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現在所生存的這個世界有很大一部份已經脫離不了全球化商業的供應和需求，全球化和台灣住民的「常態經濟」牢牢結合在一起是進入二十世紀後由十九世紀的帝國主義產業鏈基礎擴張而成，這種經濟現象在一百年前是很難想像的。現代資本主義產生以前的常態經濟一般停留在以幾個村落之間的經濟互動或自給自足為主，雖然古代都市早已經有了類似現代全球資本主義的經濟交換模式，但這種經濟交換至多只能擴及周邊不到村落，許多地方除了重要的節慶或特殊的建設需求一般來說並不和都市經濟打交道，就如同清帝國時代的台南府城與現今台南市-嘉義縣交界一帶的關係，除了地主階級有進口都市商品的生活外，常民的日常所需幾乎難以流入鄉間作息。然而近百年來的資本主義發展，已經將全球化的消費與生產都納入到鄉間的生活，各種全球分工的電子產品流入日常生活中，生活在鄉下的老人家可以透過電視關心都市甚至國外的新聞動態，在鄉間生產的農業產品也會經由盤商流入都市的市場或是國外的超市。台灣人在這一百多年間捲入了全球化類型的常態經濟之中，但這樣的常態經濟卻也因為大大超過的生活共同體的範圍而失去控制。
古代的村落常態經濟由於經濟活動範圍並沒有超過常民的生活範圍太多，因此人民是比較有能力去決定自己生產與消費的比例，經濟生產的內容也只關乎當地氣候、資源以及人民的協作默契。這種常態經濟雖然對於我們現在所熟悉的大規模商品生產以及商品的精緻化分工來說都是很明顯的障礙，但在人民的人力、自然資源的掌控上卻能有效的避免資源浪費以及顧及到勞動參與者的個體狀況和意願。然而現代資本主義在這短暫的一兩百年內擴張情況來看基本上是不可逆轉的現象，大多是地方的人們都被迫參與了這個規模空前巨大的經濟交換模式，雖然有些國家的這套經濟模式中得到空前的物質與文化豐富繁榮，但分工體系也可能導致國家長期依賴特定產業，反而扼殺了國內其他產業與人才發展的可能性。又或者全球化產業鏈頻繁的生產分工重組與市場供需大規模的變化也讓各產業的勞動參與者必須在一生的時間裡長期處在各種產業興衰與景氣循環的不安中。
台灣的常態經濟圈的歷史變化可以說歷經了部落鄉村經濟圈，雖然要注意的是東亞的海域交通早在歐洲人來到前就已經有所發展，早期原住民族與日本列嶼、東亞大陸東南部、印度支那半島、菲律賓列嶼等地住民都有過物質交換的痕跡，但就當時的交通條件而言，常態經濟學仍侷限在人類能夠徒步採集資源或農耕畜牧的範圍。台灣全境開始嵌入全球跨域的常態經濟圈還是在日本時代才較為完備，這時台灣人的作息已經脫離不了全球供應鏈的供需，糖米等農業作物成為外銷主力，電力設施、鐵路和新式廠房與農業器具構成了台灣人日常生活的必要裝備。戰後台灣在美國主導的世界體系安排下成為與東亞大陸的蘇聯勢力對抗的前線，在經濟上逐漸脫離日本時代農業為出口導向的生產模式，轉而往勞力代工的民生工業發展，與多日本時代的大城市因應工廠增設需求與工業移民的增加而向外推移，周遭市鎮的農村農地遭工業區取代，城市的體積也比起戰前更增加一倍，加上二十世紀的大眾福利制度和產線改革出現，不論是中下階層平民或中產階級，都可以享受到美國全球化貿易圈內的商品以及參與其中的生產過程，便利商店販賣的進口商品不再是奢侈品，路上隨便遇到的都是美國、日本品牌的國民汽車。可以說台灣人在這個時代享受了資本主義全球化與大眾化帶來的許多好處，但同時也付出了不小的代價，像是都市人口間的疏離、強勢品牌壟斷市場的生產與價格、環境汙染、傳統鄉村生活衰微，以及當中國也加入全球化後台灣必須面對其逆向經濟併吞的危機。當前由於早先的全球疫情和戰爭爆發，加上美國的經濟重整，台灣得以與中國共享的產業鏈中得到稍為的解脫，同時又因為台灣在二十世紀八零年代的科技代工開始有了成果，半導體幾乎成為台灣在新一輪產業重整中能夠在市場競爭的優勢項目，但這仍然解除不了台灣自戰後所面臨的全球化常態經濟必然會產生的各種弊病，甚至成為每次選舉中台灣各路政權攻防的重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