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醫生之後回家吃藥，家人好奇的問我吃什麼藥，聳聳肩我告訴他們這是我富貴病的藥阿；一個人外表看起來好好的，也沒有什麼應該煩惱的事情，可是卻在吃藥，這個應該是富貴病吧！
我想到醫生看診的時候問我平常有沒有什麼迷信的行為？我則一本正經地回答他我是一個佛教徒。
其實我想醫生和我都知道信仰不是迷信，可是在科學進步的社會主流價值裡面，醫生問我關於迷信，而我則可以意會的回答宗教，這樣的概念就如同我看起來好好的，卻在吃藥，好像強裝自己憂愁一樣。
關於迷信或者富貴病的說辭，都是我們身處在文明裡面的自我調侃，或者對文明的包容：我們覺得信仰還有治療富貴病很重要，可是卻用一種不經意的「罔市」及「罔腰」的概念，讓信仰與富貴病在平常世界的價值觀裡存活下來。
最近在讀余德慧老師的《生命史學》，裡面有一段關於文明、心靈、語言還有文字交錯的段落，舒緩我的富貴病的症狀，他是這麼說的：
與文明或文化相較，「巫現象」沒有精確的語言，沒有制式的習氣，更沒有一成不變的規律。「巫現象」不是巫術，也不是儀式，而是擺脫被文明或文化豢養的束縛，直接把自己置身於「野地」。「野地」是精神的，意味著人必須在生死之間搏鬥，它是行動的處所，人必須小心翼翼地求生存，機敏地保護自己，並且尋求活下去的力量，但也必須與萬物俱亡。與之相較，文明或文化的生活是一個被養在豬欄裡的生活，照著習性的制約，每天三餐，把身體交給醫療保健機構，把生活策略交給專家，依照書本的教條行事，只憑報紙及電視「增長知識」，也就是把整個生命交給文化來殖民。
對我來說迷信有其必要，治療充斥著文明的富貴病也很重要。《生命史學》為我的症狀下了如下慈悲的註解。
然而，「巫」現象永遠只是「指出景象」，而不是累積的知識—一旦「巫現象」成為知識，或為巫醫，或為巫官，或為巫術，都變成虛假的知識。「巫」現象自身是生命的處境，本質上是人類命運劫數的無明，它總是透過一些受苦的人把生命景象的光透露出來，因而讓人明白生命的暗處；對於「巫」現象，也不是信或不信的問題，而是人如何解除文明的遮蔽，而願意自我揭露生命奧秘的問題。
對於理性，巫現象的存在是個令人尷尬又極力排斥的存有狀態，但是，對心靈史的歷史救濟而言，既是生命的存有狀態，我們必須回到現象自身。
在余德慧老師看似說理的文字裡，我總覺得瞥見他的心靈書寫，總覺得他走過我正在感受的現象，雖然余德慧老師肉身已經遠去，可是他所顯透的文字裡，我看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