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家必須是美麗的─《瑪莉娜‧阿布拉莫維奇死後》

就在瑪莉娜的生命開始與烏雷交織在一起時，她不得不從阿姆斯特丹增加一個行程，以示看重來自哥本哈根夏洛特堡藝術節（Charlottenborg Art Festival）的演出邀請。她對《藝術必須是美麗的，藝術家必須是美麗的》（Art Must Be Beautiful, Artist Must Be Beautiful）演出過程的記憶是模糊的，儘管有一份具誤導性、流露出怪異卻堅定態度的錄影檔留存。毫無疑問地，她當時與烏雷的初次相識，以及隨後她將一股腦投入的職業生涯新階段使她心煩意亂。在這份演出的官方錄影檔案中，阿布拉莫維奇赤身裸體地坐著，兩隻手分別握著一把刷子。在不到一個小時的時間裡，她非常用力地梳理她的頭髮，猛拽，拉扯，甚至拔掉它們，同時重複唸著「藝術必須是美麗的，藝術家必須是美麗的」。有那麼幾分鐘，她嘴上沉默，身體靜止，在重新開始那懲罰性的美容程序前，茫然地凝視遠方。相機保持不動狀態，對著阿布拉莫維奇的頭部、頸部和裸露的胸部，這形成一幅清晰尖刻的自我肖像。

但是，這部刻印在行為藝術史上的影片只講述了《藝術必須是美麗的》故事的一部分。這部影片是在阿布拉莫維奇最早的公開演出被攝錄後，馬上於私底下被製作出來的。阿布拉莫維奇渴望見到它的內容，因此立刻看了影片。她感到不高興。儘管她指示攝影師要讓相機保持靜止狀態，只拍攝她的頭部和胸部，但他仍然四處移動，且在要將鏡頭拉回並顯露那小房間內圍繞著她的平庸背景之前，對她痛苦的表情做了戲劇性的特寫。阿布拉莫維奇非常討厭那影片缺乏精確性，以至於她立刻再演出一次，這回沒有觀眾，只有那位受到嚴厲斥責的攝影師，這次他將鏡頭保持靜止。這是阿布拉莫維奇用來再現這項演出的唯一影片版本。

但那最早被搞壞的版本還存在。在裡頭，我們看到的不僅是阿布拉莫維奇演出的小房間─這場演出不像其他場（例如《節奏十》或《節奏四》），這次她沒能好好做舞台管理，因此她想要有被美化後的影像─還加上困惑的觀眾在鏡頭前不定時進進出出。一位觀眾開始用諷刺的語調模仿阿布拉莫維奇：「啊，藝術家是如此美麗。」阿布拉莫維奇對這般嘲諷沒有絲毫回應，而那位觀眾也很快停了下來。

《藝術必須是美麗的》的鏡頭可以重新來過，主要是那公共攝錄的版本之所以縮短，是因為保險絲被燒壞，以致房間裡的燈整個熄滅。因此，兩天之後，阿布拉莫維奇被要求在哥本哈根藝術學院（Copenhagen Academy of Fine Arts）的大廳裡重複這場演出（這已是她為攝影鏡頭演出之後的第三次）。在這裡，在大約一千位觀眾面前，她為這件作品提供了她原本沒想過的戲劇性氛圍。在這裡，她將《湯瑪士之唇》的鞭打元素融入其中。在鞭打自己之後，她坐在椅子上，用鋼刷劈打自己的頭髮，劈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猛烈。這次，血從她的頭皮流出。早些時候，在她演出的當下，觀眾群中有名女子顯然喝醉了，衝上舞台，大喊著：「我知道這裡發生了什麼事。」接著衝向阿布拉莫維奇，抓住她的頭髮。沒人知道這個女人是試圖要保護阿布拉莫維奇，讓她不傷害自己─雖然拉扯她的頭髮是一種奇怪的保護方式─或者，她沉浸在《節奏零》中那般對弱勢演出者的侵略姿態。無論如何，阿布拉莫維奇「拚命地掙脫出」她的攻擊者之手，並繼續演出。

演出結束後，丹麥報紙《Ekstra Bladet》登出阿布拉莫維奇的訪談：「拉我頭髮的女人讓我很生氣，我可以殺了她。她沒有被邀請參加我的符號遊戲。她誤解了一切。因為我並不是受虐狂。對我而言，痛苦和血液僅僅是藝術表現的手段。當我大聲喊出藝術必須是美麗的，那只是一種諷刺。藝術和現實都不一定需要是美麗的。」

若用正統女性主義來解讀《藝術必須是美麗的，藝術家必須是美麗的》，阿布拉莫維奇正在表現出實現社會─及藝術歷史上─美的必要性所帶來的痛苦，並同時諷刺和攻擊它。但是，即使她自己希望這些話具有諷刺意味，或許，我們最好還是定睛在阿布拉莫維奇話語的表層。在這場演出中，她與她的美進行了野蠻的鬥爭，但是，她在裡頭仍然是美麗的，尤其是在將自己製造成女性殉道者這件事上。她當然意識到這樣的效果。瑪莉娜對美的關注一直是強烈、近乎病態的，這始於她還是一個小孩子時，當時她非常鄙視自己的「大」鼻子，以至於她試圖設計一個會摧毀它的事故：她在母親的房間裡旋轉，希望轉到頭暈目眩，接著跌倒，讓臉撞到床柱；如果她達到了這個目標，她希望給醫生一張法國女星碧姬．芭杜（Brigitte Bardot）的照片，做為重建她鼻子的模板。儘管阿布拉莫維奇的藝術涉及痛苦和創傷，但她在某種程度上相信，是的，做為一名藝術家，她在每一天的生活中，必須是美麗的。

烏雷沒有和瑪莉娜一起去哥本哈根，部分原因是因為他沒有受邀演出，另外則是他對夏洛特堡藝術節的女性主義根基沒什麼好感。烏雷是另一種女性主義者，瑪莉娜也是。他們兩人強烈認同這場運動所試圖擺脫傳統─甚至原型─的女性氣質。阿布拉莫維奇從未認為自己受到女性主義所抗議的固定性別角色的威脅。後來，她說：「我認為所有的能量、所有的力量都掌握在女性手中，而且在天生基因上就是如此。我覺得自己與女性主義者完全相反。我覺得我必須幫助男人。」她的母親從來沒有因為女性的身分影響職業生涯。在狄托執政的南斯拉夫，西方式的女性主義似乎從來沒有必要，因為該政權在理論上承諾更激進的平等。在藝術中，阿布拉莫維奇認為女性主義是限制而非解放。與性別或對性別角色的焦慮比較之下，她對性的力量更感興趣。瑪莉娜不贊成吉娜．潘恩的反覆自我切割（一九七五年在蘋果藝廊，潘恩剪了她的嘴唇，做為《軟性和生硬的論述》〔Discours mou et mat〕演出的一部分），某個部分是女性主義對男性凝視的回應。彼時的瑪莉娜這麼說道：「如果你的性生活不理想，那麼一切都將出差錯，然後你做一些事情，就像吉娜．潘恩一樣。而當你重複像她一樣做這些事時，作品便呈現出病態。藝術的信息應當比這更廣闊。」不過，關於如娥蘇拉．科林沁格這樣支持女性主義的策展人和藝廊老闆，以及在哥本哈根這樣的藝術節，阿布拉莫維奇還是很高興能夠完成他們所給予的演出機會。

在阿姆斯特丹與烏雷共度了一小段珍貴時光後，瑪莉娜回到了貝爾格勒，覺得它比之前更像是一座監獄。「我甚至覺得愛讓我無法呼吸，」她說。她避開了尼薩，並沒有告訴他在阿姆斯特丹發生了什麼事。她大部分時間都躺在床上打電話給烏雷，然後忍受她母親針對電話帳單的憤怒。但是，在巴爾幹半島度過的這幾週悲慘冬日裡，她確實自我激勵，為一部關於學生文化中心及其藝術家社群的電影《電影筆記》（Kino beleške）做出了貢獻。該片導演盧茲．貝克（Lutz Becker）得到了最近從紐約回來的左朗．波波維奇的協助。頓妮雅．布拉澤維奇在電影的開頭宣讀了一則聲明：「只要我們將藝術作品從工作室運送到地下室和壁櫥中，像對待死嬰一樣對待它們，只要我們透過私人市場創造我們自己版本的小資產階級，我們的藝術便像是一種社會附件，不能為任何事或任何人提供服務。」布拉澤維奇這一世代的目標是「在精神層面上為新的社會建立新的藝術」。耶薩．丹尼格里談到了他對藝術的期待，他認為藝術不是提供「自由的隱喻」，而是應當「在社會層面上對基本變革有著更深層次的理解和意識」。這樣的藝術「應當拒絕所有神秘、超然和形式主義的特質，這些特質長期以來削弱了社會行動已然脆弱的可能性」。神秘、超然和形式─這些都是阿布拉莫維奇的藝術行動和裝置的基本特徵，雖然她並不屬於丹尼格里所指的以傳統圖像或物體為主的藝術領域。

阿布拉莫維奇於這部電影第一次出現時，她再次演出《藝術必須是美麗的，藝術家必須是美麗的》（就像她在當月的前些時候為荷蘭的電視節目再次演出《湯瑪士之唇》），這一次她以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誦唸口號。這是《電影筆記》到目前為止最具攻擊性和戲劇性的部分。但她第二次出現時，才真正表明了她對南斯拉夫的挫敗感；比起她朋友在理論上蜿蜒的論述，她所展現的挫敗感是更加原始、更具存在主義味道的。她讀了最近才剛過的南斯拉夫共和國國慶日─十一月二十九日（她過去的假生日）─的電視時間表。這是在她墜入愛河和看見超越南斯拉夫國界可能性的前幾天。當然，那節目表充斥著官方的、服從上位的、慶賀式的節目；阿布拉莫維奇以一種緩慢、單調的指責語氣讀著它們，像是享受著那份厭倦。在此同時，螢幕上緩緩流動的畫面是從一輛車上的攝影機拍攝的貝爾格勒冰凍且單調的冬季街道。從阿姆斯特丹回來後，瑪莉娜於貝爾格勒所感受到的窒息感很明顯地不僅僅是因為相思而已。

瑪莉娜對貝爾格勒那狹小的藝術世界失去了耐心和認同。「所有學生文化中心的人、年輕的評論家和我們，基本上就是我們唯一的觀眾群，」她說。「進進出出的就是那批同樣的人。我們並沒有真正融入貝爾格勒的任何文化圈子裡。」那兒只有一個小小的藝廊和博物館，沒有什麼藝術市場可言─學生文化中心的那個肯定不算。絕大多數的藝術品都是由政府的採購委員會收購，通常最終被用來裝飾官僚辦公室。除了像學生文化中心的「新藝術」展覽外，採購委員會有義務從每個主要展覽中購置藝術作品。布拉澤維奇享受在為那些不受歡迎的因素─大眾缺乏興趣，商業壓力，甚至政治壓力─底下做出改變，但這些仍使得學生文化中心的藝術家感到孤立，無法於他們所在的封閉圈子以外的藝術世界中獲得接納。

但是，瑪莉娜嚴苛地認為，如果她的夥伴們停止抱怨，並開始將他們自身和作品都擴展到貝爾格勒之外，他們便可以擁有他們想要的一切。瑪莉娜相信，阻礙她夥伴們的，不是難以解決的社會問題，也不是要進入「更深層次的理解和意識」的困難，而是個很簡單的理由：缺乏抱負。讓瑪莉娜感到特別沮喪的是一九七四年在紐約待了一年的波波維奇，他在約瑟夫．科蘇思（Joseph Kosuth）的工作室製作電影和攝影作品，但最後還是選擇回到貝爾格勒。在瑪莉娜眼裡，他揮霍了可以大展鴻圖的機會。波波維奇認為他必須回到貝爾格勒，因為他需要住在他能夠掌握語言的地方。但另一方面，瑪莉娜憑藉著她極度糟糕的英語發展出另一種優勢：她能夠比大多數母語人士說出更直接、更坦率、更有創意及更有魅力的英語。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不過就是一種普通的舊語言。很快地，她將有幾年的時間不會用上它。

大約這個時候，義大利藝術雜誌《歐洲》（Europa）的封面上出現了一張《節奏四》的照片：裸著身子的阿布拉莫維奇對著工業用風扇傾身。諾威薩美術學院的教師看見這樣的雜誌封面，覺得是個醜聞。瑪莉娜聽說學院的教師們即將碰面討論解雇她一事，所以她先自己辭職，好剝奪他們的樂趣。在南斯拉夫生活不管任何一個層面她都感到被限制，現在她很高興自己能夠從其中一個限制中解脫。

在一通長途電話裡，瑪莉娜和烏雷安排再次見面，這次是在一個跟他們兩人都無直接關係的地方。烏雷建議阿姆斯特丹和貝爾格勒之間的中間點，以及他在一九六八年曾試圖抵達的城市：布拉格。打從一開始，烏雷和阿布拉莫維奇就在概念化他們的關係。就像他們之後的許多演出，這第一次計畫的相遇是在地緣政治和親密的實體空間兩方面都精心編排的會面。上路之前，阿布拉莫維奇買了一本有著共產主義紅色硬皮的空白書，上面印著瑪莉娜．阿布拉莫維奇和烏維．雷西潘這兩個名字。她有一種很清晰的預感，

他們即將一起寫下一些歷史。他們住在巴黎酒店（Hotel Paris），這是一件豪華的社會主義遺物，自一九六八年蘇聯占領以來，每個房間都裝著收音機，因為它們同時做為監聽設備。當烏雷和阿布拉莫維奇做愛時，烏雷將枕頭擠在喇叭四周。這時他們還沒有開始討論該如何合作，但他們已經在進行第一次合作。在高堡墓園（Vyšehrad cemetery），阿布拉莫維奇站在一條長長的綠蔭大道前，兩側是墳墓，她的身子背對著烏雷的相機。她穿著一件厚厚的皮大衣，眼神越過肩膀，帶著一個全然是誘惑性的噘嘴表情，看著烏雷。在下一張照片中，相同的攝影概念，但她距離鏡頭稍遠一些，再次以相同的表情回望。在第三張照片中，她距離更遠一些。依此類推，直到第十二張照片─裡頭的阿布拉莫維奇站在墓園大道的盡頭，整個消失在鏡頭畫面中。在作品結構方面，這是一件冷酷的概念主義作品，但攝影場景和阿布拉莫維奇的舉止使其充滿了浪漫色彩和色情性。他們一定是本能性地知道彼此有更多的東西可以一起探索，因為在布拉格假期的尾聲，瑪莉娜決定搬到阿姆斯特丹和烏雷一起生活。

當瑪莉娜回到貝爾格勒時，她拖延著這份命中安排。「每一天我都準備好要出發，但我就是無法，」她回憶道。她開始了新的行為藝術三部曲，主題是從這座城市和她生命中最剛開始的二十九年出走的儀式。第一件是《解放聲音》（Freeing the Voice），於一九七六年在學生文化中心的四月集會上演出。穿著黑色衣服的阿布拉莫維奇躺在一張小床墊上，頭部向外傾斜，以原始本能般的力量尖叫著，直到她失去了聲音。這過程整整三個小時。這麼做是將近年來她的所有作品內化成聲音：現在她的身體本身就是一項樂器，以及承載聲音的工具。那天也在場觀看的波波維奇說：「在我的生命中，我看過一千場演出。過了一會兒，你就覺得無聊了。但只有瑪莉娜可以經營她的演出作品。這場演出除了尖叫，並沒有其他的東西，但所有人都動也不動地觀看著。」阿布拉莫維奇的原始嚎叫逐漸變得更加深沉，聲音也更加抽象；當她逐漸破音時，聲音也就越來越不像是人聲。阿布拉莫維奇試圖釋放的挫敗感既與性相關，也和家庭及文化層面有關：她卡在貝爾格勒，她找不到任何人在愛欲和激情上頭能和她匹配，這直接轉化為她巨大的藝術野心。

同年稍晚，阿布拉莫維奇在德國杜賓根（Tübingen）的達西奇藝廊（Galerie Dacić）（由南斯拉夫夫婦經營）演出《解放記憶》（Freeing the Memory），這是另一種強而有力、自我控管的治療形式。這件作品的媒介是影片。阿布拉莫維奇被一台攝影機近距離拍攝，她頭部往後傾斜，眼神空洞，試圖說出從她的記憶裡能夠喚出的每一個字，用的是一連串半隨機式的數百個獨立單詞。它們偶爾會形成有關聯的詞組：「無產階級，黨派，烏斯塔沙，南斯拉夫祖國軍」（proleter, Partisan, ustaša, Četnik）；「禪宗佛教，艾爾．葛雷柯」（Zen-Budizam, El Greko）；「月經，手淫，蜂蜜，米克洛斯．揚科」（mestruacija, masturbacija, med [honey], Mikloš Jančo，匈牙利電影製片人）。一個半小時​​後，阿布拉莫維奇用盡了語言，演出自然地來到終點。這是她第一次純粹以精神活動為主底的演出。雖然她的生命並沒有像之前以肉身演出時一樣處於危險之中，但《解放記憶》仍然令人痛苦─甚至更甚從前，因為這是一種無法單純透過粗蠻的意志力來面對的局面。從她的記憶中汲取話語需要專注力和痛苦的搜索過程，每個單詞之間都產生新的恐慌，直到她感到空虛或至少精神耗竭的程度。幾個月後，這接下來也將耗盡她身體能量的三部曲才告完成。

在貝爾格勒徘徊時，她仍然無法告訴尼薩關於烏雷的事。她告訴他她得去阿姆斯特丹一段時間，因為她被邀請去當駐點藝術家，這樣的說詞部分屬實─蘋果藝廊曾為她安排一個展覽─但離事實其實距離甚遠。經過幾週的猶豫之後，她終於買了一張到阿姆斯特丹的二等火車票。只有韋利米爾知道她要離開。她當然沒有告訴丹妮查她的計畫。離開的前一晚，瑪莉娜諮詢了一位命理先知─一位自稱為Aca Student的中年男子，他正好前來拜訪住在瑪莉娜家樓上那家人。他讀了瑪莉娜土耳其咖啡中的渣滓─這是巴爾幹傳統。瑪莉娜沒有告訴他隔天她將做的事，但無論如何他還是預見了這事。他告訴瑪莉娜她不應該去：她與這個男人的關係將是一場災難。他離開後，瑪莉娜花了很長時間強迫性地沖洗咖啡杯並哭泣。但是現在，因為這事涉及到一定程度的違抗，她下定決心為了烏雷離開貝爾格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