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報業的誕生與前景的探討

香港自從1841年開始就開始辦報，先後辦了九種英文報紙。到1860年前，英文報紙共計出版十六種。由於報紙與洋行有緊密的關係，不少更是由洋行主辦，因此種類大部分為商業報紙，報道內容主要為行情、航運、廣告等。1857年10月1日，香港首份中文報紙《香港船頭貨價紙》為英文《孖刺報》的附刊，主要刊登為行情，船期以及廣告，《香港船頭貨價紙》後來易名為《中外新報》。由於中國其他商業地區例如上海與廣州，只有上海擁有一種英文報紙，因此香港的報紙不但要滿足在港經商的中外人士，更要滿足來自廣州地區的報紙需求。由於當時香港需要資訊流通來發展商業，因此報紙就是當時香港商業發展時期的附產品。香港到了1864年才出現了主要為社會新聞為主的《近事編錄》以及辛亥革命後出現具有政治色彩的報紙，但這些報紙在日後均難以維持下來。香港報紙誕生之初，社會上主流報紙均為商業新聞為主，船期、價格、世界新聞以及中文報紙等等元素，均是構成了當時香港人的身分認同。班納迪克.安德森認為報紙這個概念本身就意味著，即使是「世界性的事件」也都會被折射到一個方言讀者群到特定想像之中。報紙報導的無論是世界性的事件，或者是本地的事件，均是加強以中文作為主要語言的群體，因此香港報業作為文化遺產保留下來。

根據香港學者李少南將香港報業劃分三個時期，分別為「精英報業」時期（1841-1873）、「黨派報業」時期（1874-1924）以及「社經報業」時期（1925-現今）。香港居民大多數為移民，主要分為西方殖民地者以及華人社會。香港作為大英帝國管治下的一個以商業為主的殖民地，社會的管治以港督為受的英國官吏，大部分的財富也是由英國商人所管制。早期香港報業也圍繞著英國商業以及商人為主，因此主要為英文的商業報紙，主要為《香港記錄報》、《德臣報》以及《孖刺報》，服務的對象為當時殖民地的精英。1874年，王韜與黃平伯合辦《循環日報》，王韜自任主編以及主持筆政，透過報紙宣揚政治理念，與當時《香港中外新聞》與《香港華字日報》，三者均是由華人自資，替華人說話的報紙。其後孫中山與康有為先後在香港創辦《中國日報》以及《商報》（民國後改為《共和報》），當中《中國日報》更是中國第一份革命報紙，對於孫中山的革命事業影響甚大。當時中國正在轉變時期，無論是改革派還是革命派均在香港辦報，宣揚自己的政治理念。香港報業因保皇黨與革命黨之間的意識型態之爭，中文報紙逐漸成為主流，報紙的內容蘊含著濃厚的政治氣味。「社經報業」則是在1925年創報的《華僑日報》開始，當時香港華商主席劉鑄伯建議創辦一份為了表達民意的報紙，為會員以及廣大市民謀福利。以《華僑日報》與《工商日報》為首標榜著商人辦報，淡弱政治色彩為主，對於香港事務的社評開始增加，「社經報業」開始著重社會民生以及經濟發展。綜觀香港報業的三段時期，只有「黨派報業」時期不是因爲市場所需而誕生出來的產物，當失去支持這類報紙的資金或是不需再使用報紙作為政治宣傳之後，黨派報紙自然會慢慢式微。只有「精英報業」以及「社經報紙」是大眾需要透過報紙獲取資訊以及娛樂，比較兩者之間的分別，「精英報業」的功能性單一，而「社經報業」時期的較有探討價值。以下則從「社經報業」時期到蘋果日報創報，探討香港報業的特色以及面臨的困境。

「社經報業」時代開始，報業發展才開始以商業模式營運，報紙逐漸走向大眾化。最明顯的就是部分報紙社評於50至60年代，例如《華僑日報》、《星島日報》以及《虎報》均增加與本港事務的社評，社評評論教育、福利以及交通佔香港報紙的四分之一。此外，港英政府在戰後加強對於報紙的控制，香港報業因此選擇較少批評政府，傾向於大眾提供提供娛樂以及資訊。香港報業沒有因爲娛樂化而變得庸俗，反而因當時中國局勢的影響，大量中國知識份子於1937年後來到香港，報業成為了這些作家的創作之地，孕育出不少經典作品，當時初露頭角的本地文壇也因此受到打壓，而這也埋下了香港報業衰敗的原因。自中國知識份子南下香港；如巴金、茅盾、戴望舒等文學泰斗來港。香港報界在戰後設立文藝副刊；如《立報.言林》、《星島日報.星座》、《大公報.文藝》等，。40至60年代，報業開始對當時文學造成影響。最顯然的例子就是劉以鬯著作，被喻為中國第一部意識流小說——《酒徒》是先連載於報紙，其後才出版單行本；黃谷柳的《蝦球傳》、平可的《山長水遠》、金庸的《射雕英雄傳》也是如此。副刊為大眾提供娛樂，雖然成人成份的出現，但更多的是散文、連載小說以及社評等。在高度商業化的香港之下，副刊能提供的娛樂性甚至重要過報紙本身。副刊對於香港報紙業界之間的競爭尤為重要，如何寫出符合大眾口味的文章，而又不失文學風采，兩者不可或缺。作家能以報紙作為載體連載小說，其後再出單行本，以及簡短又含有文學氣息的副刊，數量之多也離不開中國南下的知識份子的刺激。這段時期的報業依靠著大量的作家支撐著副刊，如《明報》往往以高價徵稿，50至60年代每千字5至6元吸引大量文人投稿，報業養育了無數作家。香港報業與文學發展有著緊密的關係，也是香港報業成為香港報業的特色之一。

90年代的報業出現兩個困境。其一，香港報業主流依然停留於舊報，新創辦的報紙難以得到市場青睞，諸如《癲狗日報》，《香港聯合報》以及《現代日報》，90年代創辦的報紙，壽命往往不超過五年。當時市場上主要的報章依然是60年代商業為主的報紙，主要的中文報業為《東方日報》、《成報》以及《天天日報》。而《星島日報》，《明報》，《成報》以及《信報》等報紙易主，均表示著於香港報業難以經營的信號，其中《明報》以及《信報》易主，新辦報紙失敗以及文人辦報的消失，成為萎縮的跡象。其二，《蘋果日報》以大眾化報紙的出現對於業界的衝擊，在1993年至1995年，香港報章整體下降了百分之十三。自1995年《蘋果日報》創辦後，象徵著只有大眾化報紙才能於市場上生存，《蘋果日報》的出現對於市場造成威脅，引發三次減價戰，《東方日報》以及《成報》分別帶領著減價。帶頭減價正是當時市場上佔比最多的報業，《天天日報》只有在第一次減價戰跟隨減價，並在2000年宣布停刊。自70年代後，香港報業根本沒有實質上的改變，業界之中保持著脆弱的平衡，而《蘋果日報》的出現正是90年代香港報業轉變的開始。《蘋果日報》主要以圖片，誇張性的標題最為賣點，都是向著電視模式靠攏，換而言之，就是報紙需要模仿電視才能生存。娛樂對於香港人的重要性是無庸置疑，電視所提供的娛樂是全面性的，無論是聲音以及畫面，娛樂性遠超於報紙以文字呈現的娛樂性，因此電視成為香港人填滿空餘時間的消閒主要途徑，自此香港人對於報紙的需要也大大降低。

波茲曼認為電視的出現是一種象徵著娛樂化進入社會，影響著經濟、政治背景脈絡，無論是宗教、教育、新聞都會變得不嚴謹。電視的普及對於文人報章是毀滅性的，文人辦報需要的大量的作家協助報館撰寫社評，副刊以及新聞內容，支撐著當時報業的文人是中國的知識份子，他們來到香港也只是一個暫避處，當中國政局穩定後就會離去，加上本地文人才初露頭角就被中國知識份子打壓，香港本地文人沒有的得到培養，因此在中國知識份子離去後，根本沒有足夠的文人向報館提供內容沒有了文人辦報。報紙是一種印刷品，讀者閱讀印刷品有著與觀看電視以及瀏覽網路不同的思考模式，波茲曼認為書面文字是有內容的；這種有語譯、可釋意、有命題的內容，能過成為指導思考的工具，而這是電視與網路無法達到的。現今香港難以回到當時過百份報紙的盛世，需要重新思考報紙在香港社會上的定位。我認為香港報紙可以不需要以日報出現，報紙的印刷速度再快，也不會快過網路以及電視，所以反而加長製作時間，內容就著社會上重點關注的問題作出深入的探討以及研究，以能讓讀者反思社會狀況為目的，並且提升購買報紙的價錢，以文字有價作為品牌吸引大眾購買。報紙作為印刷品有著無法取代的優勢，只能強調報紙的獨特性，才不會被新媒體淘汰。香港報業發展過程對於中國、台灣以及香港的歷史又著巨大影響，也因為中國的政治動盪得益，香港報業才能在60年代後有著巨大成長，也是研究香港歷史發展重要史料之一。香港報業非常發達，雖然只有700萬人，但擁有20多份報紙，可見香港報業的興旺。香港報業若要持續經營下去，必須需要突破原有的框架才有生存空間，香港報業不能以娛樂化，庸俗化方面發展，而是成為專題報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