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那隻可樂瓶
那是一隻在神話場景中爍爍發光的玻璃瓶。熱血歌手拎著它上台，慷慨陳詞，然後憤然擲之於地，霹靂一響，流光四濺，全新的歷史篇章於焉開啟。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日，淡江文理學院（今淡江大學）有一場民謠演唱會。據說，那個不修邊幅的胖子，扛著吉他，拎著可樂瓶，上了台便說：「從國外回到自己的土地上真令人高興，但我現在喝的還是可口可樂。」他轉向舞台上剛剛唱完英文歌的同學，不客氣地問道：「你一個中國人，唱洋歌，什麼滋味？」
那同學慍然回道：只要旋律好，外國歌中國歌都唱。胖子顯然對這答案不滿意：「我們請今天主持的陶小姐回答這個問題，她主持節目十多年，一定可以給我們一個滿意的答覆。」
廣播人陶曉清那天應同學邀約來主持節目，演出人並不是她找的。面對突然的尷尬場面，她試著打圓場，據說她是這麼回的：「並不是我們不唱自己的歌，只是，請問中國的現代民歌在什麼地方？」
胖子有備而來：「在我們還沒有能力寫出自己的歌之前，應該一直唱前人的歌，唱到我們能寫出自己的歌來為止。」──這是小說家黃春明在《鄉土組曲》一書的名言。
然後據說，胖子奮力把可樂瓶擲碎，嚇壞了不少同學，接著彈起吉他，唱起1948年李臨秋作詞的歌謠「補破網」：
見著網，目眶紅，破到這大孔，
想欲補，無半項，誰人知阮苦痛？
今日若將這來放，是永遠免希望，
為著前途針活縫，找傢俬補破網......
這首歌曾和許多閩南語歌謠一齊被國民黨禁唱，理由不外「傳播灰色消極思想」。然而，它仍在民間傳唱不輟，並在後來的政治抗爭運動中，披掛上更激切的象徵意義。對聽慣了The Carpenters和John Denver的同學來說，這首歌未免太不合時宜，況且胖子的歌喉實在不怎麼樣。底下噓聲四起，胖子充耳不聞，又唱了1933年周添旺作詞的「雨夜花」：
雨夜花，雨夜花，受風雨吹落地
無人看見，每日怨嗟，花謝落土不再回
花落土，花落土，有誰人倘看顧？
無情風雨，誤阮前途，花蕊若落欲如何？......
他甚至還唱了1925年黎錦暉寫的「國父紀念歌」（原本叫『總理紀念歌』）：
我們國父，首倡革命，革命血如花
推翻了專制，建設了共和，產出了民主中華......
是有那麼幾個人鼓掌，但噓聲更多更響。胖子生氣了，他漲紅臉說：「你們要聽洋歌？洋歌也有好的！」於是他唱起Bob Dylan的Blowin' in the Wind，一首曾在十三年前敲醒萬千西方青年的歌：
一個人要仰頭幾次，纔能看見藍天？
一個人得長幾隻耳朵，纔能聽見人民的哭喊？
得奪去幾條性命，纔能讓他明白，已經有太多人死去？
答案哪，朋友，在風裡飄蕩，
答案在風裡飄蕩......
唱罷，據說，胖子激憤呼吼：「我們應該唱自己的歌！」，然後丟下滿場錯愕，下台離去。
這胖子名叫李雙澤，時年二十七歲。九個月零七天之後，一九七七年九月十日，他在淡水為救人被大浪捲走，得年二十八歲。從「淡江事件」到溺海身亡，短短兩百多天，他身體力行，寫下九首新作，包括後來傳唱極廣的「少年中國」和「美麗島」。他始終念茲在茲的「唱自己的歌」，後來亦變成一代人朗朗上口的啟蒙名句。
一九七六年冬夜那場突發事件，既無錄音，更無照片，只有在場者的事後憶述，不免染上重重神話色彩。那隻被砸碎的可樂瓶，在這段史稱「淡江事件」或乾脆叫「可樂事件」的傳奇之中，始終是畫龍點睛的關鍵道具。那瓶可樂，究竟背負了多少沈重糾結的歷史情緒？
據查，可口可樂進入華人世界，始自一九二○年代，但流傳始終不廣。大陸易幟，國府撤台之後，兩岸更無引進。直到一九六八年，可口可樂方纔正式設廠台灣，距「美軍顧問團」在一九五一韓戰後大舉駐台，倏忽已十七年。美國流行文化亦隨美軍駐台而漸漸取代早年的東洋文化，成為台灣青年時尚主流。可口可樂，和牛仔褲、好萊塢電影、還有美軍電台播放的「熱門音樂」一起，成了「西風壓倒東風」的象徵。
一九七一年，台灣被迫退出聯合國，次年尼克森訪問北京，簽署《中美聯合公報》。不到三年，全球近三十國陸續與台灣斷絕外交關係，愈形孤立的國民黨政權以「國際姑息逆流」稱之。那段時間成長的台灣青年，面對的是一個動盪不安的「大時代」，世界紛紛亂亂，整片島嶼被拋向未知，大人眼中滿載著惶惑，青年的身軀則翻騰著澎湃的民族熱血。「保釣」運動初興，成為集體情緒宣洩的出口。一度在六○年代蔚為主流的「存在主義」風潮，那股蒼白、虛無之氣，到七○年代漸漸化開，讓位給鄉土與現實主義的藝文路線。
七○年代初，還在淡江念書的李雙澤，在台北「哥倫比亞」咖啡屋結識一群年輕歌手：胡德夫、楊弦、吳楚楚、楊祖珺......。起初大家都唱英文歌，崇拜Bob Dylan、Joan Baez、Donovan和Paul Simon，卻漸漸在那樣的時代氣氛下，感到「唱洋歌」之底氣不足──你我唱得再像，畢竟生來不是白膚碧眼。那歌寫得再好，畢竟並非我鄉我土所出。這股心虛一旦勾起，便難再撲滅，唯一出路，便是自創新曲，在「洋歌」與市面上被詆為「靡靡之音」的本地流行歌曲之外，另闢道路。李雙澤居中鼓吹，尤其熱切，各人摸索試驗，總算有了幾首成果。
一九七五年，楊弦終於「正式打響革命第一槍」，在當年最體面的演出場地「中山堂」舉辦創作歌謠發表會，演唱余光中詩作譜曲的新歌，之後發行唱片《中國現代民歌集》，迴響遠超預期。廣播人陶曉清在「中廣」節目邀訪歌者，播放新曲，籌辦演唱會，在原以西洋「熱門音樂」為主的節目中專闢時段，介紹青年新創曲，成為最重要的「推手」。然而，幾乎沒有人意識到那可以是一場「運動」，更不敢奢想自己的歌真能動搖整個時代──那幾個青年人，腦中大約是從未浮現「流行」二字，而更像同人團體的「藝文實驗」吧。
李雙澤，或許是極少數的例外。他始終抱著極其強烈的使命感，並且深深相信歌曲作為革命武器的潛在力量。
「可樂事件」那一夜，李雙澤剛剛浪遊世界歸來。他從淡江輟學，花兩年遍歷歐美各國與父親的僑居地菲律賓，大開眼界之餘，也體驗了白人社會的種族歧視，見識了帝國主義殘留的殖民陰影。從西班牙的農村，菲律賓的魚市到紐約的街頭，年輕人喝的都是可口可樂，聽的都是英文歌──他曾在菲律賓拍下一幀照片：背景是球場的草坪，鐵網圍籬高懸著鮮紅巨大的可口可樂廣告牌，一位穿牛仔褲的青年閒坐其下，茫然遠眺。微言大義，點滴在心──這幀照片在他死後被好友梁景峰選為遺作文集《再見‧上國》封面。
那晚的主持人陶曉清，正巧是我母親。據她回憶，那天原本辦的便是西洋歌曲演唱會，類似活動，各地校園幾乎每星期都有，並不稀罕。登台的不只淡江同學，還有在著名的「艾迪亞」西餐廳駐唱的賴聲川、胡因子（便是後來的巨星胡茵夢），李雙澤也有交情的。那天現場的學生並不多，相較於楊弦前一年在首善之都心臟地帶辦的那場演唱會，台下冠蓋雲集，藝文媒體密切注意，相形之下，淡江這場活動實在是簡陋而隨興的。若非這「擦槍走火」的風波，事後校園刊物追敘、論戰，把它變成了傳奇神話，這場演唱會，大抵就和當年千百場校園演唱一樣，很快就會被遺忘了。
三十多年之後，我們才知道：「可樂事件」那天，李雙澤並非受邀演出的嘉賓，而是去替胡德夫「代班」──演出前夜，胡德夫在駐唱的餐廳和人打架，據說打贏了，但還是掛了彩，於是自己去醫院包紮，懶得留院休息，逕回租處二樓後陽台，抽菸看風景。渾不知自己失血過多，竟然眼一黑，凌空跌到樓下堆著的啤酒空瓶木箱上，碎玻璃扎了一身，牙也碰掉了。狼狽回到醫院急診室，護士驚呼「你怎麼又來了！」
原本胡德夫還想帶傷赴會，但牙沒了，唱歌會「漏風」，只好緊急央求老朋友「救一下」。那天他雖不能上台，還是去了淡江。胡德夫記得的是：李雙澤上台前八成喝了酒壯膽，登台時滿臉通紅，「像扛扁擔一樣扛著吉他」，那隻可口可樂玻璃瓶並非捏在手裡，而是吊掛在琴頭，隨著胖子的大步流星一晃一晃。
我的母親記得的卻不是這樣：她說，李雙澤根本沒有拿什麼可樂瓶，他帶上台的大概是一隻杯子之類。而且，他也沒有在台上摔破那隻不管是杯子還是瓶子，那是後來的人加油添醋的情節。
所以，這整個事件中真正摔碎了的瓶子，其實是前一天晚上被從天而降的胡德夫壓破的那幾箱啤酒瓶，不是什麼可口可樂？
李雙澤死的那年我纔六歲，究竟是否見過這位胖敦敦、大嗓門、邋里邋遢的叔叔，也不記得了──對他，我唯一的記憶，來自《再見‧上國》封底那幀照片，一個戴黑框眼鏡、赤膊套著連身工作服的胖子，滿頭亂髮，盤坐抱琴，咧齒而笑──李雙澤存世的照片不多，但每張照片裡的他都笑得很開懷，彷彿對生命很滿意，對世界也有無窮信心。
曾幾何時，我不但活過了李雙澤在世的年紀，也比當年主持晚會的母親多長了好幾歲。二○○七年十月，「野火樂集」整理出版李雙澤遺作錄音，並在淡江大學活動中心辦了一場致敬演唱會。母親事隔三十一年重返舊地，擔任主持人，我則應邀與她搭檔。開場嘉賓是滿頭白髮的胡德夫，他終於還了老友當年「救火」欠的那個人情。
燈暗幕啟。一束聚光燈打在舞台上一隻曲線玲瓏的可樂瓶，反射出四散的流光，彷彿滿盛著晶瑩耀眼的故事，靜靜等著誰來打碎。
（寫給《上海壹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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