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冠疫情爆發以來,柏林的防疫措施幾乎沒有放寬過,雖然可以出門,但健身房、游泳池、體育館這類人潮容易聚集又不便戴口罩的地方都不開放了,突然就很想念以前在台灣傍晚去小學操場跑步的日子,德國的中小學除了球場之外,頂多有幾道百米跑道,橢圓形操場都要大型體育館才會有,得花錢的呢!
説來奇怪,爲甚麽台灣幾乎每個學校都有操場呢?而且明明本質就是運動場,“操場”這個名詞又是哪來的呢?
其實“操場”本來指的是“用以進行步操、閱兵、集會的場地”[1] 只是一般在學校裏就用運動場、田徑場來當作操場,所以雖然小時候學英文都會說學校的操場叫 playground,但其實 playground 更多指的是那種有沙坑、滑梯鞦韆的游樂場,真正用來步操(foot drill)的操場英文應該叫 drill ground 才對。
操場的“引進”跟台灣日據時期軍人總督的統治脫不了關係。從“皇民化運動”開始推動以後,教育作爲“戰時體制”的一環,免不了要改造一下,好給台灣人民進行意識形態的清洗。從此操場成爲學校的日常景色,當然還包括了司令台(長官發號施令的講臺)、升旗儀式,跟學生們“聞之色變”的朝會。[2]
那時學生每早到校後,要先向日本天皇的肖像行禮,朝會裏要升日本國旗、唱日本國歌,還要朝著皇大神宮的方向遙拜,每個月還會固定幾天全校一起參拜神社,讓孩童從小就把天皇神格化、權威化,並時時提醒人們必須對日本天授皇權效忠,當然,最好的表現形式就是為戰爭犧牲奉獻。[2]
1945年台灣回歸中國,1949年國民政府撤退來台,一直到1980年代這段期間,《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加諸戒嚴,看似文官體制的台灣,實則被形塑為另一個軍國,學生朝會的概念從日本傳到中國,再跟著國民黨以“黨化教育”的形式繼續扎根在台灣——或者換句話説,極權教育在本質上都是一樣的,都是爲了把人訓練得刻苦耐勞又服從權威。
記得小學時每回朝會、體育課都要列隊、聽幹部的口令(向左~~~轉!齊步~~~走!)以前只覺得煩,從沒想過這些形式的意義。高中時,學校本身以樂儀旗隊著名,每每升旗都有樂隊繞著操場奏樂,三個侍旗手並排撐著國旗、市旗、校旗走隊形,最讓我匪夷所思的是儀隊隊長甩刀和大隊值星喊口令的環節,説真的過了三年我還是不懂爲什麽要甩刀,也聽不懂那口令在喊什麽,只是每次都佩服那刀有夠軟Q,還有值星竟然可以不靠麥克風就喊出全校人都聽得到的音量。
説起來,日本軍國教育還留下了一個制度,就是學生間的階級制度。説簡單點就是學長(姐)學弟(妹)制,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許曹德就曾在回憶錄裏提到,日據時期學校裏低年級必須服從高年級,見到學長姐必須敬禮,否則就可能挨打。[3] 聽起來很荒唐,但在我讀高中時,班級的直屬制還有社團裏的學長(姐)學弟(妹)制其實也雷同,都讓我覺得很不可理喻。
那時短暫參加過舞社,有時社課在台北車站或中正紀念堂,都會被社團學長姐告誡,只要碰到穿制服在練舞的學生,就算是不認識的、別的學校的,也要停下來打招呼,不得不説,那時走在中正紀念堂,都有種武林宗派齊聚在這的錯覺,不然這種師徒、師兄弟的氛圍,真的不曉得怎麽飄出來的。每次回想起來,都覺得現在我這麽不服管教、厭惡傳統,根本就是那時被壓抑的結果(笑)
這幾年偶爾會有政客或公衆人物呼籲要廢除朝會、司令台改名,有人覺得非除掉這種遺毒不可,也有人覺得傳統必須存在才能維持紀律,我倒覺得沒有標準答案,這世界沒有絕對的中立,也沒有絕對的純粹,但不可否認的是,現在教育的目的已經不再是清朝時期爲了考科舉、日據時期爲了備戰這種原因了,讓孩子們去想“要”或“不要”,恐怕不如去想“這爲什麽存在”、“選擇背後的意義是什麽”來得重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