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劉福助（三）———劉福助與許石

臉書貼文：2020.3.1

前面我說劉福助「曾跟許石問學，大概受許石的影響不小」。我這樣介紹主要是根據「維基百科」的記載，不過總覺得劉福助與許石根本就是不搭調的兩個人，所以前文用「問學」一語帶過。何況「維基」介紹劉福助的文章，應該是許由的兒子許朝欽寫的（參見https://ent.ltn.com.tw/news/breakingnews/1426473）。

我說劉福助與許石不搭調的原因，一是學經歷不同，二是對台灣傳統歌樂的理解和做法不同。

許石比劉福助大21歲。在台灣「三十年代流行」高潮的1935年，17歲的許石就去日本，進「日本歌謠學院」，跟著名的流行歌名家秋月等人學習聲樂、作曲和演歌，10年後才回台灣。這種學經歷，可見他的興趣與目標，是想擠身「三十年代流行歌」的行列。

許石與三十年代作曲家不同的是，據維基百科的說法，他受「日本歌謠學院」老師的影響，回台灣後熱衷於搜集台灣民謠並予以改編，並在他經營的唱片公司發行——想師法日本的演歌也就罷了，在對傳統音樂不曾下功夫了解的人，如何可以想改編台灣歌謠？我認為這是他最大的敗行。

台灣歌謠的特色，是詩、樂一體不可分。舉例說，童謠「天烏烏」三字唱為「3 2 3」，有它一定的歌唱原理（就是所謂「詩樂諧合」的美感觀念），可以把「天烏烏」，改為「做田人」來唱嗎？再說，台灣的歌謠，受台語的牽挽，台語的特色自然就是台灣音樂特有的風格特色，隨便改變他的唱法，必也喪失台灣音樂特有的韻味。

近代洋派音樂家，常犯相同的錯誤，原因在於不知詩、樂一體的毛病。記得洪惟仁兄有一次提到，史惟亮搜集台灣民謠的時候，語言學家自居的他向史惟亮自我推薦，表示願意為他紀錄台語字，不想史惟亮拒絕，理由是「我們只要音樂，不記述語言」。

1986年我在「枕流論樂」中，就提過洋音樂家常污染台灣傳統歌樂，呼籲文建會防治這種音樂污染：

文內所舉的例子，正是許石的編曲，許丙丁填的新詞，成為很多人尊崇的「台灣民謠」。

在「西化去」的壓力下，台灣社會有點精神分裂，變成崇尚「現代」的一國，傳統的另一國，崇尚「現代」的人喜歡像許石改變的「牛犁歌」，傳統社會的人照樣喜歡搬弄他們的傳統，兩國之間「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中隔著的只是一種情緒作用，無關是非美醜的價值判斷。

我在楊秀卿哪裡學「歌仔」的時候，一個朋友的媽媽退休無事，也來一起學歌仔，她說她兒子以前很討厭歌仔戲，現在說歌仔戲很好，歌仔調很好聽。兩種心態差別在哪裡？差別不在理性認知，不在藝術價值或美感的判斷，只在一「心之所囑」的情緒而已。

牛犁歌陣南部比較流行，許石、許丙丁都是臺南人，它的存在別說五六十年前，就是現在南部還有不少熱騰騰的牛犁歌陣存在。

底下我們先來聽聽許石改編、許丙丁填詞的「牛犁歌」。

原曲1969年許石經營的天王唱片發行，男（劉福助）女（名字忘了）對唱，一時找不到這原版唱法，就聽鳳飛飛唱的吧。按，此曲編曲者只是改變伴奏。

接著聽聽台南西港東竹林的牛犁歌，老的在教小的：

兩種唱法天差地遠，可能搞不清有什麼淵源關係。你適應哪一種唱法，喜歡濃妝豔服或喜歡血鮮紅的鄉下姑娘？

王振義 2020.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