兇手、警察與媒體的共謀──《被殺了三次的女孩》

豬野詩織死的時候 21 歲。她在自家附近的桶川車站前面，被陌生男子用刀刺死。

警方在記者會上，詳盡描述死者的服裝，例如迷你裙、名牌的包包和手錶，記者跟著警方的暗示，在報導中將詩織扭曲成「拜金的酒家女」。本書的作者清水潔，在事發當時擔任週刊雜誌的記者，憑著對命案疑點的思考與「被託付了遺言」的責任感，努力追查，搶在警方之先鎖定兇手的身分和位置，利用詳盡的調查報導暴露警方在死者生前的失職與無能，成為日本 《跟蹤騷擾行為規範法》的推手之一。

《被殺了三次的女孩》是清水潔紀錄當時調查桶川殺人案時，各項行動的完整細節與心情筆記。書中內容令人心碎地呈現了豬野詩織在死前不斷嘗試對外求助，卻一次次失敗，最終如她自己所預料的，被恐怖情人派來的殺手殺死；但當中令人憤怒的是，豬野一家人曾經帶著收集到的種種證據到警察局報案，但他們不只被警察教訓、嘲笑，甚至還想欺騙他們撤銷告訴。

這樣的狀況深刻地印證了，某個行為是不是犯罪，常常不是取決於加害者有沒有違反法律、或有傷害他人的意圖與行為，而是取決於旁觀的調查者「認不認為這是犯罪行為」。如果他們並不認為，那麼不管再多、再嚴重的傷害，周遭的人兩手一攤，犯錯的，卻變成了正遭遇傷害的那個人。

清水潔偶然採訪到詩織的兩位朋友，得知了她在死前被前男友、也是刺殺案主謀小松和人跟蹤騷擾的完整經過。一開始，兩人的交往就像普通的情侶，雙方會一同出遊、跟朋友聚餐。但是某天小松無預警的變了個人，開始對詩織惡言相向，並開始會管控詩織的行程、強迫她折斷手機以斷絕朋友的聯繫、時不時把恐嚇的話掛在嘴上。如果詩織不聽從小松的話，小松就會威脅要打她或找黑道教訓她的家人。

詩織最終下定決心要分手，但是在那之後，爸爸的公司接到大量黑函，差點被開除、住家附近被張貼大量關於詩織的不雅訊息、家裡接到援交詢問電話，才知道自己的號碼被印在色情小卡上發放。這些狀況都讓詩織崩潰不已。

這讓人想起，如果在台灣，新聞報導類似案件時，總是會有人在下面嘲諷：為什麼不報警？是不是拒絕不夠堅定？是不是拒絕不夠委婉？為什麼不這樣做或那樣做呢？沒有想到要做我都想得到的這些事情，真的是很笨，難怪會遇到這種事情。

這樣的說法預設了受害者一定是做了什麼或沒做什麼，才會導致事件的發生。但事情真的是如此嗎？

2017 年底發生世新女學生遭刺傷的事件，就引起很多這樣的討論。有新聞就寫「單戀五年遭羞辱，學長殺學妹」（好像問題的發生是因為學妹羞辱學長導致）、「癡戀不成竟持刀追殺」（好像問題是學妹都不答應學長追求才導致）；網路上也有很多人討論一定是受害者如何如何才會遭到攻擊，但沒想到事後曝光的種種對話紀錄、臉書貼文，才發現到原來她已經用盡一切可能手段，從好言好語到惡言相向，也封鎖過無數帳號，也報過警，卻始終無法阻止加害人糾纏，甚至是最後的暴力相向（幸運的是這位學生僅受輕傷）。

豬野詩織的狀況也是類似。她在和家人坦白自己的遭遇後獲得支持，爸爸指點她隨身攜帶錄音機，只要有機會就錄音作為證據。只是萬萬沒想到，當豬野一家人帶著錄音帶前往警局報案時，警察卻說：「收了人家那麼多禮物，才說要分手，做男人的怎麼會不生氣？」、「這種男女問題，警察是不能插手的。」豬野一家花了兩天努力說服警察勉強收下錄音帶，然後就沒有下文了。

接著豬野家的社區被張貼誹謗詩織名譽的傳單，他們再次報警，警察在隔天派人來監視一下，然後就沒了；再接下來，豬野父親的公司收到八百封黑函，再次報警的結果是，散警察摸著黑函的信紙說：「這紙質很不錯呢，做得很用心嘛！」然後再次沒有下文。

最古怪的，是某天有名刑警來到豬野家拜訪，原本以為是終於要辦案了，沒想到竟然是來要求撤銷報案，刑警對他們說:「要告的話，隨時可以再提告。」豬野爸爸斷然拒絕。

作者補充，這件事情其實非常詭異，因為根據日本的法律，撤告之後是不能再提告的，原本他採信警方的說法，認為是小松的黑道朋友假扮刑警說謊，但之後採訪到豬野家人時，他們卻說來訪的刑警就是當初在警局跟他們說話的刑警，絕對假不了。

至此作者終於理解到，為什麼詩織會如此絕望，詳盡記下小松各種騷擾行為，並提前將筆記本託付給朋友，同時也在房間藏好自己的遺書，在恐懼之中等待自己死亡的那天到來……

這個案件照理說應該算是十分單純，由於死者詩織生前曾經留下大量紀錄，只要統整資訊，以跟蹤狂小松和人為中心輻射出去，應該就能找到負責策畫案件與當天負責下手刺殺的小松黑道手下。事實上，包括作者在内，有許多記者都是用這樣的方式調查資料完成報導。

但不知道為什麼，警方的動作卻拖拖拉拉，儘管作者多次提供線報給警方，卻常常不見他們有相應的追查。作者也發現當自己到處走動詢問、尋找線索的時候，從來都沒有在這些地方發現過警察，附近居民也說沒有警察向他們問話過。這些地方也不是什麼刁鑽地點，都是用邏輯就可以推敲出應該要調查的地方，例如命案發生的現場、死
者住家周邊或疑犯工作的地點附近。

在此同時，與警方相熟的「記者俱樂部」，也配合警方報導詩織的私生活，像是「曾經墮入酒家的女大學生」、「迷戀名牌」等聳動的標題，企圖轉移民眾的注意力，讓大家覺得是死者罪有應得，而不去注意警方的辦案不力。

該說奇妙嗎？不管是在日本或是在台灣，類似這樣跟性或性別有關的案件，例如性騷擾、性侵害、家暴、恐怖情人糾纏……等等，似乎常常會出現一樣的發展流程：在有跡象時向警察、上司或老師反映卻沒有結果，出了大事之後追查拖拖拉拉，對受害者各種嘲弄批評，被人揭發後就想要攻擊揭發的人。

「為什麼不報警／不報告老師／不找人幫忙？」這個問題，也許桶川殺人案和許許多多類似的案子都可以回答：如果社會並不覺得兇手的行為是錯的，那麼不管跟再多人講，受害者都無法證明自己所受的傷害是真實的，也無法得到她所需要的幫助。

作者清水潔對桶川案的努力，並沒有在兇手被抓捕後就停止。他在其後仍持續追查，促成失職的警察局相關人員被起訴，儘管清水潔仍然認為這樣的結果還不夠，因為起訴的是個別的警察，但從報案到詩織死後追查的怪異行動，警方始終沒有給出完整的交代。

在書的最後一章，收錄了對兇嫌一夥人的判決要旨，當中提到「在人潮眾多的站前以軍刀刺殺毫無防備的被害人等犯行之樣態、對於毫無過失的年輕女性進行長期騷擾，甚至奪走其生命……」

清水潔特地將「毫無過失的年輕女性」標記出來，並寫道：「走到這一步之前的路途，實在太遙遠了。……已經過了四年以上的歲月了。」

這大概也是許多類似案件受害人的心情吧？要走到「毫無過失的年輕女性」這一步，路途總是好遠好遠。但是去縮短這條路的距離，卻是我們整個社會都可以努力協助、督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