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送來兩本關於武漢肺炎的小書，一本是被譽為「西方最危險的哲學家」的齊澤克 (Slavoj Žižek) 的《Pandemic!: COVID-19 Shakes the World》（《Pandemic!》），另一本則是由 Brad Evans 結集成書，彙集不同「公共知識分子」（註一）短文的《The Quarantine Files: Thinkers in Self-Isolation》（《Quarantine》），閱後頗受啟發。於是我決定在其中選取頗為有趣的幾個觀察，加點我的個人看法，在此分享一下。
本來打算一篇文章討論所有的觀點，但寫成後卻發現文章太長，遂決定將文章一分為二，本文是上篇。下週一會刊登下篇。
究竟這些畢生都在思考不同問題的公共知識分子或「大師」是如何思考武漢肺炎這件重大的公共衛生事件呢？
「我本來應該是理髮師」：思考和觀察的暫時性 (provisionality)
當然，在討論這些要點前，我必須提一提 Simon Critchley 在《Quarantine》中的警告：不少人都在此兵荒馬亂時期望所謂的公共知識分子作出某種「批判介入」，透過他們的「理論視角」去「照亮」一下如今這個令人恐懼的環境。某些學者或出版社也或許會想在此時刷一下存在感。事實上，除了我讀到的這兩本小書，以我所知還有下文會提及的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在疫症初期的討論，甚至聖經學者 Walter Brueggemann 也及時出了本小書。我相信類似的書籍或文章將陸續有來。
但 Critchley 指出，我們才不過進入這疫症幾個星期（起碼對歐洲和美國的學者而言），我們是否更應停下來思考（而非急於發言）呢？或許哲學家不應該趁機賣幾本書，而應該嘗試做點更重要的工作：例如，理髮師？我們現在或許最需要團結 (solidarity)，而非理論的建構。《Quarantine》的另一位作者 Todd May 也持類似的觀點。
Critchley（和 May）的觀點提醒我們，以下的討論，是我們在疫症還未完全塵埃落定時的觀察，日後幾乎肯定有修正的必要。現在任何的思考和觀察，都帶有一定的暫時性 (provisionality)。
當然，另一頂頭盔，就是如 Wendy Brown 在《Quarantine》中的提醒：任何的政治啟示都是詮釋，而這些詮釋都必須透過語言、文本和影像去呈現。旁人絕對可以提出不同的詮釋。以下關於法外狀態、社會的另類疫症等等的討論都只是我追隨這些大師的詮釋。對部分不熟悉後啟蒙哲學者，他們或許會對這些詮釋、文本和影像等討論感到不耐煩，但任何謙虛的學人都應有這個自覺，和一種對持異議者的開放性。
讓我們帶著這兩頂「頭盔」，和這些大師思考一下武漢肺炎。
阿甘本的「空穴來風」：疫症、極權與法外狀態
意大利哲學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疫症初期已大力批評意大利政府對抗疫症的措施。阿甘本認為，意大利政府挾所謂的流行病學專家的支持，宣告疫症大流行，並藉此正當化、加劇甚至體制化一個「法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令政府可以嚴格地限制國民的活動，並且大範圍地「懸置」 (suspend) 一個地區中的人的每天正常生活和工作。阿甘本認為，這些緊急措施是「恐慌性、非理性及完全沒有根據」和「不成比例」的：武漢肺炎不過是一種感冒，其威力只是傳媒和政府製造出來的恐慌。最終的目標，只是將這種法外狀態常規化。
阿甘本進一步指出，當反恐漸漸無法支持國家的法外措施時，疫症就可以為這些措施提供一個完美的藉口，甚至作出無限制的擴闊。民眾的恐懼成為這些措施最好的藉口。
阿甘本的批評當然令人想起四十多年前左右，法國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關於生命政治 (biopolitics) 的警告：極權政府會和所有醫學和生命科學並保安機構聯手，假裝成公共衛生和人民的守護者，以保護生命為名，全面滲透並操控國民，由於國家掌控這種無上的權力，它亦因此可以主宰和決定誰的生命才值得保留，並同時嚴格操控並統一化被選上可以生存者的自由空間。同樣令人想起的，當然也包括德勒茲 (Gilles Deleuze) 對「操控社會」(society of control)。
阿甘本的批評旋即招來包括齊澤克在內的不同學者的批評：Simona Forti 在《Quarantine》中指他是「令人厭惡的理論化」(annoyingly theoretical)，齊澤克也質疑各國政府為何要自製政治和經濟上的危機，和這種將抗疫措施視為政府炮製出來的法外狀態，是否只是一種意識形態的條件反射。齊澤克借用 Benjamin Bratton 的觀點，認為我們需要的不是將傅柯等的分析「搬字過紙」，而是尋找一套更能精準地討論這種政府介入的語言。
雖然我認同阿甘本不應該武漢肺炎的爆發視為純粹媒體或政權的炒作，但一下子將他的觀察棄如敝屣卻又跳躍得太快。他的觀察其實不全是杞人憂天：事實上，Eyal Weizman 在《Quarantine》中指出，有不少政府已開始借助軍事上反恐的科技去協助抗疫：一直以來，中情局都有一種針對恐怖分子的「目標鎖定」狙擊轟炸，這種武器透過某些被鎖定的恐怖分子過去的行為建構一個模型，並藉此推測他下一步旳行動。因此，如果恐怖分子 A 和 B 在離開某個戰略地點後在某段公路上向某個方向行駛，電腦就會計算出他們正對美國或盟友構成「即時危險」，無人機就會轟炸他們。換言之，他們被（法外）行刑的原因不是他們已經犯下的罪行，而是電腦推算他們將會犯下的恐怖罪行：這幾乎讓人想起湯告魯斯 (Tom Cruise) 多年前主演的電影《Minority Report》。同樣的技術現正被應用在推算武漢肺炎患者潛伏者的行動，從而阻止他們接觸其他人。
在一般的西方社會，在正常情況下，沒有人會容許政府對公民作出這種程度的監控和推算，但一個恐懼的民眾卻會在當下給予這等科技正當性，容許政府將這些用於前線「法外區域」的科技帶回本土。一切就像半個世紀前猶太裔德國哲學家鄂蘭 (Hannah Arendt) 所預見的一樣。
正如齊澤克指出，不少抗疫的措施某程度上是一種野蠻 (barbarism)，更令人恐懼的是，這些是所謂「有臉孔的野蠻」：我們帶著愧疚甚至同情去執行這些專家給予正當性的野蠻措施。但這無改這些措施的野蠻本質。
除此以外，在應對武漢肺炎時，的確有不少政權乘機收窄公民社會的自由空間。事實上，Cynthia Enloe 在《Quarantine》中已觀察到，各國政府以一種「戰爭」的語言去抗疫，並企圖合理化國家機密化、懸置人權和制止「麻煩」的公共討論等。美國總統特朗普就乘機撤回環保的條例，和以「令醫療系統騰出空間」為由來擴展墮胎的限制。當然也別提匈牙利總統 Orbán 如何乘機奪權。
Rusell Brand 也提醒我們，在危難時，我們的確更易向政權屈膝：政治領袖的民望飊升，我們更多稱呼「首相閣下」而非「Bo Jo」：恐懼是順服的接生婆。
倘若受民主制約的西方政府尚且抵受不住這種抗疫的法外狀態帶來的引誘，那麼難怪香港政府（遑論中國政府）對這種額外權力更顯出急不及待的饞相：身處香港的我們，應該對過去幾天警察如何借「限聚令」濫權濫捕毫不陌生：由怎樣借量度餐桌距離騷擾所謂的「黃店」，到「限聚令」進行「中聯辦式釋法」（即隨時加減字句和扭曲意義），甚至隨便驅散甚至不是四個人以上的市民，因為「我說你犯了（限聚令）便犯了」（但卻又放生明顯違規的親政府人士）。換言之，「限聚令」已經令香港出現了一種法外狀態。
凡此種種，都說明阿甘本（和傅柯、德勒茲和鄂蘭）並非杞人憂天，而是「空穴來風，未必無因」：只要將他的批評放回合適的處境，一切都有先知般的尖銳洞察力。
當然，正如不少批評者也指出，極權與法外狀態並非武漢肺炎帶出的惟一問題。另一個不少學者指出的問題，就是疫症如何揭示我們這個病入膏肓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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