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桐紋,常用於代表日本政府。這張照片已經忘記是在哪裡拍的了。
1945年,日本戰敗。美國在接受日本的降書後,發表了對日的初期方針,首要目的,必須剷除日本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生活中,軍國主義者的影響力。因此在同年10月,GHQ發表了一系列的命令,要求政府官員、警界、教育界、軍人,以及大政翼贊會(日本的法西斯政黨)的成員,立刻除去從事公務的職務,並且不得再擔任公職。
這一系列的命令,史稱「公職追放」。所謂追放,就是流放的意思。
但過不了3年,GHQ發現公職追放為美軍帶來了不少困擾。由於公職追放的範圍相當廣泛,不只是高階文官,就連政府的中階管理階層也通通被追放,導致人才甄補不及。再者是許多右派勢力被追放後,讓學校、媒體界、工會等社會各階層出現權力真空,而填補上來的,正是同情共產主義的左派勢力,這讓當時與蘇聯開始對峙,形成冷戰格局的美國感到非常不安。
再加上當時的日本,跟歐洲戰場的德、義不同,是由美軍單獨佔領,以至於美國不得不仰賴日本現有的體制來進行統治。這讓美國的對日懲戒必須多多少少手下留情,例如不追究昭和天皇的戰爭責任等。而公職追放,也在此時放寬,許多官僚、司法界、警察體系的舊勢力回歸,使得日本再民主化的「轉型」中,無法實踐理想程度的「正義」。而那些"萬惡軍國主義份子",如今當然已然辭世,但他們的繼承者,如今仍然活耀於日本政壇。
譬如,當美軍佔領日本後,把當時同意發動珍珠港事件的東條內閣成員,通通列為甲級戰犯。其中有位工商官僚出生的大臣,因為與美國關係良好,加上有證據表明他曾反對偷襲行動,因此被免於死刑。在公職追放解除後,他選上眾議員,最後選上首相。這位大臣,正是前首相安倍晉三,以及現任防衛大臣岸信夫的祖父,岸信介。
另一個例子是個商二代,父親是實業家,在海外經營百貨業,版圖從台灣擴展到大連。其本身是東京帝大畢業,擔任過海軍政務官、翼贊會要職。在公職追放解除後,回任議員,並且把他的地盤傳承給兒子,其後兒子又傳給了孫子,並且還選上了第100代首相。他就是岸田文雄的祖父,岸田正紀。
還有一位是豪農出生,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政治學科畢業,對競走相當熱衷,甚至活耀於草創期的箱根駅傳。他在戰爭期間選上議員,公職追放令解除後再度回任,並且擔任過農林大臣、建設大臣、副總理等要職,其子也繼承政治家的衣缽,擔任過外務大臣,他就是剛剛從總裁選敗陣下來的河野太郎之祖父,河野一郎。
時過境遷,你很難指著被追放者的繼承人說,就是你們讓東亞陷入烽火。也不能直接貼上標籤,說他們仍然流有戰爭犯的血統。更不能就此否定這些代代相傳的政治家們,在民選公職上對國家做出貢獻,並受到選民的肯定。
但是,那些曾經犯下的錯誤是不容無視的事實。那些在獨裁體制下貢獻心力,縱使是大時代下的必然,也仍然是國家怪獸的一部份,那怕只是一小顆螺絲釘。我們當然可以把每個人物的功過攤開來比較,也必須得攤開來比較,並且坦然以對。但無論是那些時代悲劇下的當事人,還是那些追求正義的局外人,或許都該謹記一個理所當然,但時不時會忘卻的道理:
追放與否,擺盪在追究與諒解之間,必然伴隨著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