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近日電視播著美國從阿富汗撤軍的新聞，忽然想起這場「911」驚世浩劫不經不覺已經廿年了。想起2001年的9月11日之大型恐怖襲擊的那一天晚上，我和朋友在香港佐敦的一家小菜館晚飯，我們見到電視的影像時，根本上就只有嚇得口定目呆，良久不能語，紐約世貿中心的倒塌畫面至今仍然歷歷在目。
多年來，有不少電影都是講述911事件，無論是早期以講述事發經過的《9/11》、《顫慄航班93》(United 93)和《世貿中心》(World Trade Centre)，並有不少反恐戰爭的片子，例如《00:30凌晨密令》（Zero Dark Thirty)、《脆弱的變化》（Loose Change），也有一些較講感情的電影，如《從心開始》(Reign Over Me)、《心靈鑰匙》(Extremely Loud and Incredibly Close)，也有今年上映的《誣罪審判》。但是以賠償為主題的電影好像沒有成為任何一次的主軸，作為非美國人的我，視乎一次也沒有想像過賠償是如何計算的，在電影中突然看到若此事的賠款隨時對航空公司帶來數以億萬的賠償，那個骨牌效應再加上美國當時的恐慌性經濟，隨時會導致舉國的市況崩敗。
在香港於9月9日上映的《911算命律師》，據稱是改篇自美國一名律師堅尼斯范伯格(Kenneth R. Feinberg) 在2005出版的回憶錄《生命何價？》（What is Life Worth? The Unprecedented Effort to Compensate the Victims of 9/11)）的一套傳記式電影，所以就趁著開影首日入場觀看。電影的開端就是在大學的演講廳中由主角飾演的講者在問主修法律的學生究竟生命是何價，之後帶出避免大量索償而引發的經濟骨牌倒塌，從而討論生命的價值，一名CEO和一名洗碗工是不是一樣的價值? 人的生命又是不是由一條方程式可以計算出來?
當時五十五歲、專門做賠償調解的律師Kenneth被美國國會委以重任，擔任「911受害者賠償基金」的特別主理官，專責制定可獲八成家屬都接受的賠償方案，Kenneth當初以為這是一年不太艱難的任務，甚至不打算收取政府的費用。可是這份工作卻艱巨無比，他以為可以憑方程式和數字可以讓家屬放下，可是他沒有理解剛在喪親的家人實在無法接受人命的價值是用一個程序計算出來。他和團隊的不停聆聽，愈發覺根本上不能用一個劃一的規則來處理，也發現一些有權有勢的人會則趁機獅子開大口，希望可以分到更多賠償。對於一個只講規則和數字的律師來說，面對近三千名死者和失蹤者、多於六千名的傷者，在聽取申索人的故事時、和「和理非抗爭者」討論時，慢慢發現每一個都是有血有肉的故事，繼而反思生命的意義。
其實人類除了理想的思考外，亦是感情的世界，有時未必透過什麼法律和制度可以把傷痕磨平，好像不少大型社會事件，有些國家會設立委員會調查真相以求復和，有些地區則會火上加油「去到盡」。此電影帶出了人性和同理心的重要性，特別是有權者更應做到以受眾為本，並不單單是以法律來令人唬人，以人性相待才是市民所樂見的。
世界有很多悲傷的事件，盼望當權者能夠真的做到令人悲痛中釋懷的措施，當然你能對獨裁者有這個希望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