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人類文明的快速發展、全世界人口快速增加，透過媒體和網路，我們得以知道世界上另一角落發生的事情，也或許能認識一個地理距離超乎日常活動範圍的人。然而，也正因為新聞報導的特性，將聚光燈打在特殊與例外事件，無論是殺人、放火、搶劫、車禍、空難還是難民事件，我們總是透過一段距離去理解世界，像是上癮了一樣，把這些例外事件當作平常，而對自己所處的世界有越來越多不安全感，同時也把另一群素未謀面的人窄化成某種特定形象，無論是十惡不赦的惡徒、恐怖份子還是社會資源的掠奪者。
在《人慈》這本書中提到了幾個案例，我們可能都會以為，在戰爭中的士兵每個人都是帶著必殺死敵軍的決心上戰場，碰到敵軍在眼前肯定會殺紅眼地殺無赦。然而，在這本書中提到的其中一個案例，身兼歷史學家的上校山謬．馬歇爾（Samuel Marshall），近身觀察許多戰役，在太平洋戰場、歐洲戰場採訪一群又一群的軍人，馬歇爾上校發現只有15%到25%的軍人真的擊發過武器，他在其著作《人與火的對抗》中強調，「平均正常健康的個人﹝……﹞內心通常都有一種未意識到的、對於殺害同類的抵抗，以至於他不會出於自己的決斷力而去奪走他人性命。」
另外，當歷史學家開始訪問二戰老兵時，他們也發現超過一半的人從沒殺過人，而大部分的死傷都是來自於極少數士兵。舉例來說在美國空軍，少於1%的戰鬥機駕駛包辦了幾乎40%的擊墜飛機。甚至有一位歷史學家談到，大部分的飛行員「從來沒把任何人打下來過，或者連試都沒試過」。
而同樣的案例也在法軍身上發現，1860年代法國上校阿爾當．迪．皮克（Ardant du Picq）在針對自己下屬軍官進行的一次全面調查中，他發現麾下的士兵並沒有那麼喜歡戰鬥。舉例來說，當士兵必須擊發武器時，他們往往瞄準得太高，而兩軍往往就在空中用光彈藥，而同時間也有人爭先恐後地搶著做任何不殺人的事情，無論是補充彈藥，裝填武器，找掩護，隨便都行。
探討歷史上死傷無數的案例，看似人類充滿了殺戮彼此的動機，但若以第二次世界大戰英國士兵的死因作例子：
其他：1%
化學：2%
爆破、擠壓：2%
地雷、詭雷：10%
子彈、反坦克地雷：10%
迫擊砲、手榴彈、空投炸彈、砲彈：75%
歷史學家發現，大部分的死傷都是因為被某個按按鈕、丟炸彈，或者埋地雷的人殺死的，也就是他們是被某個從沒看過他們的人殺死。
「距離」、「不理解」和「一體化」（將同一族群視為均質的刻板印象），讓我們失去了對於人性的立體化的理解，而也消磨了我們本來應該有的人性。新聞不會告訴我們的是——我們正處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最和平、最富裕、最健康的時代，過去幾十年裡，嚴重赤貧、戰爭受害、幼童死亡、犯罪、饑荒、童工、天災死亡和墜機次數全都大幅下滑，而世界事實上正在往越來越好的方向發展。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有太多隱微的善意因為缺乏衝突與例外，不會被新聞所報導，無論是在捷運上讓座的人、拾金不昧的人、通報家暴事件的熱心鄰居或是在車禍現場陪伴著傷者直到救護車到來的人，這些都是我們最容易經歷的日常而非例外。而每一個我們素昧謀面的人，他們其實也都跟我們一樣，是為人子女、父母而也珍視親情、友情和愛情的人，也有自己的煩惱和憂慮，也會因為得到幫助而喜悅。
在英文當中有句話是：「You made my day （你讓我的一天很美好）」，而讓一個我們身邊或是不認識的人，因為我們的善意而有美好的一天，就是我們能給予彼此最好的禮物。
我們都能是彼此的Daymak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