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隨筆〉疫戰回顧 公眾資訊與政府

作比過去國內的衝突及外交爭議，政府都可能在事件爆發之後，具有主導事件、提出反擊、解決方案，或展現出大規模動員組織能力，但病毒爆發則有所不同，甚至是難以界定問題本身為何，病毒是無情的、無形的、具高傳播性的，而其傷亡更可能比戰爭傷亡更高，武漢肺炎病毒，更是有特殊的隱匿期存在，如同要致人類群體為死的般，這類特性使其難以在第一時間點被偵測到發病情形，也因為這個特性，使這個在二零一九發生的病毒，直到二零二零年初，才成為東亞地區所關切的區域問題，若僅依賴政府單方面的介入，更可能增加公家機關染疫的風險，統整過去，全球抗疫的血淚歷程，有效的資訊掌握，小至使個人了解防疫細節、傳染途徑，中則讓民間團體採取逐步組織防疫檢視、儲備醫療儲備，大則讓其他國家官方先行掌握它區疫區疫情、設令先行法規、建立防疫小組，簡而言之，疫情資訊的傳播，將比所有法規措施更為重要、有力，資訊的有效傳播將主要影響整體國家整體於病毒當下，如何偵測、防治、追蹤、治療、分配資源……等動員細節，因此如今有效的防疫模式，必須仰賴社會的群體動員，也因此隨著病毒的衝擊之大，群眾恐慌及公眾懷疑、不信任的態度增加，政府組織的權威性及影響力也必將下降、產生衝擊，因此政府將缺乏大幅的控制力及執行能力，唯僅剩透過掌握疫情資訊的態度及釋出，才一步步可能影響民間、媒體態度及反應，反觀疫病降臨之初，並未主動釋出清楚疫情報告，或因經濟模式而未呼籲公眾警示的各國政府，最終都不及反應突發其來的群聚感染衝擊，如日本的鑽石公主號爆發、及南韓的新天地教事件，及米蘭第一時間的疫情爆發，這些現象都不謀而合地，反應各國政府不如全民動員的反應，無法完全的掌握傳染途徑，及發覺疫情防護網缺陷的能力，最終只得以依靠大規模封區、進入緊急狀態的大規模行政強制命令，如做出最後一搏般，以社會停擺、斷絕絕大經濟活動為犧牲，換取降低病毒交互傳染的機率風險，可以說這些都是該國當局，當初並未正視資訊傳播所付出的巨幅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