老人家的功勞大」來衡量，毛在世時獨享權力當然不公平。而毛去世後，其它元老才得到他們應有的那一份。不僅如此，還瓜分了毛去世後留下的最大一份。毛的嫡親沒有分得一份。當然，如果元老們的後代在改革開放中也沒有繼承或借用權力的話，這也沒話說。但話說回來，以毛「治國無能，文革有罪」而言，也說得過去。因為沒有過去那樣明確的功爵及承襲制度，但實際上還是論功行賞與子承父蔭，就成了一筆糊塗賬。

這就是40年改革開放的起點。通過對毛澤東思想，毛的遺產的繼承和分割，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陳雲等中共元老為輔的集體領導，並在江胡時期成為制度。相對于毛時期的獨裁專制，這就是寡頭專制。寡頭專制較之于獨裁專制，因為有一定的權力分散和相互制衡，可能沒有獨裁專制決策有效率，但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獨裁專制的任意妄為，避免給人民和國家帶來巨大災難；有相對積極的一面。

而另一方面，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和經濟的增長，寡頭專制及其隱性的權力世襲，也成為滋生權貴資本主義的溫床。以權力尋租巧取豪奪國有和民有資產大行其道，極大地損害了公平競爭和經濟績效，阻礙了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使得人們喪失了對改革開放的熱情和信心。

回過頭來看，從現實政治考慮，改革開放伊始中共對毛的遺產的評價和分割是穩妥的，有利於國家的大政方針從政治鬥爭轉向經濟建設。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仍然固守毛的政治遺產，維護党國制，堅持黨對國家的絕對領導和不進一步放鬆對社會的控制，不繼續深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就限定了改革開放所能達到的高度和不能釋放更大的經濟活力。當達到政治體制所能提供的經濟改革空間的極限時，改革開放就陷於停滯。只能做一些事倍功半、詞澡華麗，故作高深、花樣百出、與民爭利、騙取民心的微操作。

而寡頭專制又無法克服它所滋生的大量腐敗，也使寡頭專制和集體領導難以保持穩定。不進則退，這就為重新回到獨裁專制提供了可能。

2018年12月26日

江上小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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