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這個詞，時常給人客觀、冷靜的印象，然而最大的問題或許在於他掩蓋了紀錄片真正重要的性質，也就是紀錄片不只是一個旁觀的紀錄，而是一個強烈地介入社會的過程。從一開始尋找訪談者、溝通交談、拍攝他們的生活，並長時間的追蹤，相較於許多虛構的劇情電影，紀錄片的製作充滿了對研究對象各式各樣的介入，並形成不少的打擾。紀錄片所記錄的，不僅是影片所拍攝的事物，更反過來記錄了人們以怎樣的視角、位置介入社會議題。
從這個角度來看，不難理解約書華·奧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的「紀錄片」——《殺人一舉》（The Act of Killing）為何是一部讓人十分震驚的作品。因為這部片雖然以印尼大屠殺——九三Ｏ政變為主題，但與其說他省思的是大屠殺的歷史問題，不如說真正在省思的，其實是大屠殺的歷史如何被呈現的問題，換句話說，創傷的發生不只是在過去的歷史遭遇裡，而是也發生在「歷史」和「創傷」是如何被呈現的過程。反映紀錄片的形式，在面對複雜的歷史和社會狀態中，需要時刻反思自身介入方式的影像實踐。
《殺人一舉》描寫的便是這群加害者的生活，以及他們如何看待自己過往的紀錄。但和一般紀錄片不同的是，導演除了讓他們描述外，也以「歷史紀錄」的名義，讓他們根據記憶扮演受害者和加害者，透過表演「重現」過去屠殺的場景。至於導演一行人，除了將這些表演拍攝下來，也拍攝他們觀看這些自己表演的影像時所產生的感受和想法討論。而整部「紀錄片」最讓人難以忘懷的部分，便是導演在這樣的手法中，無意間捕捉到這些黑幫在內與外的觀看中，從原本雀躍展現的態度到最後開始慢慢產生矛盾、糾結和痛苦的過程。
然而除了上述戲劇性的人性議題外，這部作品讓人感到啟發的，更多應該是人和影像的關係。就像先前所說，由於這些黑幫份子對當時的作為是感到自豪的，因此聽到想將這些事蹟變成「電影」來呈現時，沒有一個不是感到興奮的。因為這些黑幫都非常喜歡好萊屋的黑幫電影，經常從中模仿、參考電影中殺人的手段用在屠殺的事件，並想像自己是電影中懲惡揚善的英雄，而這一次他們終於能在化身「主角」表演自己的事蹟。其中的黑幫首領安華剛果（Anwar Congo）更這樣說道：
「我們想要活地像影片裡的人一樣……過好的日子，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黑幫的印尼語：preman，就是來自英文的free man，我們黑幫是『自由的人』。」
這句話雖然微小，但卻點出印尼的歷史屠殺其實和電影如何表現、呈現暴力有強大的聯繫。美國的思想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曾在《戰爭的框架》提到，戰爭的暴力並不僅僅只是奪去人的性命，他也和國家如何透過影像、論述去產生一個暴力的認識論框架有關，在這框架中，被視為「敵人」的生命將不被認為是脆弱、值得哀悼的生命，降格成死去也無所謂的東西；反過來，在被塑造為「我們」的群體中，生命的脆弱性和可哀悼性則被放大，因此顯現為需要被保護的事物，進而支撐了發動戰爭的理由，並讓人們對自己的言行和暴力不感到任何恐懼。
「戰爭把人口分成『可弔唁』與『不可弔唁』的生命。我們無法哀悼不可弔唁的生命，因為它從未活過，從未被算作生命……這個問題又再一次帶我們回到情感的問題。情感是如何被規範的？」——巴特勒《戰爭的框架》
巴特勒的想法，非常適合拿來說明黑幫份子和印尼政府為了粉飾這起屠殺事件而形塑的歷史觀和宣傳，也就是將當時的屠殺比喻為「捍衛國家」的「戰爭」，使得行兇的人們不會認為自己的暴力是暴力，而是變成「保護」、「正義」的力量而感到自豪。直到導演要他們重演過去的自己與受害者時，這個原本由黑幫電影想像出來的形象以及被國家政府強加的觀看框架，才發生了鬆動，因為正是在扮演受害者的過程中，他們被迫脫離自己的視角來觀看當時「自己」的行為，同時也透過事後的影像看見自己是如何被人觀看的。在這種多重的觀看中，體會和感受到自己行為的暴力以及巴特勒所說的：生命的危脆性和可弔唁性，進而產生了哀痛的情緒。其中影響最劇烈的便是作為首領的安華。
要注意的是，在這種「重演」中，框架的鬆動不只發生在這些黑幫上，也發生在觀看這部影片的我們身上，因為在這些重新演繹的過程中，這些原本給我們感覺「邪惡」、「冷血」的加害者並非像他們在官方場合所展現的那樣，是沒有愧疚的，同時他們的心靈也沒有我們所想的是強壯的，而是也暴露出脆弱的一面。加害者們對我們來說也不再是單一的群體，而是會注意到每個加害者在面對事件以及愧疚時都有不一樣的態度和反應。導致我們意識到這些黑幫份子在官方場合的呈現，比起只是粉飾歷史的展演還要更加複雜。
在一次選舉的造勢中，安華向紀錄片團體說，其實底下歡呼的觀眾都是被買來的，而且選民之間還會互相比較彼此被賄賂的金額。因此他們只能繼續撒更多錢來維持自己的地位和權力，使他們這些在台上演戲的地痞，實際上就像粗俗的「肥皂劇演員」，努力討好底下的觀眾。
「自由的人」在此時完全成了一種諷刺。但安華的話重要的地方在於，它顯示出，對安華這樣的人來說，儘管在媒體前自詡是「自由的人」，但他其實從來沒有機會呈現自己真正矛盾、複雜的罪惡感受。這部分也呼應到巴特勒一直強調的，我們應該要去注意情感是如何被規範和運作的。
影片中的另一場景，安華被當成「電影明星」出場於印尼國家的官方節目，並被詢問殺戮共產人士的手段是否受到電影的啟發？安華照實回答了他們。主持人於是讚許安華，並對著鏡頭說安華等人是如何發明了一種更有「人性」的手段來剷除共產勢力，這種方式可以「避免過度的暴力」將敵人消滅。這種說法和影片後面另一黑幫領袖的發言是一樣的。讓我們知道，主持人的想法不是直接從安華的陳述中得到的，而是整個國家在不同管道中都在試圖傳遞的想法。安華在節目雖然像是電影主角一樣被恭維，宣揚他的功勞。但他其實對事件沒有多少發言的權力。因為大部分的說詞早就被規定好應該要怎樣呈現，並且對應到怎樣的內容。就像在節目中，主持人一樣詢問安華印尼語「流氓」的詞彙是怎麼來的，讓安華去回答來自於英文的free man，洗除國家負面的流氓形象。
在這裡面，安華並不自由，而是被表現為「自由的人」。節目本身雖然叫做：「特別對話」（Special Dialogue），但呈現的都是其他官方場合中既定的思想。有趣的是，約書華同時拍攝了電視後台工作人員觀看節目的反應。儘管節目中安華等人被當作國家英雄、「電影明星」歌頌，但後台的工作人員，卻認為安華等人是恐怖的殺人兇手，但也是「可憐的人」，因為「這些人後來很多都瘋了」。這種反差大概就是許多加害者在印尼的日常。當他們在媒體面前，他們是「英雄」、「明星」，而回到現實生活中卻又馬上知道自己是殘忍的「殺人兇手」。
《殺人一舉》的開頭，同樣很有意思，在這場景裡，我們看到有一排穿著亮麗的舞女，從一隻魚形建築的嘴巴慢慢走出。接著她們在一個瀑布下跳舞，但其中卻混著穿著黑衣的安華和扮著女裝的赫爾曼在其中穿梭，而有人正在要求他們微笑，露出亮麗的牙齒，表現出「自然的美」以及喜悅、平和、祥靜的樣子。之後，工作人員喊卡，表演中斷。
《殺人一舉》開頭的場景，第一眼看給人的感覺可能是怪異的，因為他的拍攝方式，很像是一種宣傳印尼觀光旅遊的廣告。然而安華和赫爾曼怪異的裝扮，卻和這種觀光宣傳的正面形象不相襯，令人產生疑惑。有趣的是，舞女們走出的魚形建築，其實是一個位在多巴湖（Lake Toba）的觀光餐廳，因為遭逢亞洲金融海嘯，所以營運不濟倒閉，至今仍被廢棄在湖的旁邊。
這段宛若宣傳國家形象的廣告，在讓安華和赫爾曼這些當初的殺人犯，以怪異的裝扮安插下，變成了詮釋印尼現狀的詭異寓言，因為導演似乎是藉此想要表現印尼當代政治和繁榮面貌底下處處潛藏的不和諧。這些不和諧來自於印尼政府至今仍然拒絕面對大屠殺所留下的陰霾，以及人們試圖持續在追求經濟發展以及表面和平下遺忘過去的創傷。
《殺人一舉》的拍攝不只顛覆了我們一般對紀錄片的印象，也改變了影像和觀看者之間的關係。如果我們回頭看許多和轉型正義相關的紀錄片，會發現紀錄片時常成為轉型正義中使用的工具，是文字論述的補充和裝備，加上去後可使其看起來更加完整，使內容獲得「證成」。然而，《殺人一舉》的影像呈現，使這些影像並不是說明某段歷史或是轉型正義的工具（所謂的「紀錄」），而是反思轉型正義的另一行為實踐，特別是讓我們去思考轉型正義應該如何呈現自身的問題，以及注意到許多轉型正義試圖呈現和追求的形象（客觀、中立，甚至像劇中的黑幫領袖所說的「人性」）背後是否隱含了更複雜的問題沒有被深入思索。
冷血、邪惡的感受，一直是我們在觀看「加害者」時很容易產生的情緒，因為這是當我們想要呈現、表現「暴力」時，理所當然的思考和觀看方式。約書華的紀錄片——《殺人一舉》並不只是一部讓我們知道印尼曾經發生過什麼事情的紀錄片，更是一部省思「暴力」如何被觀看與呈現的影像實踐。在這之中，透過「重演」以及各種視角的建構，導演讓我們比較了國家在維持暴力的運作中，各種不同層次的展演框架，以及這些殺人者所遭遇的矛盾和難以言說也無法真正重現的創傷。儘管紀錄片的觀點後來主要聚焦在劇中深深對自己感到悔恨的安華，但導演並非要我們有意地去同情這些加害者，而是要我們藉由這種意外產生的呈現與見證，去思考歷史創傷的複雜性，暗示我們歷史充滿了很多難以被記錄的內面。關於這些難以被紀錄的內面，這部片的「紀錄方式」並未提供一個一勞永逸的解答，幫助我們去更加公正地面對歷史所有的創傷與不正義，但卻讓人們去不停尋找不同呈現與介入歷史的方式，以及在既定的歷史呈現中去尋找遭到忽略和掩蓋的盲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