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俠故事》第一二六期

2019第27屆台北國際書展轟動地落幕了。這一次的書展在各方面都頗受矚目，獲得滿大的聲量與成功。《武俠故事》正巧也在本屆做新的嘗試與轉型，從訪談小說家喬靖夫與其講座側記開始。

因為要打鐵趁熱之故，《武俠故事》暫時從十日刊變成隨意刊（下個月恢復正常10、20、30發刊）。本期先由喬靖夫與乃賴的《殺禪》講座打頭陣，其後，奇魯與梁哈金專訪喬靖夫的文章也會陸續上線。

2019第27屆台北國際書展，喬靖夫帶來《殺禪》重編版——這套小說1997出版，十年後終於寫完第八卷（重編版修整為四部）。2008年喬靖夫推出《武道狂之詩》，2018年卷21完結篇問世。兩部長篇，耗費二十年寫完。喬靖夫的慢，也就慢出了流行小說精品，不僅僅是消費性讀物。他無疑示範了通俗小說的另一種可能，作為書寫者可以跟市場、讀者交換某些價值，而不必全然地屈服。

二月十六日下午四點四十五至五點四十五分，蓋亞文化在書展的黃沙龍舉辦《殺禪》講座，由乃賴擔任與談人（其實乃賴扮演的更近似於主持人的提問角色），題目是：從「反武俠」到政治寓言：《殺禪》的創作歷程。

▉來源：武俠、黑幫與政治

說起《殺禪》緣起，喬靖夫表示自己是成長在武俠的環境裡，「從小就是被武俠包圍。」香港的流行文化在60年代逐漸崛起，70到90年代則是最強盛輝煌的時代，此時有著大量的武俠電影、武俠港劇、武俠主題歌乃至武俠漫畫，喬靖夫深深受到武俠的滋養，很自然地就想要練武術、創作武俠。二十一歲時動筆寫《殺禪》，他認為是受到幾個面向的影響。

其一是，「當時，溫瑞安的武俠在香港正火紅，我讀了《刀叢裡的詩》，非常震撼。裡面寫兄弟情誼，也寫幫會組織，還有許多背叛與出賣。傳統武俠裡寫幫會跟門派，好像是不分的。但幫會應該會有營生的考量，究竟他們是怎麼賺錢過活的，我覺得是重要的。」喬靖夫以為，過往武俠都是文人在寫，難免有道德責任與包袱，總是要講究俠義精神，拯救天下護國衛民，有些現實層面的部分，也就自然被忽略了。

其二，古龍的《三少爺的劍》對喬靖夫也有頗大的影響，除去男人之間的友情與信任外，主要是謝曉峰從至高無雙神劍山莊三少爺的位置走下來，一腳踏進市井生活，變成青樓場所裡沒用的阿吉，「古龍寫三少爺在底層世界的流浪，讓我看見另一種可能性。」要開筆寫武俠小說，喬靖夫就想到自己的角度，應該是從反武俠的方向切入，也就是說，寫一個暴力世界，深入黑暗、殘暴的地下幫會。

再來則是吸收黑幫故事的精華，「我非常喜歡法蘭西斯．柯波拉的《教父》系列，應該看過30多次，馬里奧．普佐的小說版也至少讀了4、5次。」對喬靖夫來說，黑幫不只是黑幫而已，它還能呈現社會的結構，以及政治的情勢，不只是打打殺殺的暗黑國度而已。喬靖夫認為，那樣一個專業的世界組成，如果放在《殺禪》裡，就能讓架空故事的真實感，躍然而生。

此外，兩岸三地的政治情勢，也讓喬靖夫深有所感，其時他很關心台灣的黑金政治，讀了一些書和報導，「對香港人來說，黑道份子能夠競選，還能當上議員，是很不可思議的。」

1989年發生在中國的六四天安門事件，他說：「對97年就要回歸中國政權的香港人來說，是非常大的衝擊，當時很多人都把希望寄託在這樣的民主運動。」在1997以後，喬靖夫也跟其他人香港人一樣，親眼見證香港政客換上的新嘴臉，當他們面對新的空降權力，如何調整、改變自身的姿勢，對喬靖夫創作《殺禪》也有相當程度的影響。

而香港本地在1980年代開始有中國新移民進入，甚至興起搶劫的風潮，「他們從一個異常貧困的地方，來到富有而繁華的現代城市，可以想像很容易會有想要豁命搏賺錢的想法，麥當雄在1984年拍了一部《省港旗兵》，就是在講當時的現象。艾爾．帕西諾主演的《疤面煞星》也有類似的感覺，反正命是撿回來，是沒有成本的、一種非常飢餓的生命狀態。」

如此一來，虛構的《殺禪》世界也總和各種的現實層面，喬靖夫透過大樹堂六兄弟在漂城犯罪世界、地下社會的生存與鬥爭，「我想要寫出複雜的世界觀，探索權力的本質。其實啊，人跟人之間不也存在著權力關係的展現嗎？」

喬靖夫鏗鏘有勁地講述：「而真正的權力是看得見的暴力。權力最原始的樣貌就是暴力。就連社會最小的規則後面藏的全都是暴力。暴力這個詞或許比較負面，大可置換為武力。舉例來說，你違規，警察開單，你如果拒絕，就會遭受國家武力制裁。這不都是暴力？」確乎如此，所謂國家即是能夠公然地對人民施展暴力的巨大機器。

▉去處：偉大、精神與自我

《殺禪》一開始至少重寫五次，每一次重寫的份量應該有眼下《殺禪》vol.01的厚度，寫到中段以後，「寫到漂城裡各種各樣的生活，我才覺得自己真正有作為小說家的可能，有更大的自信，同時確定這是我真正想寫、非寫不可的小說。」

對喬靖夫來說，在真正動筆寫小說以前，縱然主題、素材乃至於整合現實經驗都有了，仍有個關卡要過，「我很在乎有沒有深沉的精神性存在。一本欠缺精神性的小說，是不會令人有重讀的慾望。小說必須有核心的東西，才能讓讀者回望。」

大樹堂六兄弟最主要的三個角色各有各的象徵意義，「老大于潤生取材於毛澤東，代表權力慾。鎌首原是一名僧侶，卻犯了色戒，必須到紅塵裡重新發現自身的命運。他是一名無過去的求道者，一切都只能從現在開始，比較是概念化，完美得不像是人。狄斌象徵情感，他是最有人性的角色，實際上大樹堂的六兄弟之間是靠他在維繫、調和。」

至於為什麼是六人的組合，包含後來《武道狂之詩》也是破門六劍？喬靖夫說《殺禪》初始在寫的時候，本來是七名人物，「寫了兩、三個版本後，我就把第七人拿掉，原因是他比較不鮮明，而且跟六名人物的特性有點重疊。沒有了他以後，戲份的平均安排、特質的表現都更棒，感覺六個人剛剛好。因為有《殺禪》的成功經驗，到《武道狂之詩》也就繼續沿用，應該算是我創作的黃金比例。」

喬靖夫自認，《殺禪》比《武道狂之詩》更重要。首先《殺禪》對他來說，是有決定性關鍵的作品，從此他確認自己是一名小說家。其次，「《武道狂之詩》畢竟是武俠小說，我雖然有意以它顛覆關於武俠的想像，但它確實用了武俠類型此前的元素，也受不少前輩的影響。但《殺禪》不是，」喬靖夫的聲音裡有著滿足與自豪：「它很難定義是什麼類型，那是年輕的我用盡全力，花很多時間摸索，從無法定型的狀態下，到真的圓滿完成，成就感實是無可比擬的。」

但他也坦白地講，《武道狂之詩》比《殺禪》的確在技法和語言上都更成熟，態度也更從容，「年輕時總覺得最偉大的作品都是悲劇，比如莎士比亞，或者馬奎斯《百年孤寂》，全都是悲劇。」喬靖夫笑著說：「寫《殺禪》時，我就想要寫一部超級大悲劇來追求成為偉大。而可能是因為所有悲哀的事情，在《殺禪》都寫完的緣故吧，所以到《武道狂之詩》就變換為，人在黑暗、殘酷的環境還是能找到出口的。」

譬如破門六劍各有各的追求與信仰，有的是友情與伙伴的力量，有的是男女情愛的渴望，有的是師徒傳承的希望，喬靖夫說：「我非常在意原則與精神性。像武當派面對明朝朝廷的大軍襲擊，那就是不屈服的精神。」

他表示，人在複雜的世界，會因為各種需要妥協與放棄，有一次，就會有兩次、三次，不斷下修底線後，終究要失去自我。喬靖夫誠摯講道：「一個人如何在複雜的現代世界自處，有所堅持，不放棄理念，尋找真正的自我，我認為，是人最重要的課題。」也因此，他的小說人物都孤單地在尋找屬於、乃至於創造自己生命的意義。

而關於自我的保存與發現，喬靖夫最後也強調：「每個人的自我當然都是不同的，生命意義也就會是不一樣的。自我這件事從來就沒有標準答案。我相信，每個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