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冠疫情爆發以來，柏林的防疫措施幾乎沒有放寬過，雖然可以出門，但健身房、游泳池、體育館這類人潮容易聚集又不便戴口罩的地方都不開放了，突然就很想念以前在台灣傍晚去小學操場跑步的日子，德國的中小學除了球場之外，頂多有幾道百米跑道，橢圓形操場都要大型體育館才會有，得花錢的呢！
説來奇怪，爲甚麽台灣幾乎每個學校都有操場呢？而且明明本質就是運動場，“操場”這個名詞又是哪來的呢？
其實“操場”本來指的是“用以進行步操、閱兵、集會的場地”[1] 只是一般在學校裏就用運動場、田徑場來當作操場，所以雖然小時候學英文都會說學校的操場叫 playground，但其實 playground 更多指的是那種有沙坑、滑梯鞦韆的游樂場，真正用來步操（foot drill）的操場英文應該叫 drill ground 才對。操場的“引進”跟台灣日據時期軍人總督的統治脫不了關係。從“皇民化運動”開始推動以後，教育作爲“戰時體制”的一環，免不了要改造一下，好給台灣人民進行意識形態的清洗。從此操場成爲學校的日常景色，當然還包括了司令台（長官發號施令的講臺）、升旗儀式，跟學生們“聞之色變”的朝會。[2]
那時學生每早到校後，要先向日本天皇的肖像行禮，朝會裏要升日本國旗、唱日本國歌，還要朝著皇大神宮的方向遙拜，每個月還會固定幾天全校一起參拜神社，讓孩童從小就把天皇神格化、權威化，並時時提醒人們必須對日本天授皇權效忠，當然，最好的表現形式就是為戰爭犧牲奉獻。[2]
1945年台灣回歸中國，1949年國民政府撤退來台，一直到1980年代這段期間，《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加諸戒嚴，看似文官體制的台灣，實則被形塑為另一個軍國，學生朝會的概念從日本傳到中國，再跟著國民黨以“黨化教育”的形式繼續扎根在台灣——或者換句話説，極權教育在本質上都是一樣的，都是爲了把人訓練得刻苦耐勞又服從權威。
記得小學時每回朝會、體育課都要列隊、聽幹部的口令（向左~~~轉！齊步~~~走！）以前只覺得煩，從沒想過這些形式的意義。高中時，學校本身以樂儀旗隊著名，每每升旗都有樂隊繞著操場奏樂，三個侍旗手並排撐著國旗、市旗、校旗走隊形，最讓我匪夷所思的是儀隊隊長甩刀和大隊值星喊口令的環節，説真的過了三年我還是不懂爲什麽要甩刀，也聽不懂那口令在喊什麽，只是每次都佩服那刀有夠軟Q，還有值星竟然可以不靠麥克風就喊出全校人都聽得到的音量。
説起來，日本軍國教育還留下了一個制度，就是學生間的階級制度。説簡單點就是學長（姐）學弟（妹）制，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許曹德就曾在回憶錄裏提到，日據時期學校裏低年級必須服從高年級，見到學長姐必須敬禮，否則就可能挨打。[3] 聽起來很荒唐，但在我讀高中時，班級的直屬制還有社團裏的學長（姐）學弟（妹）制其實也雷同，都讓我覺得很不可理喻。
那時短暫參加過舞社，有時社課在台北車站或中正紀念堂，都會被社團學長姐告誡，只要碰到穿制服在練舞的學生，就算是不認識的、別的學校的，也要停下來打招呼，不得不説，那時走在中正紀念堂，都有種武林宗派齊聚在這的錯覺，不然這種師徒、師兄弟的氛圍，真的不曉得怎麽飄出來的。每次回想起來，都覺得現在我這麽不服管教、厭惡傳統，根本就是那時被壓抑的結果（笑）
這幾年偶爾會有政客或公衆人物呼籲要廢除朝會、司令台改名，有人覺得非除掉這種遺毒不可，也有人覺得傳統必須存在才能維持紀律，我倒覺得沒有標準答案，這世界沒有絕對的中立，也沒有絕對的純粹，但不可否認的是，現在教育的目的已經不再是清朝時期爲了考科舉、日據時期爲了備戰這種原因了，讓孩子們去想“要”或“不要”，恐怕不如去想“這爲什麽存在”、“選擇背後的意義是什麽”來得重要吧！
參考資料：
[1] 維基百科：操場
[2] 李筱峰教授：從回憶錄見證台灣人的戰時經驗
[3] 許曹德：許曹德回憶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