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由於職業因素，從法國移居愛爾蘭。來到愛爾蘭三週多，除卻公司這類全球準則多於在地的來源，主要能給予我資訊的僅止於親身體驗，以及在地搬遷顧問（relocation service）。我的負責顧問非常資深，是個在車上會與我閒聊孫子是個「可愛又迷人的小怪獸」的金髮女子。近來這一週顧問開車載我在都柏林南北晃悠，一方面對於城市有較為全面的認識，一方面也是對於未來居住地點的優先排序。在車窗內觀賞這座城市，對於未來可以有的生活想像，也可謂雖不近亦不遠矣。
從法國轉移到愛爾蘭，不啻為一種文化衝擊。這種文化衝擊自然並不是來自亞洲的那類，釜底抽薪、物換星移的全餐，然而城市的樣貌無非是該國歷史進程以及即時境況的切面，漫遊對於我可以獲得的訊息也非常務實：愛爾蘭是一個很新的國度，且自古以來並不是一個富裕的土地，即便近年因為企業低稅而成為歐洲新興的科技之都，也能從眼前所見看出幾世紀以前的端倪。
法國的財力以及權力，可以從各種華麗到具有侵略性的城市樣貌展現。即便歷史雲煙，比如凡爾賽如今的行政單位只是鎮，帝國逝去，卻也輝煌。而首都巴黎自然不用說明：行政雖然雷、態度頤指氣使，法國實在也有底氣這樣做。在這好幾世紀的財富堆疊、人文培養、資源彙聚跟政治變遷之下，法國依舊是朵絢爛的花朵，能夠用其充滿魅惑的芬芳讓都市有機的成長下去。.而都柏林，或是愛爾蘭就並不是如此順遂了。愛爾蘭在歷史中，就算在全盛時期大英帝國的統治下（English Rule），也是個困苦的土地。馬鈴薯時不時欠收，不穩定與寒冷的天氣，使農民無法養活自己。就算是世家與知識份子（如王爾德、葉慈、喬伊斯），海外遷徙作為人民的生活主軸並不是什麼新鮮事。而十九世紀連年的貧窮與饑荒，愛爾蘭移民大量出逃，往北美、澳洲等當時依舊是大英帝國殖民等地落地生根，尋一個可能的活命機會。我想起《使女的故事》作者瑪格麗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自陳最滿意的著作《雙面葛蕾絲（Alias Grace）》， 主角家庭就是生活困窘，搭著小船，在風浪、暴雨、疾病中橫跨大西洋去到加拿大。也因此，愛爾蘭並不是一個大量人口聚集之地，甚至都柏林作為城市的結構也相對鬆散。金髮顧問曾跟我解釋：「這些地名以前都是小村莊，之後村莊才連結成為都柏林。」而我光是坐在車上十分鐘就能感受到每個村莊聚落中心和邊陲，即可見這個城市在規模與密度上與歐陸的巨大差別。
愛爾蘭作為新興國家對於英國的關係也非常微妙。
都柏林市中心有一塊區域，被顧問戲稱為「英格蘭區」，是由於過往許多來自英格蘭的移民，同時也把倫敦的建築地景帶了過來。七年前在倫敦，一位香港朋友曾經跟我解釋，由於寸土寸金，倫敦建築會挖出地下室，並讓一樓（ground floor）稍微高於地平線，讓陽光可以照進地下，變成新的使用空間。同樣的建築也出現在此地，雖然規模以及程度不及，卻也看得出來是明顯的「英國結界」。就此同時，在其他途經的牆面上，卻也時不時會看到塗鴉，寫著「England out of Ireland」；而愛爾蘭政府也致力於大量復興愛爾蘭蓋爾語（Gaeilge na hÉireann），在政府單位的標題以及信件上使雙語並行，期望在所謂「愛爾蘭英文」之外，加深自我認同的力道。這些情景之相似，就算不用明言，也讓我聯想起台灣的文化拉扯以及桎梏，也讓我對於未來交友時談論政治、生活、文化的敏感度瞬間高了起來。世上的歷史共業真是何其多。
也由於大量移民，如今在世界上總計自認有愛爾蘭血統（Irish Heritage）的人口總數是一千萬人，比整個愛爾蘭目前國內的人口四百萬還要多。愛爾蘭人在世界好一點是開枝散葉，壞一點是顛沛流離。我以一個外來者的角度看著這個島國的百年進程至此，驀地好似一陣警鐘，時不時在我腦中噹噹作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