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做的是絕對的惡，然而你試圖履行的，只是那似是而非的正義，所以你總是敗北於我。如果你不喜歡，也可以到我這邊來。」
正義界線在哪裡？
＊有劇透
日本刑偵連續劇多不勝數，充斥著各種為了正義，在世界實現自我價值的英雄。《Border》講述一場徘徊生死的鎗擊，因為腦中殘留的子彈，產生了副作用。讓身為刑警的石川可以跟死者對話，他透視真相，堅守正義。
從一開始，石川就遊走在對錯的邊緣，他運用各種觸法的手段，只為將兇手繩之以法。在其中一集，造成車禍的兇手逃離國外。他要求駭客二人組在網絡散佈假消息，要利用輿論抓他。二人組就指出他這是用私刑，所以他們不會幫忙。他就像個黑暗的正義使者，像是和他對立的惡者所說的一樣，只是試圖履行似是而非的正義。
小孩綁架兇殺案的證據被徹底銷毀，包括石川為了有決定性證據，早已安排僱人放在惡者家中的死者頭髮，也已被惡者識穿而清理掉。
「我所做的是絕對的惡，然而你試圖履行的，只是那似是而非的正義，所以你總是敗北於我。如果你不喜歡，也可以到我這邊來。」因為無證據而被釋放的惡者幽幽的對石川說。
就算知道兇手就是他，但毫無證據的情況下，石川悔恨什麼都做不了。直到遺體終於要被火化。小孩現身對他說謝謝，他痛苦的緊閉雙眼，再睜眼小孩已經不見了。石川忽然奮起向外跑，直奔惡者而去，揪住他在天台邊緣質問威脅。
「你真是什麼都不懂啊，你覺得你可以為了正義而獻出生命吧？我也一樣，我可以為了實現罪惡而選擇死亡，但是，你和我有著本質的區別。我可以因惡殺人，但你卻做不到。這個差距永遠都不會縮小。」
惡者悠然自得的道出這段話後，石川在那扭曲掙扎的臉下，把他拉了回來，選擇了並不讓人意外的結局。正義刑警是不會以殺止殺的。
「又是我嬴了呢？」
惡者得意的問了這句話。大概結尾就如此收場，代表正義的主角痛苦掙扎，把不能結案的遺憾埋葬心底，繼續執行他要的正義。然而，情況卻急轉直下，石川重新把他揪住，手一鬆。惡者從高空掉下去，接著是漫長的鏡頭，照著石川難以置信，表情掙扎，五味交雜的臉。這一幕很長，貌似在突顯他對正義與惡的無奈。最後，一隻手從後伸出拍了拍他的肩膀，竟是死去的惡者。
「歡迎來到我這邊。」
在這之前，石川抓出警方上層鴨川就是當初鎗擊他的人。鴨川誘導他只要閉嘴，就能助他往上爬，而不是年少氣盛悍衛什麼正義。並說警察為了所謂正義，那麼多年都得不到回報，正義是走不到最後的。石川也不會例外。
「我決不會偏離正義之路。」
這就是石川的回答。他並沒有為了往上爬，向惡靠攏。
結局呢？
他放開了惡者的衣袖，以殺止殺，是不是就越過Border了呢？
在正義與惡之間，是否就如同劇中惡者所言，沒有罪惡如他，就沒有正義如他；沒有黑暗就沒有光芒的立足之地。又或者如劇中車禍事件的角色－清潔者，替有錢人清洗罪證的角色所言，正正因為這個世界存著不義，才有他們對立的存在。因為不義的世界，才有他們發揮的空間，就像他們的存在是必然且合理。
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Michael Sandel的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正義：一場思辨之旅）談論了著名的電車難題。假設你是司機，正在駕駛一輪電車，路軌盡頭有五個工人正在作業，而此時你的煞車失效了。如果你撞上去，他們必死無疑。在你緊張失措的同時，發現旁邊有條岔路，而岔路只有一個工人。第一難題是你會選擇轉方向避開五個工人，而撞向一個工人嗎？有人選擇會，為了救更多的人，可以犧牲少數人。當然也有人選擇不會。電車難題的第二部份，你轉換了角色，變成了站在橋上的旁觀者。你目睹整個過程，雖然你可以自己跳下去，太你體型太小，不能夠攔住電車。而這時你旁邊站著一個大胖子，如果你推他一把，就可以攔住失控的電車，挽救五個工人。你會這麼做嗎？
前者尚有討論空間，有人認為可以一個人換五個人的生命。後者的回答就大不相同了，早前回答了選擇扭轉方向，以一個人換五個人生命的人，到了這裡就不認同用橋上的命換五個人了。這裡出現了道德難題的詭異之處，為什麼前者五個人的生命價值大於一個人？而這個價值就不能套用到後者的情況了？把人推下橋不道德，為什麼扭轉方向害死另一個人就可以？有人會說因為橋上的人不是在這場意外當中，而路軌上另一個方向的工人是置身其中，然而從根本上而言，路軌上那個工人本身也不會受意外波及，因為他不在出事的那條路軌上。實際上，在前後兩種情境下，行動目的都一樣，是為了救下五個工人，而犧牲一人。兩者都應該套用同一個選擇原則，就是如果你認為五個人的生命大過一個人，你就應該克服猶豫，推下橋上的人。
Michael Sandel教授在難題間修改了一個設定，你不用推下他，橋上有道暗門，只需一踩開關，他就會掉下去。不用推人，但結果仍然一樣，所以心理道德上仍然認為不正確。這種心理壓力是什麼？因為我們必須拿出有力理由，證明這兩種情況有區別，不然解釋不了為何結果一樣，但同一原則不能在兩種情況下套用。因為解釋不到這一點，才能思考對於這個難題，判斷何謂正確選擇。
「有些道德兩難源起於互相抵觸的道德原則。舉例而言，電車故事涉及的一項原則主張，我們應該盡可能挽救愈多人的性命愈好，另一項原則卻主張殺害無辜的人是錯誤的行為，就算是為了行善也不例外。」Michael Sandel教授
陷入道德困境時，必須釐清哪一項原則較重要或適合當下情況。那麼石川的選擇，在兩難原則下，誰較優勝？在明知法律無法將惡者繩之以法時，以殺止殺是否正確判斷？
Michael Sandel教授嘗試脫離虛構的難題，用真實發生過的例子來討論。２００５年６月，美國海豹部隊展開秘密偵察任務，他們的目標是一個塔利班領導人，而這個是賓拉登的重要相關人。四名個成員在滿佈百多名武裝份子的山區村莊俯瞰定位後，被兩個牧羊人和約十四歲男孩無意撞見。三個阿富汗人可能只是平民，但也可能會向塔利班通風報信。四人必須阻止他們離去，而現場又沒有工具綑綁他們，只有殺或放了他們的選擇。其中一個成員認為放走他們在軍事決策上是錯誤選擇，而士官盧崔一方面同意這個說法，另一方面因為宗教信仰，認為殺害手無寸鐵的無辜是冷血的錯誤行為。最後盧崔投下決定性一票，放了他們走。結果是四個成員在牧羊人走後不久，就迎來八十至百個塔利班襲擊，三個成員戰死。救援這組海豹部隊的美軍直昇機亦被塔利班擊落，十六名士兵喪生。而盧崔受重傷爬行七英里終獲村民所救。
「做出正確的選擇本來就不一定是容易的事情。」Michael Sandel教授
盧崔在事後認為當下應該殺死三個阿富汗人，但這是結果出來後的結論，事前無人知道三個阿富汗人是否間諜抑或是無辜旁人。假設事後知道他們是無辜旁人，盧崔要面對可能就是信仰責難了。
道德上的疑慮不會因為結果而有本質差異，因為面對道德難題作出選擇時，才是道德判斷的時候。《Border》也就提出了這種難題，石川的判斷是正是惡，都有道德基準，然而基準線可能因為不同文化、信仰，而有所差異。道德難題談的是兩個互相衝突的原則，就像世界上對立的意識形態，而意識形態又足以影響道德行為，再延伸到法律。試圖去討論或解讀這些立論，能夠為道德和法律製造參考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