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愚蠢將我們推入困境，為什麼它無法將我們拉出困境？－威爾・羅杰斯
監管失敗
銀行在解除設置分行的禁令之後開始大肆擴張，這個時候其實政府正不知不覺地提供兩項補貼
- 存款保險
- 大而不倒的隱性擔保
銀行自己在衡量可以得到政府多少補貼的時候會有兩項標準，第一，規模標準，當銀行規模越大的時候得到政府隱性擔保補貼的價值越高。
第二，負債對所有者權益比例標準，對銀行或是政府支持企業而言，自己擁有的資本越少，代表槓桿越高，那獲得安全網的補貼價值也就越高。
所以就銀行的角度而言，他會做出兩件事，首先，積極地擴大自己的規模，當銀行規模越大，能影響越多人，他就越不能倒，第二，不自願的投入大量資本權益作為資金來源，因為既然錢可以用借的，那何必用自己的錢下去冒險呢？兩個綜合起來的行動就是，銀行開始透過擴大債務來積極擴大業務規模。
這時候能向銀行規定企業股東投入足量資本的規範也被《政府支持企業法》所綁架，《政府支持企業法》支持提供住房與城市發展的借款義務，還允許政府大規模舉債去履行這些義務。
例如提供房地美、房利美（兩房）只要有2.5美元的自有資本就可以持有100美元的住房抵押貸款，剩下的97.5美元可以用超低利率借入，而兩房將這些債券打包之後發包出去給商業銀行購買，這時候政府又說因為是兩房所發行的證券化商品，所以商業銀行只要有1.6美元的自有資本就可以持有100美元的兩房證券化商品，因為這些商品間接享有美國政府的隱性擔保。
商業銀行購買了住宅抵押證券化商品之後又發現了新的商機，銀行把住宅抵押證券化商品當作高品質的擔保證券與其他等級較低的債券打包，再度證券化，即擔保債務憑證（CDO），擔保債務憑證對銀行來說可說是一項利器，因為住宅抵押證券化商品對外部的吸引力不足，這時藉由打包就可以讓資產活化，到2006年時，CDO的規模高達5,000億美元，是2004年規模的500%。
銀行的另一項武器就是信用違約交換（CDS），簡單來說就是銀行或是保險公司給出的承諾，承諾在信用違約事件發生的時候，保險公司會提供本金的保障，就是債務的保險。所以兩項武器合在一起就會變成以下情況：
一家銀行創立了擔保債務憑證，該憑證持有次級貸款予次優及住宅抵押貸款作為基礎資產，然後銀行又與一家AAA級的保險公司簽訂信用違約交換作為債務的保險，那麼從監管的角度出發，這些被擔保的債務憑證視同為AAA級處理。
這裡容易被誤會的是，資產證券化這項發明導致了次貸危機，但是我們在看這項危機時還是應該回歸到“基礎資產”的風險，如果基礎資產的風險低，只要一點點資本就可以覆蓋損失，不然就是在資產證券化的這一條鍊子上有一方的資本足以覆蓋損失，如果這兩點都無法做到，危機發生時，就只能像多米諾骨牌一樣，看著它倒塌。
多米諾骨牌，牽一髮而動全身
著火了，政府趕著提油救火
政策制定者眼睜睜的看著危機爆發難道都沒有作為嗎？有的，他們提了三桶油來救火
- 將監管工作外包給評級機構，例如：穆迪、惠譽、標準普爾
- 評級機構作出精準評級的動機本就不足，決策者的政策更弱化了這一動機
- FED的貨幣政策，鼓勵購房者承擔更大的風險
一個擔保債權憑證要被視為AAA等級，就必須要靠評級機構認為是AAA等級，但是這種外包的評級機構其實具有利益衝突，因為獲得高評級的債券發行人可以用更低的資金就會獲得優惠待遇，發行人會要求三大評級機構在發布評級之前，提前告知，哪一家給出的評級最差，發行人就不選那一家。
評級機構的動機本就有利益衝突了，政府在2006年又發布了“反降級”(anti-notching)規定，釋放政府鼓勵承擔住房抵押貸款風險的訊號。最後配合寬鬆的貨幣政策，讓人民更願意承擔風險，可以說是標準的提油救火型選手。
在商言商，一切都是利益
次貸危機是政治交易的結果，政府想要拿到選民的支持、解決社會問題，銀行想要積極擴張獲取利潤並讓政府提供隱性擔保，而貧困者則藉由寬鬆的貨幣政策保有安身之地，看似完美的平衡之下，一場精彩的博弈就此展開。
當然決策者與監管機構完全理解現在發生了什麼事，他們可以加大管制貸款的條件，也可以提高持有衍生性金融商品的資本要求，從而停止這場賭局，但是在商言商，又有誰想拿著一個針去戳破一顆氣球呢？
如果說次貸風暴有什麼能值得我們學習的，也許就是不要期待政客或監管者會為了下一次銀行業危機作出很大的努力，「利益」是每一個時代的共同標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