釀ＸTIDF｜紀錄片文化裡永遠的學生

我與 TIDF 的緣分或密切互動，始於二〇〇四年底的第四屆「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那年我也開始跟紀錄片發生了比較積極的關係。

是年秋天我在中時副刊發表了一篇評論，討論吳乙峰導演的《生命》，引起了當屆 TIDF 策展人王派彰的注意。我孤陋，並不認識派彰，但他卻大膽邀我擔任年底影展的國際競賽類決選委員。我不過是寫了篇文章，就得到派彰如此隆重的對待，有些心虛地戰戰兢兢上場，和幾位國際知名的紀錄片導演，包括美國的傑．羅森布萊特（Jay Rosenblatt）、德國的烏瑞克．奧廷格（Ulrike Ottinger）、捷克的杜桑．哈拿克（Dušan Hanák）與日本的河瀨直美（Kawase Naomi），討論入圍的二十部作品。

那是我第一次擔任影展國際競賽的評審，跟四位紀錄片導演討論作品，是個難得的學習經驗。雖然我的意見不少，但他們從創作的角度評析影片，我學到的其實更多。在一個國際評審會議場合裡代表台灣參與，我的態度自是十分認真慎重的；而當我和部分評審對最後獲得首獎的影片有著不謀而合的評價，並共同說服了其他評審時，那是十分愉悅的事。

不過，那天晚上評審會議前的一個插曲，回想起來讓我莞爾之際仍有些臉紅。幾位評審都準時抵達設在國賓飯店的會議現場，等待河瀨直美。這位當時已走紅國際的導演帶著她的小寶寶一起來影展工作，正在飯店房間裡餵母乳；替她擔任口譯的山形影展選片人藤岡朝子（Fujioka Asako），不好意思地請我們稍等一下。大家覺得帶孩子工作也是很酷的職業女性精神，遂耐心等待，但遲不見她出現。

後來已等待超過一個小時，我覺得有點誇張了，於是起身問工作人員究竟怎麼回事，才知道河瀨直美餵完孩子之後，又跑去影展她的影片放映場做映後問答了！這下子我的脾氣來了，想說知名導演就可以耍大牌到這地步、把其他評審和工作人員晾在會議室這麼久嗎？我對著派彰大罵這位自我中心的白目導演，讓派彰很尷尬。後來我才知道，坐在一邊也很難為情的藤岡朝子，是聽得懂中文的！

隔年春天，我接到山形影展官方刊物《Documentary Box》主編的邀請信，希望我以那篇《生命》的評文為立論基礎，發展成一篇討論台灣紀錄片文化的英文論述。在此之前我也未曾接觸過山形影展，通過該主編的說明，我也才知道推薦她來跟我邀稿的，正是懂中文的藤岡朝子！那年之後，在台北或山形的紀錄片雙年展上，我與藤岡有數次的見面聊天機會，也通過電郵聊天。她讓我見識到一位具有國際視野、專業經驗豐富的電影人的風範與氣度，和見識深刻性情沉穩的派彰一樣，他們都映照出我自己的不成熟。

派彰在第四屆影展裡的主題規劃和選片，真是一場紀錄片的超級盛宴，其豐沛的題材、多元的藝術表現、尖銳的政治性，不一而足，讓我和當年參與影展的幾位朋友，今日提及仍津津樂道。開幕片是河瀨直美與韋納．何索（Werner Herzog）的新作，閉幕片邀來了艾格妮．娃達（Agnès Varda）的新作，和娃達本人！僅此一端，即令影迷非常興奮。

第五屆起的 TIDF 移至台中國美館舉辦，我也跟著南下看片，參與相關活動，於二〇一四年的第九屆影展重回台北。十年後的 TIDF，在國影中心執行長林文淇與策展人林木材的規劃下，歷史記憶、社會運動，與中國獨立紀錄片，成為該年影展的主題重心，政治與歷史的重量自不待言，是另一次讓我深受衝擊、得到豐盛養分的影展。

二〇一四年，兩岸三地的政治氣候都有著劇烈的變動。台灣在前一年春天發生過對政治局勢影響甚鉅的太陽花學運，而香港當年夏天則剛剛經歷了意義更為深遠的佔領中環運動。在中國，習近平二〇一三年上台後對其國內的政治控制，快速而全面地收緊。當年秋天 TIDF 的一大亮點，正是回應中國政府粗暴對待獨立紀錄片的「敬！CHINA 獨立紀錄片焦點」單元。

影展輯選了二十部過去十年裡部份具代表性的中國獨立紀錄電影，讓一向被中共官方視為「非法」的獨立紀錄作品，在台北有一個可以被公共觀賞和討論的平台。TIDF 大手筆地邀來了在北京、南京、重慶和昆明的四個主要獨立影像展的策展人，和多位獨立紀錄片導演齊聚台北，還一度擔心有些人是否能獲准來台。由於我在中國獨立影展被打壓的那幾年，也到北京宋庄和南京參與了他們的影展，多少了解一些脈絡，也受邀主持了與四位策展人對談的一場論壇。

從北京宋庄、南京到台北，我看到對岸獨立紀錄電影工作非常辛苦的處境，和不屈不撓、愈挫愈勇的硬頸精神。他們的作品精彩、多樣、有力。身處表達自由充分的台灣，我們如此幸運和奢侈，擁有 TIDF 和其他大小影展等映演討論平台，與補助拍片的諸多管道。作為紀錄片影展裡永遠的學生，我非常珍惜這樣的幸運和資源，祝福 TIDF 能走得更長更遠更穩健，也期待通過這個豐富的教室，能讓台灣的紀錄片文化開展得更為多元、燦爛、綻放異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