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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的悲哀，是所有身在其中的人的悲哀。
我曾經好奇這個系統有多大，離開那裡之後，發現在囚室裡和囚室外其實沒什麼分別，是不是被關在關塔那摩並不重要，我們生活在一個無限廣大的系統裡，同樣是一個有著詭異生命力的、製造恐懼製造敵人的系統，在這個完備的地獄系統裡，任何人都只能向下墜落—所有身在其中的人，無人倖免。
這是這個時代的悲哀，這個國家的悲哀。」
本書作者不過是個公益人，在某日的登山途中就這麼被捕了，那是2014年10月10日，而直到隔年2月14日他才能寫這他稱作情書的記述，而他被抓捕的罪名則是：「顛覆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罪：是指組織、策劃、實施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行為。」說明第二條：「本罪所指的行為無論有無危害結果，只要查明行為以顛覆國家政權為目的，進行了秘密謀劃活動，就構成本罪。」簡單來說，思想犯、良心犯、政治犯，都可以，總之有了這麼個想法，或說，說你有這麼個想法，你就有罪。
相較於馬奎斯的魔幻現實主義，作者創造了：「現實魔幻主義」因為並非從魔幻來交融現實，而是現實交融於魔幻了。審理作者的是三個代表，作者分別用動物的形象代稱，一個是像動物農莊中拿破崙那隻豬的豬代表，一個像是在玩弄老鼠的貓代表，一個又是寡言的記事馬代表，三個代表是整個系統的肢幹而已，畢竟無論在關押處或審理處都有無限的監視器，而監視器後又不知道有多少人多少雙眼睛盯著瞧，這樣是極權國家或是老大哥什麼的都已經老調了，重點是這個機器怎麼運作的正是這本書有幸呈現給我們的。
「沒有共產黨能有你的今天嗎？」
「你不可以有任何自己的東西。」
「你必須服從這裡的管理。」
「這個地方，就是中國的關塔那摩。」
「你應當感到榮幸。」
「隨時可以把你拉出去槍斃。」
「在這個地方殺個把人，這個世界上誰都不知道。」
「就憑你，怎麼可能做得了那麼大的事兒？」
「就憑你，一個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小城下崗女工。」
「我不是一個人。」
「你是一個人。」
這些語句反覆地出現在書中各處，無論是性別歧視、教育歧視又或是各種恐嚇，說起來像家常便飯的日常一般，即便在作者詼諧的文字之中她也特別註明了這是在日後才能有此從容，畢竟，在當下的恐懼是超限的。而這些代表是員警也好是法官也好或是執行官也好，其實都沒有分別，在這個奇異的國家中可以說行政立法司法不是孟德斯鳩或洛克所說的權力分立，反而像是現代宗教般的三位一體，但這豬貓馬與其說是官員，作者所說他們是「作家」則更為貼適。何故？作家需要創作，尤其是小說作家的作品就是虛構。審理的事實一問再問三問都是相同的來回，事實也從來不重要，從來就是試圖從被審問者的口中來去「印證」自己虛構出的想像，而這個想像用作者的話來說，就是「傾國傾城」的。做公益？跑馬拉松？救災？關注偏鄉教育？這些全部都是陰謀的一部份，陰謀論者也都是這樣，總想像著有個大機制在事物的背後操弄，總想像著其實全球有個12人的會議桌在掌控世界的經濟與氣候，這種大建構總是容易解釋所有的事情，就像是蘋果莫名其妙不見了，只要設定一個外星人從四次元來拿走那就說得通了。
但在創作之外，當然這樣的審問有更為現實的考量，也就是在那個時候是基於政治上的需要才抓捕抓捕再抓捕的，這些人並不是要去裁判他們的罪行，而是在政治現況中有需要時用來感動中國的好素材，而那時，正好是香港佔中。但機制究竟如何運作？今日常見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其實這裡的自由仍然是相對於權力的權利形式，但若是中國的「免於恐懼的自由」，那意義更廣泛了，因為這種自由並不相對於權力，因為權力本身就在恐懼之中。他們害怕著大陰謀、大計畫，創作出各種驚駭的劇作，然後再隨意抓些人當作演員強迫他們上戲，用來安撫自身，代表恐懼、領導恐懼、整個系統都恐懼，耗費龐大維穩成本都是要把所有事情掌控在眼皮底下，這就像是強迫症中的排序，如果事物不按照自己編列的秩序存在，那就會焦慮，然而強迫症之所以困擾患者的正是因為患者知道那不合理卻不得不做，所以焦慮，所以痛苦。整個機制都是強迫性的，強迫他人，強迫自己，而強迫症的困難正在於這是無止盡的循環，強迫行為是為消彌強迫想法，但正是在一次次的重複中強化了這個恐懼連結，他無限向下。
「早在你政治這個世界之前，這個世界已經無孔不入地政治著你。國家恐懼已經內化為我們彼此的要求和自我要求—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自己和他人的牢籠，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自己和他人的恐懼。
這不是我自己的恐懼，是我們每一個人的恐懼—是我們每一個人的歷史和現實，與生俱來，躲無可躲。」
離開這個中國的關塔那摩與否對作者而言，甚至說對所有中國人來說實無差別，因為每個人都在恐懼著，牢籠可怕的不是有形鐵製的，而是無形意念製的，那會禁鎖心靈的桎梏才是令人癱瘓的。身處在極權中的每個人，會被絕對龐大的權力籠罩進而包覆最後被同化成為極權的一員，無論有意無意，無論是否有黨職黨員身分，無論抗拒不抗拒，因為每個人都會將整個規則印記在身心上，審視著自己審視著他人，縱然抵抗了，但也是先在地認知到那規則的禁錮力才能予以反抗。這是一個沒有社會的社會，作者如是說，極權國家之中沒有社會，沒有一個相對於國家（state）的社會（society），這個國家中的社會只不過是單純的聚合，複數人剛好都在場而已。而從民族國家形成的想像共同體觀念而言，常常把所有事物特殊化的中國，例如特殊的法治（社會主義法治）、中國式的民主、中國式的市場經濟、中國式的自由，這些都在文化相對論的包裝下掩飾著內裡的不堪與殘暴，同時又在西伐利亞秩序之下成為他國無從干預的內政，在這種共同體的觀念裡中國的特殊性彰顯了，這裡是個恐懼共同體，免去了想像正因為這不需要想像，極權就是恐懼本身，所有人都在這個系統的範圍之中，而由此成為被恐懼連結的整體，沒有個體。
當你在這個系統中還想要談權利：「這是我的權利。」，只會得到這樣的回覆：「在這裡你沒有權利。」權利是鑲嵌在以體制中基於特定資格所賦予主體的某種事物，而這個事物的行使本身就是正當的，因為在這個體制之中正是如此預設著的。然而，中國沒有權利，因為在中國就是全盤的剝奪，穿著的衣物並無從遮蔽其中的赤裸，說什麼基本權自由權還是憲法，都不過是笑話一則，聽聽就好。在這個國家中每個人都是敵人，敵人的煉成並不困難，因為每個人都是假想敵，需要時，就假想，敵人就出現了，這時，偉大的國家再現身排除這擾序的亂源，再次回到四平八穩的每日。這是一個自毀的機制，每日都像吃尾蛇一般無限地吞食自己，說來荒謬，不過這就是現實，一個不遠的現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