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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手術刀到菜刀，那一晚哭著宣告的死亡，讓他決定當醫界逃兵

前陣子到鄉下玩，剛好經過魯夫學長的故鄉，中午就在學長家開的餐廳叨擾。順便想問問他，當初這個這麼勇敢，選擇台灣專科醫師訓練年限最長，而且最難的神經外科的人，怎麼會就突然辭職回家幫忙，拿起鍋鏟和菜刀當起餐廳老闆了呢？

魯夫是我大學學長，大學時因為參加同一個社團，所以感情還不錯。只是後來我們在不同醫院工作，他也因為結婚、生子和當了總醫師而日漸繁忙，我們就慢慢少了聯絡，但偶爾還是會在臉書上看見彼此的動態。

下鄉的那幾年，看見學長也離開當初受訓的醫學中心，到一個離市區有點遠又不太遠，開車單趟大概要一個小時的區域醫院工作。

那時候，我還常常看到學長在臉書上寫著和病人的互動、寫哪個阿公阿嬤要幫已婚的他介紹女朋友當老婆、寫他又收到了哪些可愛病人送的土產，我深信著當初在學校這樣照顧學弟妹的他，一定也是個很盡心照顧病人的醫師，所以病人才會這麼感謝他！

只是去年，我突然就在臉書看到學長放下手術刀，回到家裡開的餐廳幫忙的消息，除了錯愕之外，更多的是不解。

四十歲出頭的他，正該是一位外科醫師經歷專科訓練，及年輕主治醫師的跌跌撞撞後，技術最純熟，體力也最好的時候啊！怎麼會就這樣放下了呢？

忙亂的午餐時間後，魯夫學長總算有空坐下來和我們聊天。

彷彿看透我此行的目的，學長說：「唐唐，你一定很想問我為什麼突然離職，回家來吧？其實這是有原因的，因為我發現，我沒有辦法再待在現在這個醫療環境裡、沒有辦法再面對病人了！」

說著，原本開朗的學長，神色就黯了下來，讓我深深擔憂起學長到底發生什麼事了，便對他說：「學長，如果不方便就別說了，沒關係的。」

學長深吸了口氣說：「沒事的，我已經好多了，沒事的。

那是前年底發生的事了，你下鄉過，知道在那些中小型醫院的主治醫師責任重大，必須隨call隨到，偶爾如果運氣不好，晚上連續來好幾台急刀，又接著白天門診與常規刀，兩三天見不到家人一面也是可能的。

那天剛好是這樣一個晚上，我先是第一天晚上從家裡被叫出來後，就連續開了兩刀急刀，開完就睡在醫院，接下來又是整天的門診，然後晚上又再值班，隔天又是刀日，好不容易能回家的時候，已經是第三天晚上了！

第三天晚上我女兒已經因為好幾天沒看到我，在發脾氣了，所以我就開一個小時的車回家帶她去吃她愛吃的餐廳。

沒想到飯吃到一半，急診突然打電話給我，說有一個十八歲的男孩子，跟同學騎車出去玩，沒戴安全帽出車禍，現在躺在急診，昏迷指數只有7分，要我回去開刀。

我聽到後立刻用手機遠端連線回醫院看這孩子的電腦斷層，雖然出血不多，但是腦部嚴重腫脹，看起來就是隨時可能惡化的樣子，所以我跟急診說：『這孩子等我從市區再趕回去幫他開刀就來不及了，趕快用救護車送到市區的大醫院來，或許還能有救！』

急診醫師聽完後，沒說什麼就把電話掛斷了，我以為他會聽我的話，把這病人轉到市區的大醫院，沒想到一個小時後，我又接到了他的電話，他說：『魯夫醫師，剛剛跟你說的病人，他爸爸到了，你什麼時候要來跟他爸爸解釋病人。』

我一聽就忍不住生氣的說：『剛剛不是跟你說這病人狀況不好，我趕回去會來不及，要你趕快轉來市區的大醫院嗎？你為什麼沒轉？』

電話那頭的急診醫師無奈地說：『魯夫醫師，你又不是不知道評鑑要看轉院率啊，現在院方高層在盯這塊，如果轉出去的話我們急診要被檢討啊！所以你到底什麼時候要來解釋？』

那時候，我心都涼了，居然是為了「院方監測」這種理由，所以不能把這個原本可能還有救的孩子轉出，但不管怎樣，不能讓他就這樣在我們醫院等死，於是我跟急診醫師說：『你先聯絡刀房準備手術，我拜託住在醫院附近的神外王醫師出來幫忙，我也會趕回醫院，至少要幫這孩子拼一拼。』

那天晚上，我在高速公路上開了我有史以來最快的速度，都開到160了，可是我還是覺得不夠快。如果我那天沒有回家陪我女兒，如果急診醫師有提早告訴我，他沒有把病人轉走，那或許，這孩子根本不用等這麼久。

可是我要怪誰呢？怪三天沒看到爸爸的我女兒嗎？怪被評鑑規範、被高層緊盯的急診醫師嗎？這都不是他們的錯啊！

後來，我趕到醫院的時候，那個男孩已經被送進刀房開刀了，可是也已經來不及了，進刀房前的他，昏迷指數已經從7分掉到最低的3分，瞳孔也都已經放大了！

緊急被我請出來幫忙的王醫師，開完刀後，頭髮花白的他已經滿身大汗，看得出來這樣的急診刀，對年事已高的他是一種負擔。但當他看到坐在刀房地板上無力的我，還是走過來拍拍我的肩說：『魯夫，不是你的錯，你看這孩子的顱內壓，在開完刀，兩邊頭骨都被拿掉減壓、而且是深度麻醉的狀況下，都還是正常人的三倍，就算你那時候真的趕回來，這孩子還是很難撐過去的。』

我知道，我都知道，可是我就是不能接受這個孩子因為我，被延遲了這些時間。

不知道是不是上天的安排，三天後我值班的時候，這孩子就要不行了。

和他一起出遊的同學，那天不知道是不是有什麼預感，會客時間結束後都沒回家，個個哭腫了眼守在加護病房外。

也是到那時候我才知道，原來，他是把安全帽讓給一位後來突然決定加入他們夜遊的同學，才會沒戴安全帽的，而他，是被從對向衝過來的酒駕車輛撞到的。

在這孩子血壓掉到剩50-60mmHg時，我打電話通知他爸媽趕快來醫院，同時也讓他的同學們進來看他最後一面。那個戴他安全帽的孩子，一直喊著他的名字，哭著對他說：『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

最後，他還是等不到他爸媽到醫院，就呼吸心跳停止了。

身為神經外科醫師，我比誰都再清楚不過，這孩子會呼吸心跳停止，是因為他的生命中樞已經停止運作了，不管我再怎麼壓、再怎麼打藥，他都不會再醒來。

可是我發誓，那是我這輩子最用力CPR的一次，也是我最希望病人的心臟能再跳回來的一次，可是沒有，他沒有再跳回來⋯⋯。

那孩子的爸媽來了之後，在我解釋急救無效時，他爸爸淡定得不像話，只是催著我：『醫師，不用說這麼多了，你就把管子拔掉吧！讓我把他帶回家吧！』讓我以為，他並不在乎這個孩子。

只是當我照著程序，將氣管內管從那孩子嘴吧裡拔出，那個我原本以為淡漠的爸爸卻突然地衝向床邊，牢牢地抱著那孩子，從額頭、鼻子、到嘴吧，一路親下來，彷彿是要記住他最後的溫度，還一邊說著：『弟弟，爸爸好愛你，我們都很愛你，爸爸不會怪你，你不要掛念我們，要好好走⋯⋯⋯⋯。』

那天，是我當醫師快二十年，第一次哭著宣告病人的死亡。

從那天之後，我知道我不再適合當醫師了，我沒有辦法再接受有病人因為這種評鑑和醫院監測的原因沒有辦法轉走，到適合的醫院去接受適當的治療，我也知道我再也承擔不起，再有一個病人，因為我而死去，所以那年我把合約走完之後，就決定回家了，至少我們自己家的餐廳，要怎麼做是我能掌握的。」

學長說完後，空氣中的沈重，久久凝結不去，直到我指著遠處的他太太問：「那，生活物質水準差這麼多，你太太能接受嗎？」

學長轉頭看著他太太，而他太太也心有靈犀的回頭看他，學長招了招手讓他太太過來，讓我又重複一次問題，而他太太淺淺笑著說：「雖然沒有辦法像以前一樣過得那麼好、那麼常出去玩，可是至少魯夫他現在不會常常半夜被噩夢驚醒，孩子們也能常常看到爸爸，也沒有什麼不好啊！」

離開學長的餐廳時，我不禁為台灣少了一位優秀的神經外科醫師而嘆息，卻又為了學長找回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而感到慶幸。

以改善醫療品質為名的評鑑的確協助優化了台灣的醫療體系，只是當原意為改善的評鑑，卻被誤解其用意，甚至要求凌駕於醫療的專業判斷時，這真的會是一件好事嗎？

或許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本文獲得魯夫學長同意後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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