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柔佑、謝雋曄、陳天浩編著：《香江舊聞：十九世紀香港人的生活點滴》，香港：中華書局（香港），2014年。
2021年2月11日讀畢。
Sergio Capuzzimati此照攝於香港鳳坑。照中正是啟才學校。
讀後感：
1. 所謂「舊聞」，便是指十九世紀時舊報紙上的香港「新聞」。《香江舊聞》此書將這些舊新聞轉錄下來，並加以點校、解注、考證。據此書之序所言，此書的點校、解注、考證工作由明柔佑、謝雋曄、陳天浩三人負責。而楊文信、黃毓棟統籌全稿審閱、體例擬定、文字潤色的事宜。
2. 全書分為四篇。第一篇是為〈社會民生與名人訪港〉，其下有四個主題：「賭禁爭議」、「民生日用」、「信仰民俗」、「名人訪港」。第二篇為「法律制度與警政治安」，其下有七個主題：「早期法律」、「警隊警察」、「陸上盜賊」、「海上賊匪」、「夜行管制」、「街坊更練」、「刑責機制」。第三篇為〈教育醫療與公共建設〉，其下有三個主題：「教育」、「醫療」、「建築」。第四篇為〈自然現象與災害防治〉，其下有兩個主題：「自然現象」、「災害防治」。
3. 初讀此書，並不覺得這些剪報有何特別。可是一路看下去，卻慢慢地感受到十九世紀的香港生活。上一節便細列了此書中剪報所圍繞的主題。對大歷史而言，此書所輯錄的剪報也許並不重要，充其量只能間接反映。然而他們卻是當時民生生活的直接記錄。例如「災害防治」一節中的剪報，便記錄了1871年時，維多利亞城一帶的人如遇火警，需要以不同的方法敲鐘（逐聲分擊、兩聲分擊、三聲分擊。），以便救火隊得悉何處火燭。（頁238）十九世紀香港人生活上的枝枝節節，便是經由這些剪報呈現出來。從這個方面來說，這些剪報有其文獻價值。《香江舊聞》一書亦因而有保存文獻之功。
4. 以前在屯門公共圖書館借過一本書。那本書好像是日本翻譯小說，講述未來世界中機械人如何篡奪人類政權。該故事正是以各則新聞組成。
5. 此書可與關詩佩《譯者與學者：香港與大英帝國中文知識建構》一書對讀。二書同是涉及十九世紀的香港，有不少共見的人事。但二書值得對讀的原因並不僅限於此。一來，《香江舊聞》「教育」一節，有數則關於聖約瑟書院、皇仁書院的剪報，或可與《譯者與學者》的材料及說法對照。二來，《譯者與學者》強調英國在取得香港前後，才驚覺自身對漢文、漢文化的知識極為不足，因而有各樣的政策。而從《香江舊聞》的剪報中，有轉譯至英國香港政府公告、文書的文字。這些翻譯文字由誰執筆？執筆的人從何學會漢文、英文？這些正是《譯者與學者》所關心的議題。
6. 此書所載的新聞，其語體近於文言，而且有不少典故。這讓我十分意外，從前也沒有認真想過這個問題。
7. 書中「禁賭爭議」一節的剪報有「英京理藩院」語。（頁9）原來這就是倫敦的殖民地部。讓我意外的是當時的人以清國的「藩屬」觀念來翻譯「殖民地」。
8. 1871年時香港出現賭博爭議。當時政府批准賭館營業。而華民對此甚為反對，甚至向殖民地部聯署上書反對。當時的政務官對這次的聯署有如此看法：
（⋯⋯）蒞任以來，各唐人聯名之盛，誠未有如此稟者。在人視之，以為眾心之所向，而賭博之業，必係眾惡所歸，似甚關力挽頹風也。不知蓋非唐人意焉，故傳教人為之倡首耳。彼傳教者自顧亟呈之稟章，朝廷莫有是之者，以是親約各唐人，勉為此舉，故以唐人肩之荷，而彼不欲露面抛頭。況唐人之嗜好我所深曉，其性成故有習而不察，每事但得一人選舉，凡百之附和，是以聯名之多且眾也如此。至其呈稟人所書之名，曾見兼有詣署求領賭博牌照者。以是觀之，殊非盡彼唐人中端之士所為此也。當其傳教人舉事之初，凡有唐人，無不濫求遍請，押名其上，而唐人亦漫不能稽，故有若是之盛。且我查得各唐人之意向，匪惟不嫌明場賭博者，抑亦多心好之者云。（頁9）
1871年這位政務官的判斷，到底是從政的人應要有的分析，還是過份否定了民眾的理性？當然，要求禁賭的聯署名單中竟有申領牌照的人，的確會讓人起疑心。但是，如果不是民眾對禁賭有極大不滿，即使有傳教士鼓動聯署，也能如此聲勢浩大嗎？民眾只懂得附和，而不會作出合情合理的分析嗎？換言之，傳教士不是煽動香港的民情，而是讓香港民怨呈現出來。
這種看法並不罕見，如詹伯慧為邵慧君、甘于恩《粵語詞𢑥講義》所寫的序言〈一本普及粵語知識的好書——讀《粵語詞𢑥講義》〉中有云：
幾年前在廣州舉辦亞運會的前夕，為了做好外地來穗人員的服務工作，有政協委員建議廣州電視台增加一點播送普通話新聞節目的時間，隨即在社會引發一場所謂「推普廢粵」的語言風波，一批不明真相的群眾被捲進這場子虛烏有的「保衛粵語」的虛構戰鬥中。事後總結這一事件產生的根源，語言學界的專業人士認為：語言知識的普及工作做得不夠，人們對普通話和方言缺乏基本的認識，對他們之間的關係不甚了了。尤其是「推普」並非要將方言掃地出門，普通話與方言並非勢不兩立，對頭冤家。語言知識的缺乏正是導致這場出現「推普廢粵」這一根本不存在的偽命題，並無事生非地進行所謂「保衛粵語」戰鬥的重要根由！（頁iii）
詹伯慧認為當年出現保衛粵語的社會運動，原因有二：一，不暸解政府政策原意，即所謂的「不明真相」；二，不具備相關的語言知識。這兩個原因便是否定了廣州民眾的理性，認為這次的社會運動是非理性，沒有道理可言的。這便是暗指政府的做法完全沒有錯誤，只要廣州民眾暸解政府的政策原意，具備相關的語言知識，就不會有這場社會運動。真的嗎？
其實該次的社會運動，也可以是出於廣州民眾對粵語的認識，對於當地政府語言政策的認識。舉例而言，對粵語的認識方面，廣州民眾不但認識到粵語是漢語的一個分支，更加清楚這是自己「廣州人」身份的重要證明。所以他們要寸土必爭。對於當地政府語言政策的認識方面，廣州民眾可能明白當地政府原意為何，但他們更加深諳長遠的負面影響。他們因而要參與這次社會運動。
以上所指，並非指責當年那個香港政務官（至少他還是願意覆查香港人對禁賭的看法），亦不是要為分析當年廣州出現保衛粵語的社會運動的真正成因；而是希望從中指出，我們經常會發現他者是不理性、瘋狂的，因而認為他者是不可解的。但事情可能相反：正正因為我們尚未理解他者，所以才會認為他者是不理性、瘋狂的。
記於2021年2月21日
參考資料：
邵慧君、甘于恩著：《粵語詞𢑥議義》，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201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