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仲敬訪談 080 @ 20200318 論秩序經濟學

負利率就等於是緩慢的資產沒收，是一種預支未來的手段。利息是什麼？利息就是你假定未來會大於現在。那麼負利率就是假定你在未來會一無所有。這樣的預期就是一個寫在白紙上的路徑積分。如果你假定未來會越來越差的話，那麼投資就變得根本不必要了，你等於是預期你所在的那個系統要進入衰敗期了。

冷戰後的世界進入了一個極為特殊的超低利率時代。我們要注意，韋伯說的那種新教資本主義在西北歐的崛起是一個低利率現象。它並沒有在超高利率的東亞崛起，也沒有在利率還算比較高的西亞、東歐和南歐崛起，而是在利率極低、融資容易的英國和荷蘭崛起的。

法國一直到拿破崙三世的時代還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他們看到英國人和比利時人融資如此之容易，而明明是非常富裕、錢也不少、黃金尤其多的法蘭西居然硬是融不起來，充滿嫉妒，然而又無可奈何。最後解決問題的辦法是拿破崙和戴高樂式的，就是國家干預。

但利率再低，也不會低到零利率和負利率的。這種現象是在冷戰結束以後才產生出來的，它是世界歷史上的一個新現象。

超低利率對應著全人類有歷史以來從未有過的全球經濟繁榮。我們要注意，這種事情已經被九零後認為是理所當然的正常狀態，但是在全人類歷史上、全哺乳動物歷史上是極其變態的，違反了人類和所有生物的正常行為模式。從來沒有什麼“普遍繁榮”這種事情，但它真的存在，所以需要一個合理的解釋。

它產生的背景就是，生不如死的勞動力從蘇聯解體以後的俄羅斯和中國湧入世界市場。附帶著還有，印度和第三世界人口大國，原先實行費邊社會主義的國家，突然開放，也釋放出一部分勞動力。但這是次要的，主要就是前社會主義國家，特別是勞動力最多的中國，把它的張獻忠勞動力釋放到市場當中。

這批人的特點是，他們可以接受任何條件，他們可以零工資。為什麼有人願意接受零待遇？答案非常簡單，因為真正的待遇是保障他們的人身安全，也就是秩序。

所以，負利率是依靠誰支持的呢？是依靠奴隸勞動來支持的。奴隸勞動假定，他們脫離了這個體系以後，人身安全都沒有保障，因此他們願意倒找錢購買他們的工作崗位。只有共產主義國家才會有購買工作崗位這件事情。以前只有買官的，買官是為了賺錢。工作的目的一貫是為了掙錢，為了工作崗位而倒找錢這種事情只有在社會完全解體的時候才存在。

從來沒有說是像冷戰結束以後那樣，資本的力量滲透到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把白左看成是血汗工廠、但是對於全世界比白左和歐美人口多得多的人口來說是他們自有歷史以來從未享受過的巨大福利投送到他們身上。在這個時期，利率降低到空前低點，投資和金融泡沫繁榮達到歷史上前無古人的頂峰。

這三十年的貨幣政策是由格林斯潘和他的繼承人製造的。基本上就是，在貨幣擴張的時候非常積極，而在債務縮減的時候非常扭扭捏捏，基本上沒有縮減，虎頭蛇尾地收場。因此，導致了美元輸出和通貨膨脹輸出。美國消費者的購買力是全世界經濟繁榮的核心，美國股市的繁榮使美國消費者的購買力擴張到空前的地步，這幾個因素都是相互綁定的。冷戰以後的美國中產階級，基本上家家戶戶都有股票，美國人沒有儲蓄的習慣。而銀行的利率在低利率時代，比起最糟糕的股票都要低得多。你把錢存在銀行裡面是極其荒謬的事情。而使用現鈔則是跟犯罪行為有直接聯繫的事情。

美國消費者的購買力撐起了世界市場的核心部分。還要再補充一句，美國消費者的額外購買力——不是必需品、而是各種兒童玩具諸如此類的這些可有可無的東西的購買力，支撐起了第三世界的經濟繁榮，連同美國輸出的美元。美元是人民幣的核心和改革開放的核心。在東南亞和世界上的大多數國家，它也是經濟驅動力的核心。只是東南亞的流竄美元能夠驅動的那個社會區域比中國要小得多。

東南亞、非洲、拉丁美洲和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樣，有很大部分的人口（可能是大多數人口）像復活節島上的天主教徒一樣，他們是大部分甚至完全處在世界市場之外的。他們沒有額外購買力，但是他們有可能在流竄美元的誘惑之下離開自己的社區共同體去打工，打工領到了“摻水美元”（即使是比索或者林吉特，其實也是依靠美元支持的，實質上就是“附庸美元”，等於是一種“摻水美元”），用“摻水美元”的購買力去購買東西。

這時，世界市場就擴大了一輪。這個擴大一輪的世界市場，通過幾個波浪，有力地回饋到全世界的金融中心華爾街，支持了華爾街的信用貸款，使得美國大公司和第三世界國家的“強盜男爵”(Robber baron)（“強盜男爵”是十九世紀的說法，按照冷戰後的說法應該叫“寡頭”，像俄羅斯的石油寡頭季姆琴科(Gennady Timchenko)這樣的人）依靠負債進行企業擴張。

隨著後冷戰時代的超繁榮和低利率繁榮，中產階級的福利下滲到無產階級。寡頭公司資產階級的債務擴張在冷戰時代進入中產階級，然後又在後冷戰時代進入無產階級。窮人最缺的是什麼呢？不是食物，西方的窮人從來不會挨餓的，而是跟富人一樣的住房，於是就爆發了2008年的次貸危機。2008年的次貸危機，是金融擴張和債務擴張從十九世紀的資產階級擴張到二十世紀後半葉的中產階級以後、在二十一世紀初葉進入社會底層的結果。

這個擴張背後是誰頂起來的呢？是第三世界的新工人階級和寡頭頂起來的。這些人願意在沒有福利、沒有工會的情況之下享受美元外移給他們帶來的繁榮。零工資和零待遇就對應於零利率。因為他們實際上並沒有達到零工資，所以利率只是非常低而還暫時沒有接近於零。

華爾街的金融家利用了這種現象，但他們並不知道這種現象的來龍去脈。這個繁榮像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工人階級一樣是沒有保障的，但是仍然是他們的列祖列宗從未享受過的好日子。

在他們這一代人，冷戰後的第一代血汗工廠勞動力（這個血汗工廠勞動力就相當於中國和印度的全部人口）突然投入市場，使馬克思和列寧那個時代的資本家從未預見過、從未夢想過的繁榮突然降臨到以美國為核心的西方世界，使得美國的赤貧階級在小布希總統的時代理直氣壯地認為他們應該用那種信用等於垃圾的次貸來住大房子，這個大房子是上海的處級幹部這一輩子都別想指望的。

奧巴馬時代世界經濟體系的真正問題就是：一個依靠美國金融軍事霸權那種羅馬式霸權為生的食利無產階級在美國成長起來了。這個食利無產階級是2008年金融危機的根本，也是川普時代的耶倫和鮑威爾無法縮表的原因。縮表就會迭次壓縮債務泡沫，債務泡沫的最底層就是他們，而他們憑著民主和美國軍團的力量，已經像是乾隆時代的滿洲八旗一樣是不可能動搖的。

由於這個食利集團是如此昂貴的工人，使得美國的製造業喪失了競爭力，導致製造業外移。這使得美國由1950年代的製造業大國逐步變成一個羅馬式的金融軍事帝國。金融家收錢，軍團維持金融經濟。美國內地的士兵提供了強大的軍團，而東西海岸的大城市提供了強大的金融家。東西海岸的白左大城市和金融家，中部的鄉村和小城市產生出來的強有力的羅馬軍團，兩者相互維持，支持了當今世界的羅馬世界霸權。

此時此刻，白左的美國和軍團的美國所代表的兩個美國，由於美國的地理縱深和社會縱深極大，他們大體上是相互隔離的。但他們相互接觸以後肯定會爆發嚴重的憲法危機。川普的產生是這種憲法危機即將出現的先聲。這一切就表現在川普自身的矛盾性上面。川普是打經濟牌上臺的，但他又是一個反全球化的代表，而這兩者是截然矛盾的。

川普要求明碼實價重新計價，正如希拉蕊在競選中說的那樣，這是對美國主導的、美國主要也是受益者的世界秩序的直接攻擊。你不可能又要堅持股市上漲和就業率升高，又要反全球化。這兩者是同一回事。

川普並沒有能夠使製造業回歸。製造業不能回歸的根本原因在於，一個金融軍事帝國的整體社會結構跟一個製造業國家的社會結構是相去甚遠的。它體現在方方面面，包括體現在費拉右派和支田耶所極力愛戴的那種傳統的美國基督教社會及其價值觀難以復活。

這樣的基督教社會和它相應的價值觀，是不適應一個金融軍事帝國的需要的。如果說它現在仍然存在，仍然跟白左平分秋色，那麼正確的答案是，它代表的是羅馬軍團的那一半，而白左代表的是羅馬金融家的那一半。虔誠有德的、像彭斯副總統這樣的基督徒，是美國中部的羅馬軍團戰士。只要他們還在，羅馬共和國就不需要高盧、西班牙和日爾曼的雇傭兵，羅馬就仍然是羅馬公民戰士的共和國，而不是西班牙歸化人圖拉真的羅馬皇帝，更不是日爾曼入侵者建立的征服王國。

但是，這一半從經濟上來講，如果你僅僅按照中國人喜歡的那種GDP演算法，是無足輕重的。它就體現在，彭斯副總統連十萬美元的存款都沒有。屁也不是的處級幹部貪官污吏的小姨子，隨時隨地都帶著上百萬的美元逃往美國，絡繹不絕地來到美國。但是彭斯副總統這樣的人在他所在的地方是混得很不錯的。在他周圍的社區裡面，大家都沒怎麼見識過一百美元的鈔票，住大房子的工人階級也從來不擔心他們會住不起房子。

如果有朝一日中國來的炒房客來到了他們所在的地方，那麼就要排華了。因為這些人會把房價炒得高高的，像是充滿了華人的悉尼和西雅圖的房價一樣，還會把補習班諸如此類的東西帶進來，而彭斯副總統這樣的傳統白人是不高興讓他的孩子去上補習班的。那麼這個時候要不要排一排華呢？為了維持美國軍隊的戰鬥力，恐怕這是不可避免的。

而且，對一個金融軍事帝國來說，勞動創造財富是不真實的，霸權創造財富才是真實的。美國人民不應該「工作了，才有錢」。只要美國軍隊和金融家的體系還在，他們應該無論如何都要有錢。錢並不是對他們勞動的一個獎賞，而是維持世界經濟體系和核心市場以及核心市場聯繫的整個金融市場的必要性。換句話說，美國人必須有錢買東西，他工作不工作倒是次要問題。

不工作的問題很容易解決，我們可以讓馬來西亞人替你工作。但是如果美國人沒有錢買股票，天下就大亂了。早在美國人破產以前，馬來西亞人首先要餓死。所以，馬來西亞人為了讓自己的日子好過，必須讓美國人有錢買股票，即使美國人不工作也行，甚至美國人不工作反而更好，但是美國人必須能夠打仗。這就是當今世界經濟體系的實質。十九世紀的舊自由主義對這種體系是沒有預見性的，也解釋不了。

羅馬城的經濟依靠羅馬的金融家和羅馬的消費者來維持。只要羅馬的金融家和羅馬的戰士仍然在工作，羅馬的消費者就並無工作的必要。如果他們願意工作也是可以的，但是我們需要保證他們在不願意工作或者事實上不能工作的時候，仍然要保持全世界最大的消費能力。保持這個全世界最大的消費能力，主要不是為了羅馬本身，而是為了全世界的利益。

股票市場的崩潰砍掉了美國每一個家庭的股票收入，那麼世界市場要萎縮四分之一，對於像馬來西亞或者委內瑞拉這種級別的國家來說，這樣毫無疑問就會造成國家破產。因此，為了全世界的利益，美國消費能力必須維持住。也就是說，你必須在20%的人口失業的情況之下，保證包括失業人口在內的所有美國人仍然能有消費能力。因此，立刻就放出了相當於美國財政開支四分之一的巨額美元。

這些巨額美元放出來是有依據的。這些巨額美元是在支持美國股票價格和美國消費者的消費能力的同時，把帳單開到了美國國債的擁有者——比如說中國和日本頭上。請注意，主要是東亞人。這一點是很有秩序上的依據的。

羅馬的帳單，你要注意，它主要不是開在西班牙人、高盧人和日爾曼人頭上，而是結結實實地開到了敘利亞人和埃及人頭上。帳單讓東方人來支付，蠻族雇傭兵要由西方人來提供。這是政治不正確、但卻是唯一能夠維持世界秩序的手段，它本身就表明了秩序的梯度。

美國的國債是這個帳單的一種形式。無論是四萬億還是多少萬億的美元，最終在美國國內轉一圈以後，就會從從不存錢、至少是現在已經不再存錢的美國消費者手中，通過金融機構唰的一下流出美國之外，由美國國債的購買者和美國貨物的提供者分別消化，以至於美國市場本身的物價幾乎沒有波動。

我們要注意，對於美國消費者來說，他們並不知道他們已經享受了帝國紅利。這個帝國紅利就體現在：你在美國吃香蕉比在菲律賓還要便宜，在美國吃糖比在古巴還要便宜。全世界所有的商品，在美國都要比在它的源發地更便宜。中國血汗工廠生產出來的產品，成本是100塊錢，國家補貼50塊錢，使它可以用50塊錢的價格在美國出售，使美國消費者可以在美國超市里用比上海便宜三分之一的價格購買中國產的暖壺和熱水器。

這個體系一倒臺的話，所以人都會受到損失。受損失最大的就是中國這種社會體系完全解體的地方，所有人都是毫無權利保障的臨時工。向美國的出口一旦中斷了以後，你除了立刻恢復計劃經濟和種地以外是不會有其他出路的。

馬來西亞和印度要稍微好一些，因為原有的村社和部落的共同體還在，只是游離到城市裡面的那一部分人口倒楣，但他們還是有家可回的。前共產主義國家就是完全無家可回的，相當於奴隸人口。

正是這些奴隸人口，使得接近於零的超低利率和經濟繁榮成為可能。也是他們，使得在經濟危機發生的時候，違反十九世紀自由主義的一切教條，非但不能夠縮表和緊縮開支，反而可以通過大放水和負利率來解決問題。

美國到底輸出了什麼呢？我們要坦白地承認，它輸出的甚至不是美元，它輸出了秩序。美元暗中攜帶的秩序進入血汗工廠，使得“摻水美元”的獲得者得到了包括人身安全在內的各種保障。這些各種保障使他們願意倒找錢購買工作崗位。如果沒有的話，他們就立刻回到張獻忠的懷抱當中。所以，他們為了從張獻忠的懷抱中逃出來，願意支付贖金。這個贖金使負利率經濟成為可能。

我們要注意，西方經濟學的“原子人假定”是建立在這種假定之上的：假如你不工作，人身安全是不會受到威脅的，你隨時可以退出勞動力市場待價而沽。在這種情況之下，經濟學意義上的“理性人”才能夠成立。

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所謂的“理性人”從來都是假定你的人身安全有充分保障，你不用花任何力量和成本來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其實這就是事先假定了民族國家提供的普遍安全。

在封建時代，你的安全是由你的契約保護人決定的。你的契約保護人如果是聖路易，很好；如果他是一個孬種的話，那就不行。同時，如果你沒有一個領主，那麼你的下場是非常悲慘的。沒有領主就是沒有保鏢，沒有保鏢你簡直活不下去。

而民族國家的居民則假定認為，安全應該是免費的，國家免費提供安全。雖然這個其實跟福利制度的免費一樣，只是隱形成本打在了別的地方，但是大家都是這麼感覺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是建立在這些假定的基礎上的，它沒有考慮到張獻忠人口的存在。但是張獻忠人口是實際存在的，因此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所不能解釋的負利率驅動的現代經濟也就相應存在了。

這就是一個很簡單的秩序經濟學的演算法。美國不是一個輸出製造業產品或者金融產品的國家，它是一個為全球輸出秩序的羅馬帝國。它輸出的秩序，在有些地方購買的必要性不是十分迫切；在有些地方不購買的話，你只是稍微窮一些而已；在有些地方不購買的話，兩歲女孩的脖子就會隨時被十八歲的大學生割斷。因此，不同的人購買秩序的迫切性是各不相同的。

我們要注意，極端缺乏秩序的人，就好像是最窮的人願意買最爛的商品一樣，他們願意接受最爛的統治者。波蘭的貴族和法國的貴族就是自己家裡面儲存著大量秩序節餘的消費者。你的貨色比較次的話，人家就要把你趕出去，根本就不會買你的貨。而南京城的居民則是一貧如洗的秩序無產階級，哪怕是有極爛的貨色送到他們門口來，他們也感到不買下來是不行的，更好的貨物我們也買不起。實際情況也就是這個樣子的。

那麼，負利率經濟學在什麼情況下能夠結束呢？當然就是張獻忠人口能夠提供出的逃避張獻忠的最大贖金填滿為止的時候。這個最大贖金的支付達到極限的時候，負利率經濟學就結束了。這個極限，因為它不能用新古典主義的資料來分析，所以你只能大體上憑經驗來分析。現在它離這個極限已經非常之近了。

資本主義是要求市場不斷擴大的，它不斷要開拓新的市場，而生產能力的擴張永遠超出市場擴大的速度，因此它需要定期的經濟危機來淘汰那些錯誤理解了市場訊息、生產了市場不需要的產品的生產者。

現在就是需要一場危機來淘汰在秩序市場輸出當中輸出了市場不需要的產品的那些秩序生產者的時候了。在經濟當中，錯誤理解市場訊息的生產者退出市場，被稱為破產。在秩序輸出的市場當中，這樣的生產者退出市場，一般被稱為戰爭和亡國。這就是為什麼世界總是需要定期的戰爭和國家滅亡的原因。

危機的根本就是，冷戰後的體制產生了大量的負秩序。我們可以準確地說是負秩序，因為他們是相互殘殺的人口。負秩序人口需要的是什麼？需要被征服。滿洲人來了以後，你們誰也做不成張獻忠。負秩序人口的輸入使得秩序出口的商品空前高漲，極其廉價的秩序都可以輕易輸出。因此美國秩序瘋狂輸出，導致了三十年的、在全世界的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巨大經濟繁榮。

然後，雙方的水面漸漸填平。負秩序人口的購買力漸漸消耗殆盡以後，水面接近於填平，這時矛盾和衝突開始激化。川普的政策以及歐洲、日本和所有發達國家的政策，必然是延續它們過去的成功經驗，維持消費能力，進一步實行負利率。然而，負利率所需要的負秩序的、亟需購買秩序的人口已經基本枯竭。

在這種情況之下，以鄰為壑的小動作會引起巨大的衝突。例如，美元攜帶秩序的輸出是冷戰後三十年經濟繁榮的基礎，但是美國必須收回它的秩序成本。這個秩序成本就是，美債購買者要接受美元通貨膨脹，替美國支付隱形的秩序。

但美國本土不會通貨膨脹，通膨的壓力都打在美元經濟區的窪地上，也就是中國。最後，在物價高漲的咆哮當中，中國實行經濟管制，使得中國勞動力相應退出世界市場。像馬來西亞、泰國和印度這樣的國家，分別採取保護本國貨幣的措施，使他們的市場跟全球化市場相割裂。那麼這就是東南亞金融海嘯的全球版。

當時的東南亞金融海嘯還是一個局部現象，現在以全球規模爆發，在全球環繞一圈，像病毒一樣彈回美國，使得華爾街和美國政府現有的救市措施迅速化為烏有。所以，照他們現在的救市措施來說的話，其實是一個以鄰為壑的做法。挽救美國，把洪水放到歐洲和全世界去。這個放出去的洪水轉了一圈以後，要不了三個月又會彈回美國，造成新一波經濟危機。

同時，由於全世界央行的貨幣手段已經比1929年自由主義仍然盛行的時候的干涉手段多得多了，因此他們必然會運用當時所沒有的眾多貨幣手段和金融手段進行干涉。結果是，簡單的蕭條變成了各種複雜的滯漲和經濟衰退。這就是1973年以後出現的情況。

克林頓總統肆無忌憚地把美國的製造業轉移到中國。事實上，克林頓總統是有極大把握的。只要槍桿子掌握在他自己手裡面，金融家放出去的工業就是孫行者跳不出如來佛的手掌，一定會帶著你賺到的全部利潤回到美國手裡面。

最後一步就是，履行世貿組織的所有承諾，實行金融開放。一實行金融開放以後，金融家控制的所有地方企業和地方GDP集團的全部資產，都要像民國初年的那些債券一樣，二折、三折變賣給美國的金融家。於是，克林頓總統的經濟計畫，通過奧巴馬總統的政治計畫，就要取得全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成功。要不是習近平救黨救國，這個計畫本來是可以成功的。

這樣一個美好的故事被習近平阻止了。但是，阻止是很容易的，解決相應的經濟和社會結構的變化卻是很困難的。習近平現在的主要收入仍然來自於外匯。而他像所有的人一樣，不肯捨棄已經到手的財富，除非別人一棒子把他打掉。因此，還是需要有外力和自然力把他一棒子打掉。然後習近平才會走出復辟的最後一步——徹底恢復計劃經濟。

現在的情況就是，相信政府的人要完了。不是說相信中國政府的人要完、相信美國的人就會發財，而是相信任何政府的人都要完。他們所採取的所有措施都無法挽救局勢，只有戰爭才能夠挽救局勢。但是誰也不敢輕言發動戰爭。戰爭是自己來臨的，而不是任何人發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