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究權力與建築的歷史案例我想以台灣結尾，臺灣作為歷代殖民者的建築實驗場，現存完整的殖民政府建築當屬日治時期與國民黨政府時期的官方建築。為找出我的設計要回應臺灣史的哪一塊？以及依附在甚麼樣的場所？我主要分析兩者兼具的建築類型，揭櫫政權以何種方式依附於各種機構中：
宣揚統治正當性的紀念性建築－神社/紀念堂
展現統治成果的容器－博物館、圖書館
其餘還有大學校園規劃、地方宗教信仰載體、官廳、車站、台北城門樣式改建......族繁不及備載，也都很能表現政治權力的型態變化，但打不完。
首先來談較好入口的神社與紀念堂：日治時期的台灣神社、民國時期的中正紀念堂。
臺灣神社前後共有兩種樣式：1901年的「神明造」與1935年改建後的「流造」。可以從中看出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轉變，從殖民初期的展現母國權威與最高信仰象徵的心態，從而採用與伊勢神宮同等級的樣式；到後期考量神明造為日本國內神社唯一且最高的樣式、而流造不僅迴避了禁忌，向正前方延伸的流線屋頂符合闊葉林的地景也提供了在地氣候所需要的迴廊。這樣的樣式轉變呈現了日本殖民政府從最初的殖民母國單方向輸出統治權力，到試圖回應臺灣地景與氣候的意圖。
而從臺灣神社的意象圖可以看出：從明治橋一路往劍潭山上的神社呈現出既深又向上的軸線，這樣的配置能激發參拜民眾的崇敬心理，而圓山公園之於臺北城的意義、與執政者如何利用這塊地來塑造統治正當性，在「他者與臺灣」第三章有精彩的敘述。
接著我們來看1980年落成的中正紀念堂，其實從外觀不難看出業主與建築師將中華民族的正統性訴諸北方宮殿語彙：攢尖頂、歇山頂、琉璃瓦、大牌樓等......反正一整套自圓其說的語彙有興趣可以去查。這樣的現象在黃蘭翔教授的書中稱作「明清宮殿復興樣式」、夏鑄九教授稱為「宮殿式復古措辭」、傅朝卿教授稱為「復古步趨」。仔細看1950到1980興建的假中國建築特徵有別於台灣民間的紅磚、飛簷起翹等閩南式語彙......這樣做的一部份是為了宣揚繼承「中華民族道統」的唯一中國的代表性與統治正當性；另一部分則是基於當時大陸地區（這段的中國、大陸請放在六零年代來解讀）的「文化大革命」，於是國民政府也推出相應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來抗衡。從中正紀念堂方案的選擇也可以看出官方建築的樣式其實並不完全是由一人獨裁的結果，更多的是整個掌權集團的偏好，關於競圖的八卦我就不詳述了，不過目前這個真的是敷地做得最爛的方案。已經來了三十幾年還這麼不接地氣！我好想翻案啊！！！
第二種建築類型是博物館、圖書館，在分析這個類型時我看到一個有趣但悲慘的案例：建功神社與台北中央圖書館。
1928年落成的建功神社位於今日台北植物園內，主要紀念殖民臺灣有功的國民（日本為主、臺灣地區為輔）。值得列入考察之處在於，設計者－井手薰在此作品中納入了明治維新以來的西洋古典樣式與日本神社必備的語彙、同時吸取臺灣亞熱帶氣候不適於全木構（因為白蟻蛀蝕，在金門也面臨同樣問題）的構造方式，而採用鋼筋混凝土的構造。完全拋棄日式神社的傳統樣式，即便在當時日本本土也是絕無僅有的做法。不過我還是認為雖然拋棄了木構、也不執著於用混凝土呈現木構的樣式，卻採用了石構的樣式，也是一種企圖用古典樣式來說話的做法。
然而這樣創新的神社設計，在1949年國民黨政府接管後將此建築沿用為台北中央圖書館後，為了當時的政治正確而將門面改為歇山頂、且將原本前文藝復興樣式的圓頂改為攢尖頂。
這棟建築活生生地告訴我們一件事，那就是中國的建築師在經過二、三十年之摸索後，面對著業主要求以建築來表現文化道統時仍然無法突破1930年代手法之無力感。（傅朝卿。中國古典式樣新建築。第11章）
在讀過大量臺灣建築的歷史案例後，我發現到歷代的統治者善於利用古典樣式來塑造政府意志，這樣的現象也的確常出現在極權與民族主義盛行的國家，例如我在上一篇提到蘇聯的情況、以及這一篇放不進來的各地州廳、市役所（礙於惰性篇幅）。
我也發現一個蠻嚴重的問題，就是臺灣建築史上對於立法空間的論述極度不足，這與歷代的政權性質有直接關係。而健康的政府意志與群眾意志必須仰賴健全的司法體系，因此我接著會分析近年來關於立法、執法空間的畢業設計，必要的話也會納入現行各國使用中的案例。
其實我一開始比較傾向做關於人權的議題，但經過這幾週的分析後，認為對於法治的探討較能解決上述的根本的問題，嗯...說不定我下次分析完又變心了。
參考書目：
傅朝卿，1993，【中國古典式樣新建築】
李乾朗，2008，【臺灣建築史】
王俊雄、徐明松，2008，【粗獷與詩意，台灣戰後第一代建築】
黃蘭翔，2018，【他者與臺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