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嚴選

航母已死 . 航母萬歲 - 冷戰中的轉型與適應

【海軍中最進步的思想家和最有經驗的水手們得出了一致意見：戰列艦已死。除了潛水艇和驅逐艦，沒有人需要和戰列艦作戰了。】

此話出自山姆.費舍爾(John "Jackie" Fisher)，一位一手造就無畏艦的傳奇人物。他看到戰列艦以往不可摧毀的特性正在被打破 - 少量魚雷就有機會摧毀一艘數萬噸的強大戰列艦，戰列艦不再是一種唯有戰列艦能夠摧毀的存在；而由於陀螺儀的引進以及動力設備的改進，魚雷的射程已經能夠拉長到2000碼以上，很快就會超越當時的戰列艦主要交戰距離，因此他下了結論:戰列艦以死，戰列艦唯一功能是被擊沉，他們也無法保護任何東西。

然而，魚雷能摧毀戰列艦，並不代表能取代戰列艦。最終，海軍和費舍爾概念的認知融合催生出一艘劃時代的戰艦:無畏艦。無畏艦擁有更快的航速和更強大的遠距離火炮交戰能力，前者賦予他們主動追擊和摧毀前無畏艦，或在局勢惡劣時主動撤出的選擇自由性；後者結合以反水雷艦為主要目標的大量高射速副炮和驅逐艦、巡洋艦的掩護，確保交戰可在相對不受魚雷威脅的安全距離外發生；繼承自前無畏艦的優秀防禦。而正如費舍爾說的，緩慢、笨重且遠距離交戰能力匱乏的舊式戰列艦 - 也就是前無畏艦 - 則被拋棄。

憑藉這次的新生，戰列艦的輝煌得以延續，直到其功能終於能被其他軍艦取代，戰列艦再也沒有什麼非它不可的用途或定位，沒有必要去設想怎麼提升或改進使其能在新的威脅面前生存了，可以不用戰列艦了。戰列艦那因魚雷開啟的棺材板，最終由航母與飛彈為戰列艦的棺材釘上最後一根釘子。

而航母誕生以來經歷過的類似困境則要多得多，早在誕生之初航母就被認為是一種容易摧毀的大型主力軍艦。誕生之初，早期艦載機性能尚不足以攜帶足夠沉重的彈藥飛行足夠遠的距離，航母既無法阻止大型火炮主力艦接近，也不具備在重炮面前生存的能力；在二戰後期，航母指揮管制能量不足以阻擋大量神風特攻機或反艦飛彈從多個方向發起的飽和攻擊；在整個冷戰時期，百分之百的攔截率並不存在，但航母沒有辦法承受那怕一發核武的命中。

然而，航母從每一次質疑中生存下來，只因為損失一艘航母只是難受，沒有航母則不可接受。有太多的事只有超越地平線限制的航母可以辦到，航母必須存在，唯一的問題從來就不是要不要航母，而是怎麼讓航母的生存能力提升。通過航程籌載的提升，航母摧毀大型火炮主力艦的能力到了可接受程度；通過前出預警的驅逐艦和大量戰鬥機與更精密的防空火砲射控，神風的威脅被削弱到可接受程度；通過飛彈技術、神盾系統和噴氣機技術的發展，航母攔截飛彈與飛彈載機的能力到了可接受程度。

如今，以中國為首的眾多國家大力發展各自的A2/D2能力，透過反艦彈道飛彈大幅提升的打擊圈，再一次取得從航母艦載機作戰半徑外發起攻擊的自由度，結合高速發展的衛星技術，再一次對航母的生存能力提出新的挑戰。這些是新興的威脅，但正如同核潛艦、反艦巡弋飛彈等那些數次迫使美軍調整戰術的，改變戰場規則的新武器那樣，這些威脅發揮的根本前題仍舊不變:對美軍的探測、識別和鎖定。美軍航母既不是第一次面對這種變化，也不是第一次改變自身成功適應新的時代，其中EMCON戰術就是一個成功的典範。

在冷戰初期，美國海軍面臨的主要挑戰之一是如何利用其海上霸權來影響陸地。蘇聯本質上是一個陸權國家，他沒有一支能夠挑戰美國海上霸權的艦隊。因此，美國和西歐決策者預計對西歐和中東的陸地攻勢將構成了蘇聯在未來任何衝突中的主要作戰方式。早在1948年，美國海軍就開始設想一種進攻性的打擊力量，試圖減緩蘇聯在西歐的地面推進。

然而以飛彈、噴氣機與核武為代表的新時代的威脅興起了。正如同少量的魚雷能夠摧毀最大的戰列艦一樣，不用少量，哪怕只是一發核彈的近炸都有很大機率癱瘓一艘最強大的航母。美國空軍興奮地鼓吹著航母無用論，攜帶核武的戰略轟炸機能以更便宜的價格毀滅敵人。他們幾乎成功了，無論海軍作出多少努力仍無法阻止戰後第一級超級航母合眾國級被取消。

韓戰的爆發拯救了航母，然而光是證明航母的價值還不夠，航母生存能力不足的質疑尚不能被打消，其中第6艦隊更因此處在相當尷尬的境地。到1956年，海軍以地中海為基地的第6艦隊的任務不僅是減緩任何前往西部和南部的蘇聯攻擊，而且還要打擊蘇聯南部地區的主要目標。

然而，為了使他們的軍機能夠達到目標，第6艦隊的航母將不得不進入相對封閉狹窄的東地中海，並在那裡生存足夠長的時間進行以投射火力。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航母戰鬥群這樣做的生還率低到難以接受。前幾年的一系列防空演習表明，即使是規模相對較小的蘇聯空襲，艦隊仍無法保護自身；1956年，美國海軍東大西洋和地中海司令約翰.卡薩迪(John H. Cassady)海軍上將在其年度報告中承認：[人們普遍承認，在地中海可能的交戰條件下，航母戰鬥群並不能提供防空(能力)]。

當海軍上將哈里·費爾特(Harry Felt)在1956年擔任第6艦隊的指揮時，艦隊執行其主要任務的能力還是備受質疑。費爾特試圖通提拔新血提高艦隊履行新職責的能力。費爾特帶來的年輕軍官中其中一人是耶利米·丹頓(Jeremiah Denton)中尉。丹頓的過往背景主要是航空和電子戰，他曾在飛艇上測試過大型機載雷達，並擔任空中預警機WV-2的項目官員。因此，丹頓對防空作戰、蘇聯空襲能力和機載雷達系統有著深刻的理解。

憑藉雷達技術方面的豐富經驗，丹頓提出了如何在傳統戰爭期間延長第6艦隊航母生存時間的想法。他與第6艦隊旗下的作戰評估小組分析師拉爾夫·比蒂(Ralph Beatty)聯手，比蒂一直在研究數學理論，以計算一支航空機隊如何在有類似目標的環境下找到一艘航母。

丹頓和比蒂認為，蘇聯轟炸機最大的挑戰是發現和識別第6艦隊的航母。因此，艦隊應盡一切力量阻撓並延遲蘇聯對航母的識別。它應該廣泛分散並與商業航運混合，附近的所有支援單位，包括作為防空與反潛衛兵的驅逐艦，都應該分散，且航母應該獨立行動，嚴格控制所有電子訊號釋放並大幅使用欺騙措施，丹頓將這一概念稱之為乾草堆(Haystack)。

乾草堆概念的第一次大規模驗證是乾草堆 - 查理(HAYSTACK CHARLIE)，於1957年1月在撒丁島以西約一百英里的地中海進行。這場為期兩天的演習的主要目的是測試戰術欺騙作為打擊力量防空措施的有效性。這次演習包含2艘航空母艦:珊瑚海號航空母艦（CVA 43）和蘭道夫號航空母艦（CVA 15），他們的護衛艦艇以及後勤支援船隻對付從那不勒斯和馬耳他出擊的常規潛艇和陸基偵查/攻擊機。而在這些艦艇250英里外的航母將對作戰目標進行模擬核打擊，然後退出；而紅軍部隊目標則是試圖盡快找到並摧毀它們。

演習結果表明，戰術欺騙是有效的。在被假想敵機模擬攻擊之前，航空母艦能夠長時間躲避搜索，每天進行30到35次模擬核打擊。而其他船隻則充分發揮誘餌作用，他們吸引了多架負責尋找航空母艦的敵機，特別是飛彈巡洋艦波士頓號（CAG 1）和2艘驅逐艦在演習初期成為一個高效的飛彈陷阱，擊落多架試圖識別這3個緊密聚集的雷達訊號的偵查機。

然而，演習結果也表明，乾草堆概念仍然不完善。其中一個問題是驅逐艦還是離航母太近了，演習開始時，護送珊瑚海號的3艘驅逐艦距離航母只有10英里，使得一架偵查機能夠在演習開始的5分鐘內就探測到航母；掩護蘭道夫號的驅逐艦靠得稍遠一些，但還是不夠，以至於演習開始後他們仍會吸引偵察機的注意力。而且不只船隻，航母出勤軍機也往往太靠近航空母艦本身，[侵略者]機群在探查到圍繞航母的反潛巡邏機的雷達訊號後成功發現並襲擊了蘭道夫號，而一架偵察機也曾成功探測到在航母附近巡邏的空中預警機的雷達信號。

1957年3月2日在馬耳他東南部的地中海和西西里島舉行了另一輪為期17小時的乾草堆 - 三角洲(HAYSTACK DELTA)演習。這次演習強調了使用陷阱和誘餌作戰群的被動防空，包含2艘航母佛里斯托號航空母艦（CVA 59）和尚普蘭湖號（CVA 39），對抗2艘常規潛艇，以及從那不勒斯和馬耳他出動的陸基機群，除了傳統攻擊機外，假想敵也包含電子對抗（ECM）機和偵察機。

演習結果再次表明戰術欺騙是成功的。由於利用雲層與暴風掩蔽，細心的控制訊號釋出，且結合欺敵艦隊，假想敵攻擊機群在識別目標方面面臨了重大挑戰。而且這次航母戰鬥群從過往的演習中學習教訓並改進，乾草堆 - 三角洲演習中護衛航母的驅逐艦離航母更遠，並經常與其他船隻搭配來模擬偽裝成航母本身。假想敵部隊的8個波次空襲共計發現13個可能的打擊目標，但只有一次成功識別了一艘航母（佛里斯托號）及其護衛機。另有3次襲擊是發現了波飛彈巡洋艦波士頓號和兩艘隨同驅逐艦，這些艦艇堵在預計的空襲路徑上，以便把假想敵注意力從航空母艦上引開，並阻止偵查或打擊的嘗試。另有2次空襲盯上的是補給艦，這些艦艇首次與驅逐艦搭配並用作誘餌。

訊號排放控制也被證明是有效的。只有負責雷達哨戒任務的驅逐艦與區域防空艦才開啟輔助導航設備，航母則完全不用。也因此雖然假想敵出動了ECM機接近航母戰鬥群的行動區，但由於各類船舶的電子信號特徵釋放都被嚴密控制，他們仍舊無法精確定位與識別各個探測結果。

美軍並不滿足於乾草堆 - 三角洲的成果，他們還想更進一步。為了測試利用島嶼阻礙假想敵機群識別水面單位的可行性，新的演習三角洲 - 回聲(HAYSTACK ECHO)被移至愛琴海展開。這次演習於1957年4月9日至11日舉行，佛里斯托號和尚普蘭湖號航空母艦以及他們的護衛艦艇，對抗2艘潛艇和陸基偵查、攻擊與ECM機。

演習結果後分析表明這次乾草堆概念實際上並不算成功，因為需要夜間空中作業，這種行動條件下需要航母使用戰術空中導航系統（TACAN）。也因為這個系統，演習開始後不久，假想敵ECM機很快就截收到尚普蘭湖號的TACAN訊號，並引導偵察機接近，最後成功追踪航母並召喚攻擊機群進行了4次成功的模擬攻擊。在另一次演習中，偵查機幾乎成功持續追蹤了尚普蘭湖號，而佛里斯托號則在4月10日上午7點14分被目視接觸後，一直保持被追踪狀態，儘管直到下午3點01分才發動一次成功攻擊。在演習期間，ECM飛機同樣在其它幾個場合成功發現並引導攻擊了航母。演習結果分析得出結論：航空母艦需要盡快找出不使用TACAN的空中引導手段。

另外在乾草堆 - 回聲(HAYSTACK ECHO)演習中，包含利用島嶼掩護在內，進行欺騙的其他嘗試只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重型巡洋艦塞勒姆號 (CA 139) 和2艘驅逐艦吸引住假想敵偵察機的注意力數小時，直到黎明才發現該編隊不是航母與護衛艦艇。然而，行動區內的許多島嶼似乎並沒有阻礙假想敵尋找航母的能力。相反，它們使各戰鬥群的自衛作戰變得複雜化。雷達訊號被這些島嶼干擾與阻擋嚴重妨礙了戰鬥群探查假想敵機群並引導自身機群的能力。此外，雖然誘餌編隊乍看之下很成功，但一旦航母和誘餌組被定位，受限自身速度它們都無法立即被重新佈署到合適防禦位置。因此，在識別到誘餌編隊後假想敵機群就可以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航母上。

但這些演習仍舊說明乾草堆概念的可行性與價值，在核戰早期大幅延長美軍航母戰鬥群在地中海的生存時間。在乾草堆 - 回聲結束後，第6艦隊司令查爾斯.布朗(Charles Brown)宣布演習成功。布朗在給海軍作戰部長（CNO），以及海軍的所有主要指揮部的信件中指出乾草堆戰術已被證明有效延長了航母於當今條件下對抗假想敵陸地基地反擊的關鍵生存時間。當這一連串演習剛開始時，地中海地區的航空母艦的預期生存時間不到2小時。但到了乾草堆 - 查理/三角洲/回聲演習期間，除了一次例外，航母至少存活了8個小時，甚至有一半的航母生存了超過15個小時。幾小時聽起來似乎不太多，但航母的生存時間延長的每個小時，都會使航母有更多時間打擊蘇聯機場和港口，從而減少航母此後面臨的威脅，因此航母的生存率與時間增加幅度是隨著自身生存時間不斷遞增的。

或許有人注意到了，在60年代以前，第6艦隊將演習中的假想敵著重在蘇聯遠程航空武力所構成的威脅上，部分原因是當時在此地區蘇聯海軍分隊實力仍然薄弱。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蘇聯水面艦艇只是偶爾訪問外國港口，在20世紀50年代後期才開始在北海和挪威海域進行年度演習，但在地中海地區仍舊只有相對較少的蘇聯潛艇。從1958年到1959年，第6艦隊的指揮官克拉倫斯·埃克斯特羅姆(Clarence E. Ekstrom)中將認為第6艦隊面臨的蘇聯潛艇威脅[非常易於控制]。

而早在乾草堆概念發展時，其分散護衛航母的驅逐艦到遠處的必要舉措就被，將使航母面對潛艦攻擊時更為脆弱；但另一方面來看，在潛艦密度較低，或空中威脅超過潛艦威脅的戰區，分散護衛兵力是可承擔風險。一直到1961年，他們仍舊相信分散、欺騙和訊號釋放控制手段的結合將使美國航母能夠在足夠長的時間內抵禦敵方潛艇攻擊，並在這段時間進行報復性核打擊，即使在潛艇濃度相對較高的地區也是如此，因為當時美軍面對的蘇聯潛艦都還是傳統動力，速度是完全跟不上全速行進的航母的。比蒂估計，在一個有著2艘敵方常規潛艇的一萬平方英里的區域內，一艘航空母艦平均可以存活5天；聽起來不長，但考慮到面對陸基機群時的預計生存時間是用小時在算的，5天顯然足夠的久。

然而，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潛艦也進入核動力時代了，核動力潛艦足以跟上水面艦艇的高速和近乎無限的續航力，徹底改變了水下作戰，可能也足以讓當前的乾草堆戰術立刻過時。第一艘蘇聯核潛艇於1958年服役，到20世紀60年代初，領導海軍的官員越來越關注如何應對核潛艇的潛在威脅。CNO海軍上將阿利.柏克(Arleigh Burke)發表的一篇論文反潛戰戰略概念(The Strategic Concept for Antisubmarine Warfare)將敵方潛艦活動視為[對我們控制大海最大的威脅]。

核潛艇和反艦巡弋飛彈讓美軍面臨的挑戰更加複雜。早在1960年，海軍領導的反潛戰（ASW）專家海軍少將吉米.薩奇(Jimmy Thach)就預測潛艦部隊將更加依賴飛彈作為他們的主要武器。配備8枚SS-N-3A沙達克（Shaddock）飛彈的蘇聯回聲2型(Echo II)級核動力潛艇於1962年投入使用。除極少數軍機外，SS-N-3A導彈當時世界上存在的，打擊距離最遠的反艦武器，它能夠打擊250海里以內的任何海上目標；而由於美國航母戰鬥群的典型防禦圈最外圍距離中心(航母)只有100海里，Echo II有可能做到遠離防禦圈並在美軍一無所知的情況下搶先發動打擊。美國海軍一名指揮官在某次模擬測試蘇聯核潛艇發射遠程飛彈的演習後表示，很明顯的美軍當下基本上沒有能力對抗這種攻擊。

雖然配備巡弋飛彈的潛艇是非常危險的存在，但它也存在限制。其主要問題是如何在探測和識別目標的同時，維持自身存在的靜肅性。正如比蒂觀察到的那樣，在大範圍分散佈署的情況下，潛艦想單靠自身大型聲納識別出航母是非常困難的，通常還是需要目視接觸識別。他建議測試核潛艦對抗分散佈署艦隊的有效性，並更加重視聲學欺騙手段和設備的發展，特別是一次性聲學誘餌。

到20世紀60年代後期，海軍越來越強調提高其抵禦配備反艦飛彈的核潛艇的能力。1968年6月，太平洋艦隊司令約翰·海蘭德(John J. Hyland)海軍上將推動了UPTIDE項目（戰術改進和數據提取聯合太平洋艦隊項目）。UPTIDE的主要目標之一是設計和評估太平洋艦隊戰術反潛戰鬥群（通常包含反潛航母、反潛航母航空隊和驅逐艦中隊）在高戰術價值區域內，破壞和防禦敵方潛艦魚雷與飛彈攻擊的能力。

UPTIDE系列背後的推手是第一反潛大隊首任司令奧蘭德(Aurand)。奧蘭德可能從他之前對日本海的蘇聯海軍行動的觀察中汲取靈感。奧蘭德注意到蘇聯雷達天線既沒有旋轉也沒有發射。他推測蘇聯海軍的戰術是避免開啟雷達，除非沒有其他方法可以獲得所需的信息。雖然這種戰術會讓蘇聯海軍難以得到早期預警，但奧蘭德認為這樣的戰術是有優勢的，特別是與美國海軍當時不受限釋放訊號的做法相比。

奧蘭德指出過往反潛戰的目標是消滅潛艦，以往可行的原因是傳統潛艦水下持續作業能力不佳且航速不足，但核動力潛艦不同，嘗試搜索追蹤和消滅核潛艦是困難而低效的，其成功率估計只有10%；然而潛艦畢竟是潛艦，海水是他們的屏障但也是阻礙，受海水阻隔不容易得到外界輔助的潛艇大多時候必須嚴重依賴自身被動聲學傳感器來檢測、分類、跟踪和定位航母等高價值目標，對目標的搜索也過度仰賴如被動聲納、電磁截收設備等無源探測手段，如果能夠封鎖這些手段，那無法找到和識別目標的潛艦亦無法造成實質損害。

基於奧蘭德的理論，UPTIDE實驗將重點擺在減低潛艦探測、識別和定位目標的可能性。通過嚴格的聲學和電磁發射控制可以減少潛艦檢測到目標的概率。也就是說，他認為只要有效控制主動訊號的釋放，結合聲學欺騙，就能降低潛艦成功識別檢測到的目標的概率。而通過各類反潛平台，特別是配備良好被動聲學系統的反潛直升機和驅逐艦，就能迫使潛艦放棄高速緩慢移動，同樣能減少潛艦抵達理想位置 - 即接近其武器射程內 - 的成功率。

UPCPDE項目在1969年1月至1972年11月分三個階段進行。在每個階段，一個反潛戰小組審查了各方面因反艦巡弋飛彈核潛艦帶來的挑戰。第一階段的目的是通過探索問題的大致輪廓，改進實驗設計和方法，以及開發處理和分析數據的程序，並比較常規反潛作戰戰術與UPTIDE戰術的優劣，為第二和第三階段奠定基礎。它從敵方潛艦的角度審查了這一情況，評估潛艇對高價值目標的探測、識別和發射飛彈能力的數據。

第一階段包括三次連續的自由遊戲實驗，每次都是反潛獵殺作戰演習 - 或稱HUKASWEX，於1969年1月至3月展開。在每次演習中，奇爾沙治號反潛航母（CVS 33），以及她的艦載機，和第23驅逐艦中隊，組成第1反潛戰鬥群，測試航空母艦對抗2艘模擬攜帶反艦巡弋飛彈的潛艇。參加第一階段的HUKASWEX 1-69演習的潛艦是鋸蓋魚號（SSN 592）和巫喙鱸號（SSN 588）；隨後的HUKASWEX 2-69和3-69演習則是由波莫登魚號（SS 486）和Medregal號（SS 480）擔任假想敵。第一階段的結果確定了巡弋飛彈潛艦威脅的嚴重程度，並確定了第二階段使用的關鍵指標-航母的生存時間。在演習的144小時內，潛艦對航母進行了3輪魚雷攻擊和19輪共78發反艦巡弋飛彈模擬攻擊。其中約87%的飛彈被認為達到獲取目標方位參數的程度，認定航母在此交戰條件下的平均存活時間為9小時。

在第一階段演習中證實先前的猜測，主動訊號源不但是雙面刃，甚至對自身的危害可能要大於收益。雖然潛艦在識別寬普噪音源時遇到很大困難，但在演習中護航艦艇的SQS-26低頻聲納主動模式成為潛艦絕佳的情報來源，其截獲距離可達150-225海里；相較之下SQS-26雖然是美軍第一種能利用海底反射與深海聲學匯聚效應來大幅提高探測距離的固定式艦載聲納，但演習中對潛艦的發現距離仍然不超過30海里，且由於難以識別目標類型，其在搜索上的價值也相當可疑。值得一提的是，雖然SQS-26暴露的問題引發海軍中對主動聲納和被動聲納的激烈辯論，但卻也藉此推進了一項反潛利器的發展:低頻主動拖曳陣列聲納。

第二階段是UPTIDE項目的主要數據收集和戰術評估階段，包括從1969年9月到1971年1月的4次主要演習。這些演習致力於研究聲學和電磁等訊號釋放控制的有效性，通過模擬得到水面護航的高價值目標，以及模擬測試在一個固定區域中出動攻擊機群的航母，對攜帶巡弋飛彈的潛艦執行聲學欺騙措施的成效。

最初的第二階段演習，即UPTIDE 2-B，於1969年9月底和10月初舉行，並由大黃蜂號航母（CVS 12）以及第31驅逐艦中隊組成的第3反潛戰鬥群，對抗杜父魚號（SSN 590）和刀背帶魚號（SS 394）潛艦。通過把水面艦隊編隊分散、把速度維持在螺旋槳不至於產生空泡（螺旋槳在高速轉動時會攪動出大量水中氣泡，而氣泡集中並崩解後會產生較大噪音，使其更容易被聲納發現）、控制訊號釋放，並使用護衛艦艇作為[海狼陷阱]單位來誘導潛艦。憑藉以上措施，大黃蜂號幾乎在這為期7天的演習中都未曾被成功識別。這些潛艦在演習中的大多數時間裡被欺騙、誘導或混淆，把幾乎所有時間消耗在無效的搜索作業。

在演習接近結束時，沮喪的杜父魚號潛艦使用戰略信息在200英里範圍內模擬發射8枚飛彈。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飛彈中的2枚的航線正好在能夠搜索和打擊大黃蜂號航母的軸線上。不過這種巧合不會改變什麼，第3反潛戰鬥群的指揮官將這次演習描述為[ASW部隊藉由在通信、編隊、戰術、欺騙和電子/聲學訊號釋放控制方面採用全新概念，對抗海底對手的空前成功]。

1970年1月和2月進行的UPTIDE 2-C演習中引入了一種新的戰術設備 - 聲學欺騙裝置。掃雷艦領袖號（MSO 490）配備了一種名為Tergiversator的主動聲學模擬器，由位於康涅狄格州的海軍水下聲學中心開發。Tergiversator會朝海底釋放模擬航母和護衛艦艇航行時的噪聲和主動聲納訊號。憑藉這個裝置，領袖號和隨同的飛彈巡洋艦芝加哥號（CG 11）得以欺騙潛水者（SSN 595）和鉅蓋魚（SSN 592）號潛艦。即使是在追蹤與分析欺騙裝置訊號的三個小時之後，潛水者號得出結論仍舊認為這訊號來自一艘大型軍艦，並向它發射了2發飛彈。也因為聲學欺騙的成功，大黃蜂號航母能夠在未被發現的情況下存活87小時。直到航母開始獨自高速航行後，潛艦才能成功地發現並進行偕同飛彈攻擊。

聲學欺騙裝置的數量和作用範圍在1970年10月舉行的UPTIDE 2-D演習中得到了更顯著的擴展。這次演習使用了7種裝置，包括Tergiversator的更新版本，以及海軍水下研究與開發中心開發的2種SADSAC（模擬航母小型聲學裝置）浮標、由美格福斯(Magnavox)公司開發的4種NYVO（Nymph's Voices）。這些設備都再一次證明其有效性。在演習的前93個小時，它們能夠掩護堤康德羅加號航母（CVS 14）的存在，並誘使杜父魚和鉅蓋魚號潛艦將他們的4輪魚雷攻擊中的2輪，和16枚飛彈中的9枚浪費在這些誘餌身上。

第二階段UPTIDE 2-E的最後一次演習更加凸顯了這些實驗性戰術可能對航母生存性產生的巨大影響。透過使用UPTIDE戰術，提康德羅加號航母成功在整段長達140小時的演習中全程不被潛水員號和黑線鱈號潛艦發現。到了在最後一天，航母恢復了常規戰術 - 然後只過了4個半小時就被潛艦進行了成功的模擬飛彈攻擊。

第二階段的主要發現是UPTIDE分散和欺騙策略允許航空母艦及其護航艦艇避免連續遭遇潛艦。在將近650個行動小時內，潛艦只進行了14輪共56枚飛彈的發射，且其中不到三分之一的飛彈處於判定能夠鎖住航母的軸線上。而魚雷攻擊方面，平均而言，潛艦需要花費100小時才能取得魚雷射控參數，在這之前無法進行任何魚雷攻擊。在UPTIDE第二階段為期4周的演習期間中，高價值目標(航母)在攜帶反艦巡弋飛彈的核潛艦威脅下平均存活時間將近五天半，是使用傳統戰術的第一階段演習成果的18倍。

現在美軍知道如何大幅延長航母在高危險戰區的生存時間了，但他們還想知道航母能在其活著的時間跑多遠。在1971年10月至1972年11月的2次演習，也就是UPTIDE的第三階段，反潛戰鬥群面臨的挑戰增加，包括空中、水面與水下假想敵的聯合攻擊，但它們被戰鬥群戰力的相應強化所抵消。引入的新能力包括陸基巡邏機、拖曳被動陣列聲納和配備直升機的驅逐艦。聲學欺騙裝置同樣被廣泛使用，並再次取得了重大成功。將這些新功能與UPTIDE戰術結合起來，UPTIDE 3-A的ASW戰鬥群得以在沒有任何假想敵潛艦發動成功模擬攻擊的情況下，預定最理想持續航行距離是900英里，最後航母達到這個數字的86%，而且是當使用的5個聲學欺騙設備中的3個發生故障時，才被假想敵成功探測和定位航母的存在。

UPTIDE系列的最後一次演習，即UPTIDE 3-B，於1972年10月和11月展開。這次演習藍軍部隊增加了幾種能力，包括2個陸基巡邏機中隊和一艘裝備直升機的驅逐艦。藍軍也使用了拖曳陣列聲納，並得到水下聲音監視系統（SOSUS）信息的戰術支援，儘管拖曳陣列聲納的使用大幅限制船隻航速，限制了它們在航行中發揮的效用。

上述這些戰術有個統一的名號:EMCON，釋放控制下的分散行動(Dispersed operations under emission control)。

EMCON戰術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就是協調與控制效率的降低。在HAYSTACK演習期間，第6艦隊試圖利用任何可用的傳遞信息流量的方法，允許訊號發送船隻保持最高程度的電磁訊號靜默。除非絕對必要，否則艦隊禁止船艦指揮官使用電子通訊手段。作為替代，他們大量使用視覺信號，如旗幟升降機或閃光燈，來控管艦載機作業和傳輸信息。

艦隊也使用直升機和定翼機直接把信息在各船舶之間傳遞。雖然仍舊存在丟失這些空投訊息的可能性，但這些航空機通常會攜帶額外的消息副本，而裝置信息的浮標也會浮動，提高後續尋回的機率。航空機還可以向岸基無線電台發送訊息，以便轉發到最終目的地。

而EMCON不完全代表徹底放棄電子通訊設備。在不得不使用電子通信的情況下，艦隊可在視距範圍內使用指向性極高的通訊設備，比如由航空機隊中繼轉發的超高頻（UHF）傳訊，因此比高頻傳輸更難以檢測。雖然蘇聯飛機、潛艇和水面艦艇可以截收到超高頻通訊訊號，但他們必須非常接近特遣部隊才能做到，因此UHF仍舊被視為相對安全的通信手段。

UPTIDE演習中使用的許多手段與乾草堆演習中使用的類似。其中包括[豆袋通信]---通過直升機傳遞信息---和UHF中繼航空機。UPTIDE的核心要素是廣泛使用機載預警機將UHF通信從航母轉發到護航艦艇與其他船隻。在UPTIDE 3-A期間，反潛機和航空母艦的戰鬥情報中心(CIC)是如此的依賴UHF，幾乎使可用線路完全飽和。

對替代通訊手段的使用限制，和可用線路的接近飽和，導致藍軍部隊通信存在顯著延遲。在乾草堆 - 查理演習時，由於對所使用的替代無線電技術缺乏經驗與了解，並且每個扇區的通訊網絡上存在太多單位，這些都導致​​了長時間的通信延遲。在UPTIDE 3-A中，具有即時行動相關性的消息的時間延遲程度為10到318分鐘。即使閃存優先級消息也延遲了60分鐘。

由於通信能力被自主削弱，事前妥善規劃變得更加重要。為了實施乾草堆概念，第6艦隊必須更加依賴於學說和固定計劃。根據這一概念，艦隊的行動將盡可能提前完善規劃和公布，以便在之後保持最大程度的電子靜默。而在每次訪問港口之前，第6艦隊會事先告知自身位置和預期的行動規劃（PIM）或路線，那怕收到核戰爭即將爆發的警告，戰鬥群仍將遵循這一原則。為了減少PIM訊息變更的頻率，特遣隊指揮官被指示提前計劃，並在可能的情況下用一條消息涵蓋未來幾天的行動規劃情資。

正如乾草堆和UPTIDE的參與者所發現的那樣，替代通信方法通常比傳統方效率更低。因此，第六艦隊在其運營指令中包含了全面的附錄，概述了通信量控制的具體操作說明。這些說明紀錄了哪些消息和哪些單位應在哪些條件下獲得優先權，以及應採用哪些程序。採用替代通信手段的能力與熟練度也很重要。參與乾草堆 - 查理的部隊經歷了分析師所說的過度延誤，部分原因是由於對所採用的通信方法缺乏經驗；同樣，乾草堆 - 三角洲的空中管制也不能令人滿意，部分原因同樣是由於管制人員缺乏經驗。

然而，即使製定並廣泛使用適當的替代通訊程序，這些替代通信方法還是會出現延誤。根據UPTIDE 3-A演習報告，通信能力的降低和替代通訊方法的使用導致BLUE OTC [藍軍戰術指揮官]和其他分散的藍軍部隊之間的信息交換不充分，使藍軍付出很大代價；且從外圍單位到OTC的高價值信息通常很晚才送達，或不完整；而且外圍單位往往缺乏OTC所保有的大範圍資訊。

雖然EMCON戰術下不可避免的付出訊息傳遞效率降低、兵力分散等代價，但相對於帶來的巨大成效，參與過演習的指揮官都對這種戰術給予很大認可。而在美軍更加依賴高速通訊與信息交換能力的如今，這種能力賦予美軍新時代的優勢，但也可能成為潛在對手探測、追蹤與識別能力的突破口，因此EMCON仍舊會是新時代美國海軍的重要原則；而EMCON戰術要的不是讓美軍回歸原始，而是讓美軍知道該如何最高效的控制並縮減那些非必要主動訊號的釋放，讓資訊的傳遞與共享取得靜默性與效率的最佳平衡。

而這些戰術的發展只是美軍適應新時代戰場規則的冰山一角，遠程反艦飛彈和超音速轟炸機的組合催生了能夠在其進入射程前攔截或在發射後追擊並將其摧毀的F-14與鳳凰飛彈；飛彈編隊與航線預設能力催生了高度自動化允許以數位化方式整合所有作戰設備對抗大量目標的神盾作戰系統；攜帶遠程反艦飛彈的核動力潛艦催生了能夠在遠距離外探測潛艦並發起攻擊的低頻拖曳聲納與反潛直升機。只要航母的作用仍然穩固且不可動搖，問題就不會是要不要航母，而是怎麼改變航母與戰術適應新的戰場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