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與中國

1850年，中國與加拿大首次展開接觸。因淘金熱而至加州的中國工人，一路向北來到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省，到了1880年時，已經有17,000名中國人在當地建立了根據地。

當時因應第一波全球化需求，全球都瘋狂建造鐵路，中國工人以每日1加幣的工資工作，僅有白人或其他人種三分之一的工資，並且對惡劣的生活環境鮮少抱怨，很受當時鐵路公司的歡迎。

儘管工資如此，相較中國國內當時惡劣的環境，離鄉背井的中國人依舊源源不斷湧來，1885年，當地政府開始對每一位中國移民，加徵50加幣的人頭稅，甚至在1903年追加到500加幣。縱使如此，依舊無法稍緩中國移民趨勢（當時尚未發明護照，任何人搬到加拿大定居就成了加拿大人），於是在1923年，訂了日後飽受種族歧視批評的的《中國移民法》，直到1947年才廢除該法。

加拿大人對於這段歷史與原住民歷史一直耿耿於懷，即使多年之後，只要有人批評中國，反對者只要立刻以種族主義者還擊，大半加拿大人會立刻閉嘴。這情形一直到孟晚舟事件，中國採行人質外交報復，激起加拿大人民怨之後，才開始轉變。

但為何加拿大外交部始終親中？

這要從當時加拿大傳教士遠赴中國的傳教士說起，當時多數加拿大人除了中國工人之外，對中國一無所知，但是大量傳教士遠赴亞洲傳教，一開始大多聚集於四川與河南兩省。衛理公會在四川，長老教會在河南。

日本學者高島 隆曾經指出兩地加拿大傳教士階級的差異產生不同的影響。四川衛理公會傳教士Endicott（漢名文幼章）來自貧窮家庭，在中國也以對抗貧窮與實現社會正義為目標，建立醫院與學校，其中一家醫院甚至成為當時中國最大的醫院之一。當其在成都開設學校時，吸引了許多年輕的共產黨員加入成為教師，因此後來與周恩來親近，甚至在中國內戰中對抗類法西斯形象的蔣介石。

河南長老教會傳教士McClure（羅明遠）出身自中上階級，同樣建立醫院、療養院與學校，不過多屬於品質較佳的機構，還包括一所給傳教士子女上學的學校，與政府的關係較為密切。

加拿大人當時十分天真，千里迢迢到亞洲既不為經濟利益，也對帝國主義並無興趣，只想一心傳教。根據約克大學歷史學教授Peter Mitchell 的研究，加拿大傳教士並非為商業利益（如開放通商口岸貿易）或建立半殖民地，也不是為了文化殖民（對許多在醫院工作或大學就讀的中國學生後來也不要求信仰基督教），這使得加拿大人在早期中國人心目中的形象，較美國或是歐洲人更優。

例如當時多倫多長老教會派出傳道士馬偕到台灣，目的也在透過教育與醫療傳教，而非為了商業或政治目的，其創立馬偕紀念醫院的精神，至今仍為典範。

當時這些教會（尤其是加拿大聯合教會）在加拿大大學中發起了學生基督教運動（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 SCM），這些人對世界有高度的興趣與熱忱，部分人去傳教，另一部分人則開始建立加拿大的外交政策與組織。

這些傳教士與其子女，以及SCM的人士，後來被稱為Mish Kids。由於當時加拿大對遠東了解甚少，都是經由這些傳教士家庭散播知識，Mish Kids後來不僅成為加拿大駐中國大使，更重要的是，他們紛紛進入國際事務領域，成為加拿大外交部的主要成員，決定了加拿大的外交政策，更在國際組織成為形塑二戰後西方的中國政策主要力量之一。

舉例而言，Queen's 大學藝術與科學院長Skelton被任命為外交部副部長，正值1931年英國發起白人主導的國際關係（英、加、澳、紐、南非），他不僅建構了加拿大的外交體系，更任命人員在華盛頓參與了二戰後國際秩序的構建，其中所有參與的人員都有SCM 與加拿大聯合教會的背景。

Skelton的女兒與哈佛同窗Arthur R. Menzies（漢名明明德）結婚後，她的丈夫也成為加拿大外交部遠東事務的負責人，後來更被任命為加拿大駐中國大使。而Menzies 本就是在中國出生，他的父親J. M. Menzies（明義士）就是加拿大的傳教士與考古學者，是最早辨識中國甲骨文的學者。這些人富有傳教士的精神，相信努力工作，改善窮國的生活條件為天職，懷有自由左翼或是國際主義的精神，素來對中國與中共懷有好感，因此遠在加拿大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建交前，加拿大就已經十分親中。

不過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後，在與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鬥爭的理由下，中共驅逐了大多數定居於中國的加拿大人士，加拿大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幾無外交關係，當時由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佔有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位置，加拿大也依舊與中華民國維持外交關係。

隨即韓戰爆發，加拿大參戰而與中國交戰，兩國關係陷至冰點。直到1950年代末，中國於1958年重啟對加拿大的小麥進口，同時毛澤東發起「大躍進」，因中國錯誤的政策而餓死四千多萬人，中國遂於1960年代向加國大量進口小麥，以稍減糧食短缺，此後雙方的小麥貿易與日俱增，但是加拿大也因此受到雙重壓力，包括來自美國對與中國貿易的限制，與同為大英國協印度的不滿。

儘管在美國的壓力下，加中之間的小麥外交開始發酵，由經濟逐漸邁向政治對話。當時法國在總統戴高樂獨立外交的口號下，要獨立於美國與北約而開展外交關係，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與之建交。中國總理周恩來強調，法國與中國建交的障礙在台灣，必須要封殺任何台灣地位未定論或是兩個中國的可能，而與台北斷絕一切關係，雙方經過協商後，法國在1964年決定與台灣斷交，但是在經濟文化上仍維持往來，是西方大國中首先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者，也是西方大國後來政經分離模式的濫觴，但是並未獲得其他西方大國的跟進。同樣的，加拿大與中國之間的小麥外交也是以加拿大外交獨立的名義為之。

後來越戰爆發，中國支持北越的胡志明，提供武器與後勤上的支援，加拿大因此與中國政府展開對話，最後在前後兩任總理Lester Pearson和Pierre Trudeau的努力下，加拿大已經決定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雖然共產中國形象不好，但是加國政府對於nationalist的蔣介石政府也沒太大好感，所以價值上並沒有太多「投共」的罪惡感。而與中國正式建交的Pierre Trudeau，是現任總理Justin Trudeau的父親，在親中的家庭中成長，也影響了他的親中意識形態。

當時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崛起，西方各國越來越覺得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反攻無望，加上中國在非洲的影響力逐漸增強，要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取代台灣在聯合國陳任理事國席次的呼聲日高，像是義大利等西方大國蠢蠢欲動，所有人只等一個訊號，就要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斷交。

終於Pierre Trudeau開了第一槍，宣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但是他也開啟了西方國家與中國建交的模式，很多人都以為「認知一個中國政策，但並未承認一個中國政策」是美國的發明，其實不然，加拿大更早使用這種策略。Pierre Trudeau和中國建交時，認知（takes note of）一個中國政策，但是並未承認。在加拿大與中國建交後，很快西方大國也隨之跟進，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美國也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並且採用了與加拿大同樣的「認知，但不承認一個中國」的建交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