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评员/粉红的生态研究 中篇：卡耐基的成功学和郭沫若的成功学

在任何一个由集权长期取代法律的国家，都会产生一种痼疾，就是人们为趋利会无所不用其极。这种效应在中国类似一句俚语：笑贫不笑娼。大家认为只要能赚钱，就无需作道德拷问。

事实上逐利并没有错，但这样的观念会将其推向低生态化。通常低物种端的竞争会侵蚀经济土壤本身，就像病毒把宿主吞噬后自己也无处容身。

当人们无视基本生态时，做食品的就会做出地沟油，做医疗的就会做出假疫苗，做经济的就会代言民间借贷。所谓作伪并不重要，反正自己不会去用这些产品。

而通常大家在国内赚钱之后，就开始把资产向外转移，因为知道这种模式下国民财富早晚不济。很多商人不吃自己的食品，也不用自己的商品，只希望大众为此买单，久而久之耗尽了信用，市场自然被外资所挤占。此时政府也无公信力，就要酿成”民族危机“。情急之下，只有义和团重新上路，拉起爱国大旗开始抵制洋货。

所以官老爷们肆无忌惮造成的烂摊子，最后还是要汉奸来维稳。他们就像癞疮上的虱子，与污秽和阴暗共生。社会越糜烂，压迫越严重，他们就滋生越快。

在中国一切的爱国投机都受到政治风气的影响，中国此前与西方政治对立，产生过两次抵制浪潮。但在改革开放之后，民族主义便保持着低调。90 年代打开贸易大门的同时，官方担心文化遭受入侵，便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了抵御姿态，此时一部外宣式的民粹作品《中国可以说不》，打响了反击的一枪。

此书迎合了当时的政治精神，被煽动起来的青年大众所追捧，也就乘上了民族主义的春风。该书作者和策划名利兼收，成为了中国意志的代言人。但此后不久，却悄然用爱国主义挖来的第一桶金移民了。

不过这个尝试让人洞察到其中的机遇，于是有人在 2009 年出版了姊妹篇《中国不高兴》，同样收割了一批反西方流量。但之后也是同样的流程，创作者赚钱后移民了国外。

这两件案例开启了政治投机的风口，爱国生意逐渐盛行。经过这么些年，爱国领域已经产生了一大批人们耳熟能详的成功人士：

北京大学的反美女斗士马楠，曾于 1998 年克林顿来中国演讲之际，对其义正言辞地反诘，抨击美国的人权状况，教育美国怎么去定义人权和自由。但当这位女学子毕业后，却嫁给了一位美国人，并奔赴美国定居了。

中央电视台的常青树和台柱董卿，曾在 2019 开学典礼中声情并茂地演讲爱国教育，让孩子们从小树立对国家的忠诚。然而此后却被查出在美国购置了房产，并且把孩子也生在了美国。

媒体中最活跃的反美斗士司马南，曾扬言美国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类似一个巨大的肿瘤。——但发布此番论调后却策马飞奔美国与家人团聚。此后他发布了广为流传的一席话：在国内反美是自己的工作，对于妻儿目前在美国生活，并不影响自己工作，美国是工作外的生活，希望网民区分开工作和生活。

另一活跃于政经论坛的反美经济学者陈平，长年致力于打击美国的国家体系，他指斥西方主流经济学为“空想资本主义”，且“中国月入 2000 人民币比美国月入 3000 美元更幸福。”但此后被爆出在早已在美国德州购置房产，家人也生活在美国。

此外“爱国圈”中的活跃先锋袁小靓，高调批评美国和西方民主，并为自己“爱国贼”的身份自豪。然而这不妨碍她赴美生活，连子女也入学美国。最怪诞的是，其丈夫在国内因言论被捕，她却选择了向境外媒体求助。

——这些爱国生意人的数量实在难以历数，除去明面上这些，还有许多闷声发财，暗渡陈仓的人。他们的既定程序大都是先发爱国财，此后便投向敌对阵营。这样的行为尤其在政商界和演艺界中蔚然成风，移民和转移资产最猖獗便是官僚，商人和明星。

所以无怪乎现在如此多的人投身到粉红爱国的行列，倒不是说统治者许诺了多少好处，而是看到靠爱国发迹的人太多。以至于自媒体，文艺界，乃至普通人，只要有机会都会朝爱国上碰瓷。甚至陷入事业低谷的外籍人士，看到这波风潮，也纷纷前来表示他们的“爱中国”情结。

且“洋奴”远比“家奴”价码高，中国历来有媚外的心理，任何事都希望捎上洋人的背书，”国际友人“的效应就远非那些本土破落户能比。所以洋学生留学有补贴，有专用宿舍，学校还给他们配女学伴。中国人的税收也用来补贴非洲兄弟，外国人一旦踏足中国，都走得昂首阔步。

所谓每一个行业，都有一扇对应的财富之门。曾有一本卡耐基的《成功学》风靡世界，被创业者奉为圭臬。但后来许多人发现此书不切实际，因为成功学总需要些历练和领悟，而群氓更讲究速成。所以中国的成功学更应追求本土化，——人们发现放下身段和良知，才更容易在爱国上发财。做网评员和粉红，就要不计人格代价。如果说犹大卖了耶稣还会产生悔意，那么合格的网评员则必须立场坚定，一往无前。

千古邪书《罗织经》写道：

“有善无以为奸，其知存也”。

大意就是：哪怕有一点善念，都无法成为奸佞，因为良知尚存。——赛谬尔.约翰逊也说：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避难所。从这话就知道，要当爱国汉奸首先就要有些流氓秉性。

所以卖国贼大都冷酷无情，即便面对民族的希望，人类的救主，也会盘算如何将其折价变卖。归根结底，汉奸粉红的骨子里并不在乎国家或民族受到多么深的荼毒，而只在乎在这个荼毒的过程中自己能否捞上油水。

因此但凡能辨别是非，有点良知的人，都发不了爱国财，这行业首先要求的就是抛弃是非，仅存媚骨。在这点上臻至化境的首推大文人郭沫若，他可以说是网评员成功学的至圣先师。在这里可以举两个郭老的例子以供广大投机者效法：

郭沫若曾在国民政府为官，时值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内部发生矛盾，在 1927 年的清党活动中，郭沫若写下了声讨蒋介石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措辞异常激烈，将之比作民族罪人。

此后郭沫若于 1937 年回国，被蒋介石召见。在拜谒了蒋后，立即发表了《蒋委员长会见记》，又对其曲意逢迎，婉转褒赞。

郭老深谙政治投机的窍门，明白要适时放弃道德标准，唯胜者马首是瞻。这一点他在文革期间更是挥洒自如，例如他写给江青的颂诗：

《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

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而在四人帮倒台后，郭老又举起批斗的大旗，痛陈其罪恶：

《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

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帮

政治流氓文痞

狗头军师张

还有精生白骨

自比则天武后

铁帚扫而光

篡党夺权者

一枕梦黄梁

野心大阴谋毒

诡计狂

真是罪该万死

迫害红太阳

接班人是俊杰

遗志继承果断

功绩何辉煌

拥护党中央

郭沫若转变立场，左右腾挪的功夫，足以作为所有后代同侪的标杆。无怪乎他能两朝为官，一世无虞。但不是所有网评员都能这么风光，因为郭沫若的巧佞实在难以复制。况且他挂着文人的牌子，好歹能攥笔成书。而大多数网评员只是一些泛泛之辈，如机关文职，外编人员（服刑人员或高校学生），公关公司等。

这些人无法像文人那样引导民意，充其量只能作为水军，去伪装民意和干扰舆情，他们的作用更多是诱导和恐吓普通人，让他们自觉地维护主旋律。但这样的工作性质终归上不得台面，因此大多保持着隐匿的身份，也很难获得正式编制。

而且由于入职门槛低，网评员大都素质糙劣，没过几年身份就被公开化。不但对舆论的影响降低，还因为言行粗鄙而臭名昭著。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更倾向于把财政资源放在遏制信息源头（媒体和信息平台）上，而不会去豢养大批的网络维稳员。

因此大多数网评员收入并不高，他们逐渐发现，不是任何人都能在爱国生意中大发利市。爱国的饼就这么大，政府要拿大头，领导和上层文人还要抽佣金，到了底层网评员这里只有残羹剩饭。虽然都是吃人血馒头，他们吃的也是馊馒头。

所以很多粉红越往后爱国情绪越冷淡，当他们开始认同自己的散工身份时，就会变得消极。他们按照指示发言，不停地转移战场，如风过无痕，没有任何的激情。他们不会在道德问题上与人纠缠，对于外界的冷嘲热讽，也抱着一种十足的冷漠。因为一方面对廉耻没有概念，同时对言行的危害也全无意识，只是把世间的一切都归结为最低微的生存需求。

这就是大多数乌合之众的职业归途，他们不明白术业也分高低，做爱国生意还是要些舞文弄墨的功夫，至少要学会反驳宪政和民主。很多粉红认为发爱国财就是比拼下限，越厚颜无耻越能得到赏识，殊不知就算谄媚也得有个卖相。比如周小平，王兆山一类，就懂得靠文字发迹。说谎也好，堆砌辞藻也罢，任何事都能去蹭一个爱国名额。

不过话说回来，能做这个行当的也不会是才华出众之人，能写两篇稿子已算得上是行业翘楚。比之他们的先辈郭沫若，冯友兰之流还是相去甚远。然而这种素质滑坡实际是皇权制度本身决定的，——任何王朝一旦积弊日久，其污浊之气就会蚕食整个民族的人文素养，就像山岩经风化而逐年下降。所以无怪乎当代网评员水准低，逻辑差，还频频被人打假。很多时候甚至都分不清他们是在帮衬还是添乱。

爱国生意本质上属于焚林而畋，竭泽而渔的事业，会加速破坏国家的生态基础。如果一个国家的大部分民众，尤其是年轻人都开始当汉奸时，生产力也就凋敝了。然而一个国家的产业终究还要依赖普通人，进一步说，汉奸和主子都要靠盘剥普通人生存，当大部分人都开始投机后，整个产业就会供血不足。

这正是专制的弊端，专政者希望民众彼此告密，从而人人自危。但这势必让普通人越来越少，投机者越来越多。就像秃鹫依赖腐肉为食，一旦把活物都被赶走了，盘旋的就只剩它们自己。

但汉奸们既是靠检举和揭发来谋生的，就免不了自己人撕咬起来。但毕竟大家政治立场相似，很难真正地寻衅治罪。当举国都拥护主子的时候，爱国的收益就趋近于零。为了糊口，便只能做一些莫须有的检举和揭发。所以无论是民工维权，抗议强拆，或村民上访，只要表现出一点不满，汉奸们就如蚁附膻，蜂拥而至，指责这些人勾结境外势力，妄图颠覆国家政权。

汉奸们也知道，平民大抵连境外势力什么样都没见过，勾结境外势力没点官阶是做不来的。但他们的工作就是搞阶级斗争，出于本能也好，为生计也罢，都会尽可能地给人罗织罪名。而这样一来，便加剧了人才和资本的恐慌。所谓乱邦不居，有点家底的人都会考虑逃亡。

但汉奸爱国者已经养成了政治上的攻击本能，他们知道没有斗争就没有自己的容身之地。所以当这个职业的人数达到一定量之后，政府也有些难以操控舆论的火候。因为爱国狂潮需要越来越鹰派的情绪维持，既然国内已经找不出敌人，那么矛头自然要转向外部。所以每一个王朝的后期，都是对外摩擦的频发期。可以说爱国生意本身，就会把这个市场推向覆灭。

一个专制王朝持续越久，就越没人相信它会被取代，而汉奸和告密者也会增多。就像每个朝代对政权最有信心的都是太监一样。

但中国已经历了数次“兴盛—靡败—覆灭”的过程。所以做一个明智的投机者，就要学会审度趋势，做到在动荡的时局下全身而退。下一章是这篇研究的终章，也是最关乎爱国粉红身家性命的一章，其中会作出明确指导，如何在政治投机中自我保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