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的同事問起我的感情生活。她說她最喜歡聽到友人分享結婚、生子這樣的消息。雖然她目前單身，自己不在那個處境中，但也會被這樣的幸福感染。於是我就順手給她看了幾張照片，關於我的未婚夫、我未來的婆家還有共同活動時的紀錄，其中她看到了張未來婆婆為了聖誕節裝飾的花園照，她卻突然立刻換了口氣，嚴肅起來，很凝重地告訴我：唉唉唉！我看妳可憐啦，以後這個繁重的工作就落到你頭上啦！
我很難形容我一聽到這句話的感覺，因為首先，她的描述與我和我婆婆相處的實際情況不符，其次是，這句話背後有很多的前提，不管是來自經驗（自身的、社會的、主流價值觀的）或者是來自文化對性別的道德原則所影響。
這個情境產生的問題可以很準確地被聚焦在性別的討論，但我想的是另一個方向：我們是否失去了感受幸福的能力和對幸福的想像，引出我這個提問的脈絡是：似乎我們更容易適應現實的限制。
不只是在家庭生活上，在職場上我們或許也很習慣這樣的法則：職場裡就是會有廢材、馬屁精，換到哪個公司都一樣；遇到人際複雜的組織，就會說本來這世上就不會有公平正義、不必然付出與所得成正比；而人生自然如此，你不會得到你想要的，你得到的通常也不一定令你幸福，若能比上有餘、比下不足就算活得不錯了。
幸福因此似乎只是一個空洞的概念，沒有自己的內涵。它只出現在與饑餓的世界比較，我有飯吃，所以我幸福這樣的比較中；它只存在於，別人沒有工作，而我至少有個不上不下的工作，所以我幸福這樣的安慰中。幸福不再是哲學家追尋的可能性：我可以知道什麼？我應該做什麼？我可希望什麼？或：何謂人？何謂人性？
我們習慣了且適應了現實的限制。
我們看到公平正義不能實現、我們看到婆媳相處必定有問題。我們的所見所聞都不斷地在限制我們的想像、限制我們對理想的想像、對幸福的想像、對他人不同處境經驗的共感和對可能性的探索。
其實我們沒有不幸福，我們只是缺乏對幸福的想像。我們決定讓現實經驗告訴自己，我得這樣做才能求生存、我面對這種人就要這樣反應、結婚了就得準備婆家的難搞、社會就是沒有公平正義等等；而適應得越良好的人，就越發自信地告訴後生晚輩，你也必須要這樣才能求生存，否則你就是太天真、太浪漫。因為適應現實良好的人，失去了這些想像的能力才讓自己安然於現實的生存中，所以他也在盡力地勸導（剝奪）別人的想像，漸漸的，大家都變成不再是有立場的人、有理想的人，大家都變成很會求生存，然後不斷通過比較才能察覺自己的幸福的人。
後來我怎麼回應我同事呢？在震驚了幾秒之後，我告訴她：不會啦！你想太多了，我的婆婆不是這樣的人。她為聖誕節裝飾花園，是因為她本來就喜歡裝飾家裡，而且聖誕節是我們期待的節日，那是家人團聚的日子，對我婆婆來說，這不是一份工作，不是婆婆指定傳給媳婦、媳婦後來變成婆婆再繼續傳給媳婦的任務。
我只是想要試著告訴她，任何表象背後都有各種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