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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不甘讓女性身影消磨在柴米油鹽醬醋茶的瑣碎之中，《爬坡》從家庭、情感關係裡鑿出通路，在絕處逢生之境辨認自我意志。在接近尾聲的一場戲，月霞與永勝的衝突之際，家中那盞壞掉的燈突然亮起，間接暗示著月霞不一定要活在他人的陰影下。是故，月霞還可以逃離，而最終化為泡影的，便是永勝單方面編織的「美滿」家庭形象。
除了不甘讓女性身影消磨在柴米油鹽醬醋茶的瑣碎之中，《爬坡》從家庭、情感關係裡鑿出通路，在絕處逢生之境辨認自我意志。在接近尾聲的一場戲，月霞與永勝的衝突之際，家中那盞壞掉的燈突然亮起，間接暗示著月霞不一定要活在他人的陰影下。是故，月霞還可以逃離，而最終化為泡影的，便是永勝單方面編織的「美滿」家庭形象。
馬古利斯在書中引述哲學家雷麗（Denise Riley）的觀念：「如果所有差異最終建立在一個未經質疑、去歷史化的『女性』概念之上，那麼人們就會忽略一個事實——女性主義的歷史，同時也是一場對過度認同的抗爭。」（註 3），亦即反對直接將敘事匯作大框架集體的再現，而是應在複數內尋找更細緻、更特定的複數。
馬古利斯在書中引述哲學家雷麗（Denise Riley）的觀念：「如果所有差異最終建立在一個未經質疑、去歷史化的『女性』概念之上，那麼人們就會忽略一個事實——女性主義的歷史，同時也是一場對過度認同的抗爭。」（註 3），亦即反對直接將敘事匯作大框架集體的再現，而是應在複數內尋找更細緻、更特定的複數。
第 48 屆金穗獎「劇情片入圍 E：那個已飽和的夏天」將《抓耙仔》、《你吹 Do，我吹 Si》與《只是一陣一陣》，形成互相映照的觀看脈絡。若「飽和」指向一種無法輕易帶過的內在狀態，這三部皆以女性角色為重心的三部作品，其內核並非僅是籠統的「成長」命題，而是描繪人在關係中，將會開始意識到自己在意的物事。
第 48 屆金穗獎「劇情片入圍 E：那個已飽和的夏天」將《抓耙仔》、《你吹 Do，我吹 Si》與《只是一陣一陣》，形成互相映照的觀看脈絡。若「飽和」指向一種無法輕易帶過的內在狀態，這三部皆以女性角色為重心的三部作品，其內核並非僅是籠統的「成長」命題，而是描繪人在關係中，將會開始意識到自己在意的物事。
時間的變化極其微小，一如《阿北不見》開頭毫無起伏的直線駕駛，讓人難以察覺生命的消逝。直到某個夜晚，路中央的一團黑影硬生生地撞碎習以為常的平靜，導演扶起摔車的阿北，於是展開一場關於尋找與反思的旅程。不同於動態影像再現「進行中的事件」，全片由黑白定格影像串聯而成，靜止畫面彷彿暗示著「已逝去的時間」。
時間的變化極其微小，一如《阿北不見》開頭毫無起伏的直線駕駛，讓人難以察覺生命的消逝。直到某個夜晚，路中央的一團黑影硬生生地撞碎習以為常的平靜，導演扶起摔車的阿北，於是展開一場關於尋找與反思的旅程。不同於動態影像再現「進行中的事件」，全片由黑白定格影像串聯而成，靜止畫面彷彿暗示著「已逝去的時間」。
「凝視」的概念與詮釋，貫穿了《Somewhere in Time, 河與石頭》。本片的第一、二顆鏡頭，是單隻眼睛的特寫，她的左眼與她的右眼，合在一起才成就一雙目光。虹膜折射金燦的光芒，她在她的眼下以指尖抹上亮粉色的印記，原始且亮眼，粉色則流露出色彩學中的女性意象。
「凝視」的概念與詮釋，貫穿了《Somewhere in Time, 河與石頭》。本片的第一、二顆鏡頭，是單隻眼睛的特寫，她的左眼與她的右眼，合在一起才成就一雙目光。虹膜折射金燦的光芒，她在她的眼下以指尖抹上亮粉色的印記，原始且亮眼，粉色則流露出色彩學中的女性意象。
《棲身的土壤》導演劉靜怡以在臺馬來西亞華人的身分認同出發，延續停格動畫的藝術實踐，將個體的遷移經驗、外來種植物的存在狀態並置，呈現出一種難以辨識的外來者狀態——由外而內是他者對植物的觀看、辨識；由內而外則是口述表達的個體生命處境。
《棲身的土壤》導演劉靜怡以在臺馬來西亞華人的身分認同出發，延續停格動畫的藝術實踐，將個體的遷移經驗、外來種植物的存在狀態並置，呈現出一種難以辨識的外來者狀態——由外而內是他者對植物的觀看、辨識；由內而外則是口述表達的個體生命處境。
「在臺不被視爲『外來種』」反映出身分的消解、一種生存策略下的自我修正；另一方面，當他們回流故鄉時，卻又因逐漸被影響的口音，而被故里視為臺灣人，於是陷入兩頭不到岸的認同掙扎。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下，《棲身的土壤》是導演劉靜怡對自我身分認同提出的叩問：在各個國度、標籤及身分定義之下，「我」能成爲誰？
「在臺不被視爲『外來種』」反映出身分的消解、一種生存策略下的自我修正；另一方面，當他們回流故鄉時，卻又因逐漸被影響的口音，而被故里視為臺灣人，於是陷入兩頭不到岸的認同掙扎。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下，《棲身的土壤》是導演劉靜怡對自我身分認同提出的叩問：在各個國度、標籤及身分定義之下，「我」能成爲誰？
《冥后記》簡介寫道：「本片是一部連結自身的個人電影，以波瑟芬妮為起源，希望透過此片來實踐神話裡頭的母女分離。」若用克里斯德瓦評論莒哈絲的話來說，「句子的動詞忘卻主語」——我們當然明白，「希望」的是作者——畢竟，一部片怎麼可能實踐母女分離⋯⋯還是，其實也可以呢？
《冥后記》簡介寫道：「本片是一部連結自身的個人電影，以波瑟芬妮為起源，希望透過此片來實踐神話裡頭的母女分離。」若用克里斯德瓦評論莒哈絲的話來說，「句子的動詞忘卻主語」——我們當然明白，「希望」的是作者——畢竟，一部片怎麼可能實踐母女分離⋯⋯還是，其實也可以呢？
觀眾時常被銀幕上的兒童演員所擄獲，但兒童演員「表演」得很「自然」，到底是怎麼來的？是渾然天成的演技？還是導演的調度功力？抑或剪輯的魔法？本文將以第 48 屆金穗獎入圍作品《你吹 Do，我吹 Si》、《自然捲》、《抓耙仔》的劇本編排與場面調度切入，分析創作者如何處理兒童演員的表演與兒童主題之短片敘事。
觀眾時常被銀幕上的兒童演員所擄獲，但兒童演員「表演」得很「自然」，到底是怎麼來的？是渾然天成的演技？還是導演的調度功力？抑或剪輯的魔法？本文將以第 48 屆金穗獎入圍作品《你吹 Do，我吹 Si》、《自然捲》、《抓耙仔》的劇本編排與場面調度切入，分析創作者如何處理兒童演員的表演與兒童主題之短片敘事。
回看近代歷史，阿富汗婦女權益的兩次大倒退，都是發生在塔利班政權時期。以美國為首的民主陣營撤離後，各界多年來為性別平權的奮鬥，便瞬間化為烏有。極右派的塔利班政權恢復 1990 年代時的壓迫政策，利用對宗教經典的極端化解讀，試圖合理化自己危害女性的罪行。
回看近代歷史，阿富汗婦女權益的兩次大倒退，都是發生在塔利班政權時期。以美國為首的民主陣營撤離後，各界多年來為性別平權的奮鬥，便瞬間化為烏有。極右派的塔利班政權恢復 1990 年代時的壓迫政策，利用對宗教經典的極端化解讀，試圖合理化自己危害女性的罪行。
若以第三電影的視角觀之，納瑟丁與這些巴勒斯坦女性們，未嘗不是一種結盟，一起反抗屯墾殖民主義與強權的壓迫與剝削？跨時空的結盟，讓回望巴勒斯坦的歷史，具備一道更深遠的意義：即使歷史看似已塵封於過去，當今生活在巴勒斯坦這塊土地上的女性們，仍能以此為啟發，試著描摹一個現下結盟的可能，以及一個反殖民的未來。
若以第三電影的視角觀之，納瑟丁與這些巴勒斯坦女性們，未嘗不是一種結盟，一起反抗屯墾殖民主義與強權的壓迫與剝削？跨時空的結盟，讓回望巴勒斯坦的歷史，具備一道更深遠的意義：即使歷史看似已塵封於過去，當今生活在巴勒斯坦這塊土地上的女性們，仍能以此為啟發，試著描摹一個現下結盟的可能，以及一個反殖民的未來。
透過不斷的訴說與書寫，檔案得以證言女性身分的多重性與能動性，而「證言」並不代表女性即將全面推翻現實。這些影像與口述紀錄，其實訴說著女性的命運，總是與時代緊緊相依——但命運底下，女性的身體與感知意識是動態的，在依循著公眾與時代的形象之外，女性的內裡在自我與大他者之間，不斷地解構又重構。
透過不斷的訴說與書寫，檔案得以證言女性身分的多重性與能動性，而「證言」並不代表女性即將全面推翻現實。這些影像與口述紀錄，其實訴說著女性的命運，總是與時代緊緊相依——但命運底下，女性的身體與感知意識是動態的，在依循著公眾與時代的形象之外，女性的內裡在自我與大他者之間，不斷地解構又重構。
我們生來就擁有的一切（像是母語、家鄉的景色、天生的性格等），因為與自己太過親近，反而最難被真正認識與掌握。因此，我們必須先接觸、學習那些「不屬於我們的東西」（異己／他者），藉由異於自我的事物所產生的衝擊，來使我們沾染上不曾有過的色彩，才能在兩相映照之中，真正看清並形塑出「屬於我的一切」。
我們生來就擁有的一切（像是母語、家鄉的景色、天生的性格等），因為與自己太過親近，反而最難被真正認識與掌握。因此，我們必須先接觸、學習那些「不屬於我們的東西」（異己／他者），藉由異於自我的事物所產生的衝擊，來使我們沾染上不曾有過的色彩，才能在兩相映照之中，真正看清並形塑出「屬於我的一切」。
胡台麗老師的行動姿態，充滿熱情與關懷，她所拍攝的紀錄片，始終站在一個清明、經過反思的民族誌位置。有些鏡頭，其實讓觀看的我，暗自驚訝於族人對她的高度信任。這些影像從來不曾簡單地展示他者或奇觀，而更像是在尊重與傾聽中形成的作品，族人的情感、信念與處境，能透過影像發聲、傳達給外界，亦回過頭成為族人的討論。
胡台麗老師的行動姿態，充滿熱情與關懷，她所拍攝的紀錄片，始終站在一個清明、經過反思的民族誌位置。有些鏡頭，其實讓觀看的我，暗自驚訝於族人對她的高度信任。這些影像從來不曾簡單地展示他者或奇觀，而更像是在尊重與傾聽中形成的作品，族人的情感、信念與處境，能透過影像發聲、傳達給外界，亦回過頭成為族人的討論。
蜜亞「最終選擇成為公主」的動機，是因為她意識到，成為公主的意義遠不僅止於嫁給王子、穿漂亮的衣服，她想讓那些沒有發言權力的人，能夠透過她發出自己的聲音。《麻雀變公主》電影結尾，蜜亞與安海瑟薇，站在一群優雅俊美的人們面前，穿著一件濕透的紫色連帽衫，頭髮濕漉漉，亂糟糟的，那才是她真正的樣子。
蜜亞「最終選擇成為公主」的動機，是因為她意識到，成為公主的意義遠不僅止於嫁給王子、穿漂亮的衣服，她想讓那些沒有發言權力的人，能夠透過她發出自己的聲音。《麻雀變公主》電影結尾，蜜亞與安海瑟薇，站在一群優雅俊美的人們面前，穿著一件濕透的紫色連帽衫，頭髮濕漉漉，亂糟糟的，那才是她真正的樣子。
我認為花木蘭並非當代語境下的女性主義者。一來，她也許並未明確意識到，自己其實正處在被壓迫的處境；二來，她也無意挑戰既有體制，出於對家人的愛，她甚至願意再次隱身，代替父親進入體制——第一次隱身是嘗試扮演新娘、第二次隱身是嘗試扮演男性。「女人不是生而為女人，而是成為女人」，也許所有人都是「被成為的」。
我認為花木蘭並非當代語境下的女性主義者。一來，她也許並未明確意識到，自己其實正處在被壓迫的處境；二來，她也無意挑戰既有體制，出於對家人的愛，她甚至願意再次隱身，代替父親進入體制——第一次隱身是嘗試扮演新娘、第二次隱身是嘗試扮演男性。「女人不是生而為女人，而是成為女人」，也許所有人都是「被成為的」。
「我相信存在著打破循環的可能性，一切都取決於個人如何理解並掌控自己的命運。」在今年《電影筆記》的訪談中，洛茲尼察強調即使不同的民族都將面臨自身挑戰，但每一個民族的情況都有所不同。然而，洛茲尼察也說：「但在歷史上，俄羅斯的情況卻是一再地錯過這樣的機會——錯過改變的機會後，社會便開始倒退。」
「我相信存在著打破循環的可能性，一切都取決於個人如何理解並掌控自己的命運。」在今年《電影筆記》的訪談中，洛茲尼察強調即使不同的民族都將面臨自身挑戰，但每一個民族的情況都有所不同。然而，洛茲尼察也說：「但在歷史上，俄羅斯的情況卻是一再地錯過這樣的機會——錯過改變的機會後，社會便開始倒退。」
這不就是《夢鹿情謎》中的夢境嗎？彷彿身體與心智作為地球上，一處太陽永不直射的雪地森林，一棵靜默感知千萬時間的銀杏樹，對比人類一生是渺小地再無意義，伊爾蒂蔻・恩伊達詩學般的電影語言，透過《你是不會當樹嗎》呼應 1989 年的《我的二十世紀》，那是我們穿行大地之下，看見死亡與荒涼，行經夢升之處的途徑。
這不就是《夢鹿情謎》中的夢境嗎？彷彿身體與心智作為地球上，一處太陽永不直射的雪地森林，一棵靜默感知千萬時間的銀杏樹，對比人類一生是渺小地再無意義，伊爾蒂蔻・恩伊達詩學般的電影語言，透過《你是不會當樹嗎》呼應 1989 年的《我的二十世紀》，那是我們穿行大地之下，看見死亡與荒涼，行經夢升之處的途徑。
幽靈的存在，為何唯一依循在愛人的一張紙片上頭，纏繞在與這個愛人相關的所有回憶上頭，這似乎並不是一個幽靈所能夠回答的問題。如果不透過擬人的情感，我們難以將當下的感受，投放到對於「何謂一個幽靈的『解脫』？何謂它『存在的意義』？」這樣的問題上面，我們必須代替它思考、代替它感受、代替它回答。
幽靈的存在，為何唯一依循在愛人的一張紙片上頭，纏繞在與這個愛人相關的所有回憶上頭，這似乎並不是一個幽靈所能夠回答的問題。如果不透過擬人的情感，我們難以將當下的感受，投放到對於「何謂一個幽靈的『解脫』？何謂它『存在的意義』？」這樣的問題上面，我們必須代替它思考、代替它感受、代替它回答。
《星與月是天上的洞》試圖捕捉幽微心靈活動的命題，在電影所能展現的景色固然是小的，但透過荒井晴彥標誌性的情慾書寫，「肉體慾望」與「主角筆下的虛構故事」被直白且細膩地並置，觀眾便能在那些明說與未說的縫隙之間，對讀出一個男人的渴望與語塞，並以此窺見日本在 1960 年代，經歷左翼運動思想幻滅後的集體虛無。
《星與月是天上的洞》試圖捕捉幽微心靈活動的命題，在電影所能展現的景色固然是小的，但透過荒井晴彥標誌性的情慾書寫，「肉體慾望」與「主角筆下的虛構故事」被直白且細膩地並置，觀眾便能在那些明說與未說的縫隙之間，對讀出一個男人的渴望與語塞，並以此窺見日本在 1960 年代，經歷左翼運動思想幻滅後的集體虛無。
Top 5
除了不甘讓女性身影消磨在柴米油鹽醬醋茶的瑣碎之中，《爬坡》從家庭、情感關係裡鑿出通路，在絕處逢生之境辨認自我意志。在接近尾聲的一場戲，月霞與永勝的衝突之際，家中那盞壞掉的燈突然亮起，間接暗示著月霞不一定要活在他人的陰影下。是故，月霞還可以逃離，而最終化為泡影的，便是永勝單方面編織的「美滿」家庭形象。
除了不甘讓女性身影消磨在柴米油鹽醬醋茶的瑣碎之中，《爬坡》從家庭、情感關係裡鑿出通路，在絕處逢生之境辨認自我意志。在接近尾聲的一場戲，月霞與永勝的衝突之際，家中那盞壞掉的燈突然亮起，間接暗示著月霞不一定要活在他人的陰影下。是故，月霞還可以逃離，而最終化為泡影的，便是永勝單方面編織的「美滿」家庭形象。
馬古利斯在書中引述哲學家雷麗（Denise Riley）的觀念：「如果所有差異最終建立在一個未經質疑、去歷史化的『女性』概念之上，那麼人們就會忽略一個事實——女性主義的歷史，同時也是一場對過度認同的抗爭。」（註 3），亦即反對直接將敘事匯作大框架集體的再現，而是應在複數內尋找更細緻、更特定的複數。
馬古利斯在書中引述哲學家雷麗（Denise Riley）的觀念：「如果所有差異最終建立在一個未經質疑、去歷史化的『女性』概念之上，那麼人們就會忽略一個事實——女性主義的歷史，同時也是一場對過度認同的抗爭。」（註 3），亦即反對直接將敘事匯作大框架集體的再現，而是應在複數內尋找更細緻、更特定的複數。
第 48 屆金穗獎「劇情片入圍 E：那個已飽和的夏天」將《抓耙仔》、《你吹 Do，我吹 Si》與《只是一陣一陣》，形成互相映照的觀看脈絡。若「飽和」指向一種無法輕易帶過的內在狀態，這三部皆以女性角色為重心的三部作品，其內核並非僅是籠統的「成長」命題，而是描繪人在關係中，將會開始意識到自己在意的物事。
第 48 屆金穗獎「劇情片入圍 E：那個已飽和的夏天」將《抓耙仔》、《你吹 Do，我吹 Si》與《只是一陣一陣》，形成互相映照的觀看脈絡。若「飽和」指向一種無法輕易帶過的內在狀態，這三部皆以女性角色為重心的三部作品，其內核並非僅是籠統的「成長」命題，而是描繪人在關係中，將會開始意識到自己在意的物事。
時間的變化極其微小，一如《阿北不見》開頭毫無起伏的直線駕駛，讓人難以察覺生命的消逝。直到某個夜晚，路中央的一團黑影硬生生地撞碎習以為常的平靜，導演扶起摔車的阿北，於是展開一場關於尋找與反思的旅程。不同於動態影像再現「進行中的事件」，全片由黑白定格影像串聯而成，靜止畫面彷彿暗示著「已逝去的時間」。
時間的變化極其微小，一如《阿北不見》開頭毫無起伏的直線駕駛，讓人難以察覺生命的消逝。直到某個夜晚，路中央的一團黑影硬生生地撞碎習以為常的平靜，導演扶起摔車的阿北，於是展開一場關於尋找與反思的旅程。不同於動態影像再現「進行中的事件」，全片由黑白定格影像串聯而成，靜止畫面彷彿暗示著「已逝去的時間」。
「凝視」的概念與詮釋，貫穿了《Somewhere in Time, 河與石頭》。本片的第一、二顆鏡頭，是單隻眼睛的特寫，她的左眼與她的右眼，合在一起才成就一雙目光。虹膜折射金燦的光芒，她在她的眼下以指尖抹上亮粉色的印記，原始且亮眼，粉色則流露出色彩學中的女性意象。
「凝視」的概念與詮釋，貫穿了《Somewhere in Time, 河與石頭》。本片的第一、二顆鏡頭，是單隻眼睛的特寫，她的左眼與她的右眼，合在一起才成就一雙目光。虹膜折射金燦的光芒，她在她的眼下以指尖抹上亮粉色的印記，原始且亮眼，粉色則流露出色彩學中的女性意象。
《棲身的土壤》導演劉靜怡以在臺馬來西亞華人的身分認同出發，延續停格動畫的藝術實踐，將個體的遷移經驗、外來種植物的存在狀態並置，呈現出一種難以辨識的外來者狀態——由外而內是他者對植物的觀看、辨識；由內而外則是口述表達的個體生命處境。
《棲身的土壤》導演劉靜怡以在臺馬來西亞華人的身分認同出發，延續停格動畫的藝術實踐，將個體的遷移經驗、外來種植物的存在狀態並置，呈現出一種難以辨識的外來者狀態——由外而內是他者對植物的觀看、辨識；由內而外則是口述表達的個體生命處境。
「在臺不被視爲『外來種』」反映出身分的消解、一種生存策略下的自我修正；另一方面，當他們回流故鄉時，卻又因逐漸被影響的口音，而被故里視為臺灣人，於是陷入兩頭不到岸的認同掙扎。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下，《棲身的土壤》是導演劉靜怡對自我身分認同提出的叩問：在各個國度、標籤及身分定義之下，「我」能成爲誰？
「在臺不被視爲『外來種』」反映出身分的消解、一種生存策略下的自我修正；另一方面，當他們回流故鄉時，卻又因逐漸被影響的口音，而被故里視為臺灣人，於是陷入兩頭不到岸的認同掙扎。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下，《棲身的土壤》是導演劉靜怡對自我身分認同提出的叩問：在各個國度、標籤及身分定義之下，「我」能成爲誰？
《冥后記》簡介寫道：「本片是一部連結自身的個人電影，以波瑟芬妮為起源，希望透過此片來實踐神話裡頭的母女分離。」若用克里斯德瓦評論莒哈絲的話來說，「句子的動詞忘卻主語」——我們當然明白，「希望」的是作者——畢竟，一部片怎麼可能實踐母女分離⋯⋯還是，其實也可以呢？
《冥后記》簡介寫道：「本片是一部連結自身的個人電影，以波瑟芬妮為起源，希望透過此片來實踐神話裡頭的母女分離。」若用克里斯德瓦評論莒哈絲的話來說，「句子的動詞忘卻主語」——我們當然明白，「希望」的是作者——畢竟，一部片怎麼可能實踐母女分離⋯⋯還是，其實也可以呢？
觀眾時常被銀幕上的兒童演員所擄獲，但兒童演員「表演」得很「自然」，到底是怎麼來的？是渾然天成的演技？還是導演的調度功力？抑或剪輯的魔法？本文將以第 48 屆金穗獎入圍作品《你吹 Do，我吹 Si》、《自然捲》、《抓耙仔》的劇本編排與場面調度切入，分析創作者如何處理兒童演員的表演與兒童主題之短片敘事。
觀眾時常被銀幕上的兒童演員所擄獲，但兒童演員「表演」得很「自然」，到底是怎麼來的？是渾然天成的演技？還是導演的調度功力？抑或剪輯的魔法？本文將以第 48 屆金穗獎入圍作品《你吹 Do，我吹 Si》、《自然捲》、《抓耙仔》的劇本編排與場面調度切入，分析創作者如何處理兒童演員的表演與兒童主題之短片敘事。
回看近代歷史，阿富汗婦女權益的兩次大倒退，都是發生在塔利班政權時期。以美國為首的民主陣營撤離後，各界多年來為性別平權的奮鬥，便瞬間化為烏有。極右派的塔利班政權恢復 1990 年代時的壓迫政策，利用對宗教經典的極端化解讀，試圖合理化自己危害女性的罪行。
回看近代歷史，阿富汗婦女權益的兩次大倒退，都是發生在塔利班政權時期。以美國為首的民主陣營撤離後，各界多年來為性別平權的奮鬥，便瞬間化為烏有。極右派的塔利班政權恢復 1990 年代時的壓迫政策，利用對宗教經典的極端化解讀，試圖合理化自己危害女性的罪行。
若以第三電影的視角觀之，納瑟丁與這些巴勒斯坦女性們，未嘗不是一種結盟，一起反抗屯墾殖民主義與強權的壓迫與剝削？跨時空的結盟，讓回望巴勒斯坦的歷史，具備一道更深遠的意義：即使歷史看似已塵封於過去，當今生活在巴勒斯坦這塊土地上的女性們，仍能以此為啟發，試著描摹一個現下結盟的可能，以及一個反殖民的未來。
若以第三電影的視角觀之，納瑟丁與這些巴勒斯坦女性們，未嘗不是一種結盟，一起反抗屯墾殖民主義與強權的壓迫與剝削？跨時空的結盟，讓回望巴勒斯坦的歷史，具備一道更深遠的意義：即使歷史看似已塵封於過去，當今生活在巴勒斯坦這塊土地上的女性們，仍能以此為啟發，試著描摹一個現下結盟的可能，以及一個反殖民的未來。
透過不斷的訴說與書寫，檔案得以證言女性身分的多重性與能動性，而「證言」並不代表女性即將全面推翻現實。這些影像與口述紀錄，其實訴說著女性的命運，總是與時代緊緊相依——但命運底下，女性的身體與感知意識是動態的，在依循著公眾與時代的形象之外，女性的內裡在自我與大他者之間，不斷地解構又重構。
透過不斷的訴說與書寫，檔案得以證言女性身分的多重性與能動性，而「證言」並不代表女性即將全面推翻現實。這些影像與口述紀錄，其實訴說著女性的命運，總是與時代緊緊相依——但命運底下，女性的身體與感知意識是動態的，在依循著公眾與時代的形象之外，女性的內裡在自我與大他者之間，不斷地解構又重構。
我們生來就擁有的一切（像是母語、家鄉的景色、天生的性格等），因為與自己太過親近，反而最難被真正認識與掌握。因此，我們必須先接觸、學習那些「不屬於我們的東西」（異己／他者），藉由異於自我的事物所產生的衝擊，來使我們沾染上不曾有過的色彩，才能在兩相映照之中，真正看清並形塑出「屬於我的一切」。
我們生來就擁有的一切（像是母語、家鄉的景色、天生的性格等），因為與自己太過親近，反而最難被真正認識與掌握。因此，我們必須先接觸、學習那些「不屬於我們的東西」（異己／他者），藉由異於自我的事物所產生的衝擊，來使我們沾染上不曾有過的色彩，才能在兩相映照之中，真正看清並形塑出「屬於我的一切」。
胡台麗老師的行動姿態，充滿熱情與關懷，她所拍攝的紀錄片，始終站在一個清明、經過反思的民族誌位置。有些鏡頭，其實讓觀看的我，暗自驚訝於族人對她的高度信任。這些影像從來不曾簡單地展示他者或奇觀，而更像是在尊重與傾聽中形成的作品，族人的情感、信念與處境，能透過影像發聲、傳達給外界，亦回過頭成為族人的討論。
胡台麗老師的行動姿態，充滿熱情與關懷，她所拍攝的紀錄片，始終站在一個清明、經過反思的民族誌位置。有些鏡頭，其實讓觀看的我，暗自驚訝於族人對她的高度信任。這些影像從來不曾簡單地展示他者或奇觀，而更像是在尊重與傾聽中形成的作品，族人的情感、信念與處境，能透過影像發聲、傳達給外界，亦回過頭成為族人的討論。
蜜亞「最終選擇成為公主」的動機，是因為她意識到，成為公主的意義遠不僅止於嫁給王子、穿漂亮的衣服，她想讓那些沒有發言權力的人，能夠透過她發出自己的聲音。《麻雀變公主》電影結尾，蜜亞與安海瑟薇，站在一群優雅俊美的人們面前，穿著一件濕透的紫色連帽衫，頭髮濕漉漉，亂糟糟的，那才是她真正的樣子。
蜜亞「最終選擇成為公主」的動機，是因為她意識到，成為公主的意義遠不僅止於嫁給王子、穿漂亮的衣服，她想讓那些沒有發言權力的人，能夠透過她發出自己的聲音。《麻雀變公主》電影結尾，蜜亞與安海瑟薇，站在一群優雅俊美的人們面前，穿著一件濕透的紫色連帽衫，頭髮濕漉漉，亂糟糟的，那才是她真正的樣子。
我認為花木蘭並非當代語境下的女性主義者。一來，她也許並未明確意識到，自己其實正處在被壓迫的處境；二來，她也無意挑戰既有體制，出於對家人的愛，她甚至願意再次隱身，代替父親進入體制——第一次隱身是嘗試扮演新娘、第二次隱身是嘗試扮演男性。「女人不是生而為女人，而是成為女人」，也許所有人都是「被成為的」。
我認為花木蘭並非當代語境下的女性主義者。一來，她也許並未明確意識到，自己其實正處在被壓迫的處境；二來，她也無意挑戰既有體制，出於對家人的愛，她甚至願意再次隱身，代替父親進入體制——第一次隱身是嘗試扮演新娘、第二次隱身是嘗試扮演男性。「女人不是生而為女人，而是成為女人」，也許所有人都是「被成為的」。
「我相信存在著打破循環的可能性，一切都取決於個人如何理解並掌控自己的命運。」在今年《電影筆記》的訪談中，洛茲尼察強調即使不同的民族都將面臨自身挑戰，但每一個民族的情況都有所不同。然而，洛茲尼察也說：「但在歷史上，俄羅斯的情況卻是一再地錯過這樣的機會——錯過改變的機會後，社會便開始倒退。」
「我相信存在著打破循環的可能性，一切都取決於個人如何理解並掌控自己的命運。」在今年《電影筆記》的訪談中，洛茲尼察強調即使不同的民族都將面臨自身挑戰，但每一個民族的情況都有所不同。然而，洛茲尼察也說：「但在歷史上，俄羅斯的情況卻是一再地錯過這樣的機會——錯過改變的機會後，社會便開始倒退。」
這不就是《夢鹿情謎》中的夢境嗎？彷彿身體與心智作為地球上，一處太陽永不直射的雪地森林，一棵靜默感知千萬時間的銀杏樹，對比人類一生是渺小地再無意義，伊爾蒂蔻・恩伊達詩學般的電影語言，透過《你是不會當樹嗎》呼應 1989 年的《我的二十世紀》，那是我們穿行大地之下，看見死亡與荒涼，行經夢升之處的途徑。
這不就是《夢鹿情謎》中的夢境嗎？彷彿身體與心智作為地球上，一處太陽永不直射的雪地森林，一棵靜默感知千萬時間的銀杏樹，對比人類一生是渺小地再無意義，伊爾蒂蔻・恩伊達詩學般的電影語言，透過《你是不會當樹嗎》呼應 1989 年的《我的二十世紀》，那是我們穿行大地之下，看見死亡與荒涼，行經夢升之處的途徑。
幽靈的存在，為何唯一依循在愛人的一張紙片上頭，纏繞在與這個愛人相關的所有回憶上頭，這似乎並不是一個幽靈所能夠回答的問題。如果不透過擬人的情感，我們難以將當下的感受，投放到對於「何謂一個幽靈的『解脫』？何謂它『存在的意義』？」這樣的問題上面，我們必須代替它思考、代替它感受、代替它回答。
幽靈的存在，為何唯一依循在愛人的一張紙片上頭，纏繞在與這個愛人相關的所有回憶上頭，這似乎並不是一個幽靈所能夠回答的問題。如果不透過擬人的情感，我們難以將當下的感受，投放到對於「何謂一個幽靈的『解脫』？何謂它『存在的意義』？」這樣的問題上面，我們必須代替它思考、代替它感受、代替它回答。
《星與月是天上的洞》試圖捕捉幽微心靈活動的命題，在電影所能展現的景色固然是小的，但透過荒井晴彥標誌性的情慾書寫，「肉體慾望」與「主角筆下的虛構故事」被直白且細膩地並置，觀眾便能在那些明說與未說的縫隙之間，對讀出一個男人的渴望與語塞，並以此窺見日本在 1960 年代，經歷左翼運動思想幻滅後的集體虛無。
《星與月是天上的洞》試圖捕捉幽微心靈活動的命題，在電影所能展現的景色固然是小的，但透過荒井晴彥標誌性的情慾書寫，「肉體慾望」與「主角筆下的虛構故事」被直白且細膩地並置，觀眾便能在那些明說與未說的縫隙之間，對讀出一個男人的渴望與語塞，並以此窺見日本在 1960 年代，經歷左翼運動思想幻滅後的集體虛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