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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類型劇的成功之外——《誰是被害者》中的隱喻及社會關懷
更新於 2020/06/05閱讀時間約 3 分鐘
《誰是被害者》（以下簡稱《誰》）改編自天地無垠的推理小說《第四名被害者》，全劇以鑑識官方毅任視角為出發，在偵辦連續命案的過程中，意外發現自己多年未見的女兒也捲入了其中。不同於其他的懸疑推理劇，《誰》並非是要釐清「加害者」是誰，而是尋找「被害者」及「下一位潛在的被害者」的過程。
《誰》以連續命案帶出被害者們的「遺願清單」，每一位死者的遺願皆與下一位有所相關，彼此緊密連結。本劇自4月30日在Netflex上架後，於短短兩天內登上台灣的排行榜冠軍。《誰》的成功，除了顯示台劇產製模式的進化外，該劇的核心位置也展現了本土社會關懷以及對邊緣者的關切。
虛構都市與再現：《誰是被害者》中的「平霖市」
《誰》中虛構了一個想像中的都市「平霖市」，而一切的罪惡皆悄然發生在這座城市的陰暗角落。 在拍攝手法上，時常以空拍的方式映照出城市的繁華，如：高速公路上川流不息的車流、四處可見的高樓大廈。與之相反的是，事件的發生地卻都是在那骯髒、黑暗的老舊旅社、廢棄工廠、超收的安養院等。因此，兩者間呈現了一種鮮明的對比關係：從遠觀來看，平霖市就如同其他國際都市一樣，是現代化、繁忙的都市空間；若近觀來看，卻充滿著破敗腐爛的氣息。
《誰》在場景設定與時間設定上兩者呈現高度的不協調感。雖然劇中將時間設定在現代，但在場景卻不斷再現80、90年代的建築及裝潢風格。
這種不協調感也隱喻著，即便城市如何快速的變動更新，卻始終存在著那些未為人所注意的老舊建築。而這些城市角落也呼應著那些不被社會大眾所關注的底層人物，他們所遭遇的痛苦同樣是不為人所知的。
邊緣與中心：社會邊緣者的發聲位置
本劇的製作人湯昇榮曾提到，他過去曾有過一段在地方電視台擔任記者的經歷，而位處於「地方」的視角，使其更加關注不同階層的人的生活。《誰》同樣以邊緣為出發，當死者因其自身的死亡而躍升為「中央」，並得到大眾的關注時，他們的困境才能被聽見。一如房屋代銷業務張聰健，他生前曾試圖揭發公司不法的事實，不僅積極尋求記者的協助，還會到天橋上發送傳單，但血汗勞工的問題卻始終不受重視。直到他去世後，新聞媒體才揭發了建設公司壓榨勞工的惡行。
總監製曾瀚賢在介紹這部劇時提到：「死了之後你那個存在價值，反而被因為大家想要更理解這整個案件的全貌，而用更多的力量一次的理解你。」這是對現代社會的一種嘲諷，唯有透過死亡的手段，亡者的聲音才終能被社會所聽見。
如何正義：法制內外對社會正義的追求
2019年《與惡的距離》就已帶出了在法治社會下，對「正義」的思考，然劇中大都還是集中討論於死刑存廢問題。在《誰》中，則是藉由一個草根性形象的刑警趙承寬，帶出對社會正義追求上的衝突與矛盾。趙承寬本身遊走於黑白兩道之間，他對事件的處理方式不如鑑識員方毅任那般按部就班，而是有著自己一套準則。
在劇中開頭時，趙承寬委託底下的警員偽造「王忠雄事件」的證物，試圖將嫌犯定罪。即便如王忠雄那般罪大惡極的犯人，卻能屢次靠他的關係脫罪，因此「偽造證物」成了維持實質正義的最後手段。這似乎也嘲諷著，在資本主義及利益結構下，維持社會正義並不能只依靠「依法行事」。
小結：「國際化」與「本土化」並存的台劇輸出
自2019年的《與惡的距離》至2020年初的《想見你》，台劇在揮別了2000年初偶像劇的產製類型後，逐步深化故事劇情、強化本土意象，從而奠定了類型劇在台的發展模式。劇中探討到性別認同、血汗勞工、安養院超收等諸多議題，並融入商業類型片的形式中，從而提升大眾對社會議題之重視。此外，《誰》採取國際合作的形式，透過在OTT平台上架，彰顯台灣的故事力在全球化下的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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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聲明與警語：
本文係由國泰世華銀行邀稿。
證券服務係由國泰世華銀行辦理共同行銷證券經紀開戶業務，定期定額(股)服務由國泰綜合證券提供。
剛出社會的時候，很常在各種 Podcast 或 YouTube 甚至是在朋友間聊天，都會聽到各種市場動態、理財話題，像是：聯準會降息或是近期哪些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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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國際女性影展（以下簡稱女影）是創辦於1993年的台灣影展，由台灣女性影像學會在每年十月舉辦，透過國際間女性主題的交流與觀摩，拓展女性的創作視野。此外，台灣國際女性影展是亞洲首個女性主義電影的影展，同時也是台灣僅次於金馬國際影展的第二個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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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或兩個人其實都只是一種狀態，就算你跟另一個人在一起或是交往，會感到孤獨，那你還是一個人；有的人雖然是一個人，但心靈上有家人與朋友的陪伴，反而不覺得是一個人。——《若是一個人》
《誰是被害者》的產業開展意義非常大，既證明台灣能夠做出兼具國際類型結構與在地情感特色的類型劇，又用強大的技術實力證明我們的影像質感高標，加上非常優秀的選角卡司，與相當出色的核心設計（包括命案梗、也包括男女主角的搭檔設定等等），絕對具有讓台劇揚眉吐氣的企圖心與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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