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ce and Symbols in an Age of Decline〉from 《Re-Presenting the City》
Sharon Zukin
1996
本篇為《Loft Living: Culture and Capital in Urban Change》與《The Cultures of Cities》中部分概念的精簡版。
關於城市建成環境問題主要有兩大學派的批判思想。一派認同政治經濟，強調投資在不同資本路徑中的轉換，使得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從一個社會階層轉移到另一個社會階層。另一派支持符號經濟，強調社會群體的表現形式以及將這些群體排除或包含在公共及私人空間之內的視覺手段。
現在的分析都取之兩者，並建立再文化與權力相互滲透的基礎上。這是誰的城市? 這問題也提出了誰有權力進入城市主導形象的問題，當不同的社會群體爭奪進入城市中心和成為城市中心的符號代表權力，通常牽涉到其中的地理戰略。
空間的生產反過來受制於什麼應該讓人看見，什麼不應該看見的決策、秩序與無序的概念，以及審美與功能之間戰略性的相互影響。城市發展了服務經濟，它便同時既傳播了審美衝動，卻又淪為審美衝動的籌碼。一方面人們傾向於鑑賞家的觀點看過去，通過重新改造城市集體記憶來閱讀文化隔閡中的行為。另一方面，人們懷著一種將未來人性化的願望，把藝術家和藝術品看作是後工業經濟的符號。
建成環境的商業文化有從符號經濟中吸收文化資本的特殊方式，它將商業文化轉化為視覺形象並將這些形像傳播到更廣泛的公眾。在商業空間中，公眾同時扮演兩個角色，既是消費者也是觀看者，既是旁觀者也是工作者，既在休閒也被展覽。
接著Zukin考察90年代經濟衰退中紐約城市關於公共空間和符號經濟的看法。
衰退的標誌
經濟蕭條的危機為我們評價城市提供了一個良機：
1. 空間的用途在改變：公司緊縮開支或破產，閒置率升高，房地產業也在尋求適應新的商業建設的變通途徑。
2. 金融危機
放棄市場競爭而轉像具有形象意識的公共場所，城市基礎設施將重點放在專賣店、藝術和食品上。形象在符號經濟中扎下了根，它作為一種過渡手段代表著另外情況下的空白空間的潛在使用方式。1991年9月Al Held的作品在紐約的一家閒置的銀行分部展出獲得成功，這是市中心高租金商業區的核心階段，通過發掘建築物的文化用途來提高其價值，或著暗示了一條最終的命運路線，即沒有租出去的商業空間只能用作符號展覽。
50年代紐約是衰退的四種情況
1. 中產階級的逃離。
2. 大商業機構地區身分的弱化。
3. 消費經驗的標準化。
4. 充當貴族精英對抗策略的對中心發展作為權力格局的重申。
面目清晰可變的空間
清楚的面貌和身分是相互依賴的。空間的形式取決於資本投入和感官依戀。兩者都是空間建設和重建以及那種發自內心深處的身處某一城市或屬於某一城市的情感購買者。幾乎所有城市都使用空間策略來區分、隔離、孤立他者，在城市形式上刻上現代主義清晰的實踐標記。
紐約市的可辨面貌卻是充滿矛盾的實踐。一方面，隔離的趨勢讓位於其他城市更大的多樣性挫敗。另一方面，雖然隔離常常受到社區的抵抗，結果卻是建成各種市場來削弱地區的完整性。
如果城市形象出自於商業空間設計，那麼城市公眾的身分便需要通過在商業公共空間中進行協商來確定，在這類空間裡所有權、工作、消費三者之間相互利用。可從紐約典型的三個層面上來觀察權力和地方風格的所有格局，紐約人在這三類空間中花費大晾的時間，這三類空間分別為辦公樓廊廳、商業綜合區和購物街。
辦公樓廊廳：提供流動人群使用的室內空間，它既不像街道那樣公眾化，也不像辦公室那樣隱密，辦公樓廊廳可以是通道、候見室、公司形象的舞臺。
商業綜合區：個人需要的滿足日益推動公共生活重要空間的建設，這使得情感依賴的中心從家庭和當地社區移位至中央商業綜合區。他削弱了對滿足地方性消費的商業空間的支持，而將力量吸引到更大，更具多樣性也更標準化的消費空間。它驅使消費空間吸引公眾的幻想符號，尤其是有關公共生活的幻想符號。
購物街：在市中心之外，購物街因其所有權的歸屬及雇用形式也體現著生活區居民社會身分與經濟的融合。與前兩者不同，購物街不須確定身分，提供人所珍視的生活質量和公共空間。
經濟衰退的這段時間提供了一個機會使人們能夠創造性的思考這些城市的表徵。如果經濟滑坡已經使宏偉的計畫昂貴得令人望而卻步，現在就應該用不同的方式將文化引入公共空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