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本戰敗。美國在接受日本的降書後，發表了對日的初期方針，首要目的，必須剷除日本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生活中，軍國主義者的影響力。因此在同年10月，GHQ發表了一系列的命令，要求政府官員、警界、教育界、軍人，以及大政翼贊會(日本的法西斯政黨)的成員，立刻除去從事公務的職務，並且不得再擔任公職。
這一系列的命令，史稱「公職追放」。所謂追放，就是流放的意思。
但過不了3年，GHQ發現公職追放為美軍帶來了不少困擾。由於公職追放的範圍相當廣泛，不只是高階文官，就連政府的中階管理階層也通通被追放，導致人才甄補不及。再者是許多右派勢力被追放後，讓學校、媒體界、工會等社會各階層出現權力真空，而填補上來的，正是同情共產主義的左派勢力，這讓當時與蘇聯開始對峙，形成冷戰格局的美國感到非常不安。再加上當時的日本，跟歐洲戰場的德、義不同，是由美軍單獨佔領，以至於美國不得不仰賴日本現有的體制來進行統治。這讓美國的對日懲戒必須多多少少手下留情，例如不追究昭和天皇的戰爭責任等。而公職追放，也在此時放寬，許多官僚、司法界、警察體系的舊勢力回歸，使得日本再民主化的「轉型」中，無法實踐理想程度的「正義」。而那些"萬惡軍國主義份子"，如今當然已然辭世，但他們的繼承者，如今仍然活耀於日本政壇。
譬如，當美軍佔領日本後，把當時同意發動珍珠港事件的東條內閣成員，通通列為甲級戰犯。其中有位工商官僚出生的大臣，因為與美國關係良好，加上有證據表明他曾反對偷襲行動，因此被免於死刑。在公職追放解除後，他選上眾議員，最後選上首相。這位大臣，正是前首相安倍晉三，以及現任防衛大臣岸信夫的祖父，岸信介。
另一個例子是個商二代，父親是實業家，在海外經營百貨業，版圖從台灣擴展到大連。其本身是東京帝大畢業，擔任過海軍政務官、翼贊會要職。在公職追放解除後，回任議員，並且把他的地盤傳承給兒子，其後兒子又傳給了孫子，並且還選上了第100代首相。他就是岸田文雄的祖父，岸田正紀。
還有一位是豪農出生，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政治學科畢業，對競走相當熱衷，甚至活耀於草創期的箱根駅傳。他在戰爭期間選上議員，公職追放令解除後再度回任，並且擔任過農林大臣、建設大臣、副總理等要職，其子也繼承政治家的衣缽，擔任過外務大臣，他就是剛剛從總裁選敗陣下來的河野太郎之祖父，河野一郎。
時過境遷，你很難指著被追放者的繼承人說，就是你們讓東亞陷入烽火。也不能直接貼上標籤，說他們仍然流有戰爭犯的血統。更不能就此否定這些代代相傳的政治家們，在民選公職上對國家做出貢獻，並受到選民的肯定。
但是，那些曾經犯下的錯誤是不容無視的事實。那些在獨裁體制下貢獻心力，縱使是大時代下的必然，也仍然是國家怪獸的一部份，那怕只是一小顆螺絲釘。我們當然可以把每個人物的功過攤開來比較，也必須得攤開來比較，並且坦然以對。但無論是那些時代悲劇下的當事人，還是那些追求正義的局外人，或許都該謹記一個理所當然，但時不時會忘卻的道理：
追放與否，擺盪在追究與諒解之間，必然伴隨著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