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re and Less |從「河陰之變」談北魏漢化過程的悲劇性(下五)

2021/12/21閱讀時間約 6 分鐘
基本上,在華夏藝術傳統中,「寫意」、 而非「寫真」,往往才是華夏藝術家構思作品時的重點。在這種情況下,能夠讀出作者「畫外」的「深意」,才是作者心目中的「知音」。
這種「領悟」自然是很「主觀」的,然而,正是這種作者與讀者心意上的交流,讓中國藝術作品有機會發展出有別於西方的哲學性美感。
二十世紀的西班牙畫家畢卡索就很欣賞中國藝術作品這種「寫意」的精神,而且試圖將其融入在自己的作品中。
(下面這幅作品是畢卡索的作品「哭泣的女人」。相信大多數看畫者見到女子扭曲破碎的臉龐多半可以感受到畫中女人的悲傷。然而,這幅作品令人最不安的應該是畫家與這位女子的感情吧⋯⋯他們之間究竟還有沒有愛呢?)
畢卡索 哭泣的女人
將這種考慮放在歷史劇的寫作上,自然就是考慮如何在「寫實」和 「寫意」之間求取適當的平衡。
「魏晉南北朝」在華夏歷史上屬於大分裂時期,很多「被記下」的史實看來著實讓人覺得匪夷所思,然而,如果想從戲劇找尋「事變」的緣由,編劇的任務之一自是要將這些「史實」(或/與 「傳聞」)轉化成「合理的戲劇情節」。也就是說,在創作過程中,創作者要不斷提醒自身創作的「核心目標」,才不至於在填補(fill-in)這些「歷史圖像」中的「盲點」(blind spot)中迷失在散漫無章的想像風暴中。
更重要的是,若只是從「記載」去單純「重現」(representation)一件事的前因後果,大約也只能模糊見窺歷史的「某種倒影」而已,大多時候其實無助於「知興替」—— 李世民固然因善讀史而為大唐帝國打下根基,但如果能夠好好重新演繹北魏後期歷史,我們也許可以發現,帝國的有興亡其實都是有跡可循的,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大概就是領導人對於危機的錯估或視而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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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華北寒冷的天候中,「山河壯」打鐵舖自然聚集了許多來取暖的人,這讓在懷荒鎮上定居下來的阿山、阿河、阿壯三人算是暫時鬆了一口氣。
「怎麼樣?一切還好吧?」韓庭問阿山,他是三人中的老大,負責店裡的一切。
「生意是不錯。」阿山說:「只是⋯⋯老鼠太兇,常把我們得到的食物咬得亂七八糟,所以,我們想弄個鐵櫃,免得常常白做工。」
「偏偏我們湊不齊材料。」阿壯說:「這裡物資真是很缺乏。」
「慢慢來吧!」韓庭安慰三人:「你們手藝好,應該很快就會弄到相關材料。」
「我們聽說,你那裡有不少銅錢。」阿河小心翼翼地探問:「可不可以先借給我們一點。」
「這裡很多東西,有錢也買不到啊!」韓庭說。
「是這樣的。」阿山說:「 阿河與阿壯想找機會託人去洛陽採買,所以用得上錢。」
「我考慮考慮。」韓庭說。
「照我說,你若想讓『太和五銖』在北境流傳開來,你就該趁這時送些錢給『山河壯』用。」一旁的康普爾開口幫腔。
「怎麼說?」
「你想想。最近的老鼠這麼兇,大家的雞蛋、粟糧啊都紛紛遭殃,想存都存不住,這時候銅錢可就有用了。」康普爾說:「而且,只要這種想法傳開,會有越來越多人願意用銅錢交易。」
「好像有點道理。」韓庭說:「那麼,你會想用銅錢買雞蛋、粟糧以外的東西嗎?」
「不會!」康普爾笑笑說。
「我會想用銅錢買紙。」阿山說:「如果我們有足夠的材料做個鐵櫃,我就可以把紙和書鎖在裡面,這樣就不怕老鼠咬了。」
「你這麼喜歡紙嗎?」康普爾很好奇。
「當然。」阿山說:「如果可以,我還想學怎麼自己做紙。」
「這可難了。」康普爾大笑:「你還是用羊皮記下就好了。」
「紙啊!」韓庭想到一個好主意:「我那裡有一些紙,你可以用銅錢來向我買。」
「我沒有銅錢啊!」阿山說。
「從現在起,你可以和大家宣布你收『太和五銖』。只要這裡生意好,一定很快就可以收到不少『太和五銖』的。」韓庭熱心地建議。
「怎麼樣?」阿山探詢康普爾的意見。
「這種事,我可說不定。」康普爾掏出一枚波斯銀幣:「你收這錢幣嗎? 用這幣可以買到的東西比較多呢。」
「我們收。」阿河馬上回應。
「我們還是再想想吧?」阿山覺得很不安,但又不知道哪裏不對。
「照我說,這鎮絕對養不起三個打鐵匠,你們遲早要分家的。」康普爾說得直接:「現在收些錢幣,你們分家時會比較容易。」
這下子,阿山找不出理由反對了。他不過是個暫時的大哥,權力基礎其實很不穩固。
只是,同時收受銅幣和銀幣,對「山河壯」打鐵鋪,到底是對還是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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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情節自然尚不足以讓讀者理解「六鎮之亂」的前因後果,但像「山河壯」這樣一家店鋪其實可以是一個「窗口」,讓創作者可以慢慢從中去鋪陳那段時間華北生活的混亂與人民的不安。
這種「框架式」的設計成品自然只是「草稿」,需要不斷的嘗試,才能有比較成熟的作品來演繹「六鎮之亂」對北魏後期政局與社會的影響。
基本上,北魏是在太武帝將領土急速擴張時,開始在新征服區陸續部署城鎮,而這些城鎮除了有防衛邊疆的功用,更背負著鎮守高車「新民」的目的。我們由此可見,當時同為遊牧民族的高車人與拓跋部族其實並沒有完全融合在一起,而且有「兵籍」的「鎮民」本來是有一些相當不錯的特權的,只是在北魏孝武帝將首都南遷時,有些特權被取消了。只是,這些「鎮人」的特權固然被取消了,但其實還都是有一定部眾基礎,所以只要有人帶頭反抗,不滿的人就很容易集結在一起。
六鎮之亂最後在北魏政府軍與柔然的合作下暫時平靜下去,原本互相對抗的鎮人也紛紛南下,北魏境內的政治與社會生態也隨之改變。只是在遷徙之中,鎮人內部原本的小團體也紛紛瓦解,散居各地,成為烏合之眾。
在這種情況下,「六鎮之亂」似乎只是邊境「鎮人們」因「失去特權」所產生的偶然反抗,但果真是如此嗎? 都說「亂世出英雄」,在這亂局中,又是誰把握住了出頭的機會?而誰的勝出又其實只是另一場動亂的開始呢?一般小民又將如何在這般亂局中求生呢?
這些都是我們必須要設法在「歷史的框架」中慢慢推演出來的。從這脈絡言,歷史的悲劇性有點像是不幸的婚姻一般,有些當事人或許永遠也參不透破局的緣由,有些局外人卻總以為自己看見了真實。
歷史,似乎總要在累積一番反覆後,人們才能開始覺悟,什麼只是「偶然的失誤」,什麼卻是「結構性的失敗」。
也唯有在此時,人們才能藉由讀史「明得失、知興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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