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行政院院會上，農委會主委陳吉仲向院長作口蹄疫疫區除名的簡報，他跟蘇貞昌兩人小時候都在養豬，回憶起當年口蹄疫撲殺那殘忍又無奈的場景，1萬8千戶豬農家庭失業，台灣豬肉產值一夕之間剩下3分之1，陳吉仲原本就清苦的家庭更為此背上500萬債務，看著簡報，兩人難免觸景傷情。
這正是民進黨與國民黨官僚體制最大的差別，國民黨人一輩子養尊處優，而民進黨中，尤其老一輩的政治人物幾乎都是基層出生，他們理解一般人的生活難處，他們懂一般人的喜怒愁苦。
蘇貞昌、陳吉仲是養豬戶，剛升任副院長的沈榮津是農家子弟，一路從經濟部基層公務員做上來，財政部長蘇建榮父親是國小老師，除了教書之外還要種田才能養活一家13口，教育部長潘文忠上任後積極推動性別平權、反對針對服裝儀容懲罰學生、支持教官退出校園，這些作為跟他早年在國小教書的經歷不無關係。在貧富差距逐漸拉開的此刻，除了財富分配之外，無論經濟學或是政治學者最擔心的議題，就是如今能用財富做到的事情越來越多，有錢人不跟窮人讀一樣的學校，不去一樣的醫院，甚至不搭一樣的交通工具，當然交的朋友也完全不同。
當富人的生活圈跟窮人完全沒有交集時，更容易進入政治核心的富人，掌權後自然也不會幫窮人考慮，不是說他們個性或道德上有瑕疵，而是他們完全沒有相關的生活經驗，這會造成至少三種影響。
第一個影響是缺乏理解。例如，去年陳吉仲推動禁用致死率最高、至今無解毒劑的農藥巴拉刈，他父親就曾在稀釋巴拉刈時差點失明，更不用說，待過農村的人都知道使用巴拉刈的長期傷害，許多人因此洗腎、久病纏身，一時想不開就喝巴拉刈自殺也時有所聞，既然已經有了更安全的替代農藥，農委會也規劃了長期時程、補助、獎勵金等等替代方案，那如同其他國家一樣，台灣禁用巴拉刈是理所當然。
結果這樣立意良善的政策，卻在總統大選時被韓國瑜拿來炒作，國民黨立委陳宜民更酸說：「陳吉仲不孝，連一副護目鏡都不買給爸爸。」試問，如果你有老父在鄉下務農，你會希望他去噴劇毒的農藥嗎？不要說護目鏡了，給你全套的防護衣，你願意去噴一次巴拉刈看看嗎？難怪陳吉仲會罕見地說出重話：「反對的人應該自己去噴噴看。」
第二個影響是過於功利。例如，例如讓台灣成為口蹄疫非疫區是蔡英文上任時宣示的目標之一，農委會收集專家建議排定了時程表後，在2018年7月準備拔針前，就有人「很聰明」地向當時的農委會建議，是否等到年底縣市長大選後再拔針，避免拔針後若口蹄疫復發會影響選情。
如果農委會有過多的政治考量，也許台灣從口蹄疫疫區除名至今還遙遙無期，但當時的主委林聰賢也是農家子弟出生，他堅持按表操課，不為政治或選舉讓道，這才有了2020年6月台灣正式從疫區除名的政績，也許這項政績不在選前幫助不到選舉，但卻是實實在在改善了農民的生活。
第三個影響是驕傲自大。如果你觀察出生基層的政治人物，你會發現他們在成功時更多的是在感謝別人，失敗時是在責怪自己。例如這次從疫區除名的記者會上，陳吉仲從前任主委一路感謝到基層同仁，在談到防檢局已故的施泰華副局長「努力從公，在60歲往生」時更一度落淚。
你很難見到政治人物在記者會上花這麼多時間感謝別人，因為對人生勝利組來說，他們一切的成功看起來都是順理成章，他們當然也努力過，但他們來自一個沒有困境、不需要煩心的家庭，所以他們從來不知道能努力也是一種運氣。於是他們更多時候會把功勞歸於自己，而在失敗時怪罪他人，因為他們習慣被配合，當世界沒有照著他的意思走時就是一種錯誤，那失敗當然也是別人的錯。
最後，還是要再強調一次，不是說養尊處優的人就是無恥，只是他們缺乏這樣的生活經驗去體諒老百姓的生活，導致他們對基層的理解只能來自於想像，而這種想像可能是貧瘠的、是何不食肉糜、何不戴護目鏡、何不好好唸書、何不找個工作，是缺乏理解、過於功利、驕傲自大式的。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不可避免的是掌權者更有可能來自於富裕的家庭，於是這種對基層生活的想像力就變得更重要，在民主社會中，透過長時間的觀察，我們可以理解一個人的經驗及生活方式對政策產生什麼樣的影響，以及他是不斷地檢討改進？還是不斷地怪幕僚、怪媒體、怪人民，就是不怪自己？把這些判斷轉換成我們投票的依據，是我們身為公民的基本責任，也是社會進步的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