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采文
歷經六年,美國紐約州教育專家鮑承模完成了回憶錄《共產哀歌——紅旗下的歲月》,寫下在中國大陸32年的苦難經歷。
「『專制社會把人變成鬼,自由社會把鬼變成人。』我的經歷正是這句話的最好寫照。」鮑承模說,「希望中國人不再受我受過的苦。」
1984年,32歲的鮑承模離開中國,抵達美國求學。歷經30年紐約教育體系的職場生涯,他享受了自由民主、富足安適的生活。
2018年退休後,66歲的他著手撰寫回憶錄,「動筆之後,我必須直面過去的傷痛,好像在地獄般的往事裡重新走一遍」。
社會墊底的賤民
「我出生就背負最沉重的十字架,背負與生俱來的原罪,命裡注定是給新社會墊底的賤民……」鮑承模在回憶錄裡如此寫道。
鮑承模1952年出生於上海,三歲時,父親在「肅反」運動中,因「歷史反革命」被捕;五歲時,父親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無期徒刑。
鮑承模的父親鮑祖賢19歲時加入國民黨。26歲時,擔任國民黨上海市執行委員。
1947年,27歲的鮑祖賢在吳淞開設一間商行,經商有成。鮑承模說,父親當年擁有英國蘭林牌自行車,德國徠卡照相機,住屋裡有全套的紅木家具、水晶吊燈。紅木大衣櫥裡,整整一衣櫥的英國呢子西裝。
不過就在國民黨撤往台灣時,鮑祖賢卻選擇留下。日後親友為他惋惜,因為他曾加入國民黨三青團,和蔣經國有過一段交往。
當時鮑祖賢樂觀地以為,「國民黨當政的時候,大家都知道我的兩個胞弟是共產黨,沒人難為我。共產黨來了,有兩個弟弟罩著,應無大礙。」但事實證明,他低估了共產黨的殘暴與冷血。
不久後,鮑祖賢與弟弟先後入獄,妻子被列為反革命分子。鮑承模從此成了社會墊底的賤民,備受欺凌,「我們小孩子就是成了備受歧視的『狗崽子』」。
小學時,同學對著他喊:「你爸反革命。」文化大革命時,他被歸為「黑五類狗崽子」。1969年,17歲的他離開上海,開始了安徽淮北「下鄉插隊」的歲月。
「我在農村裡,他們(共產黨)不把我當人,他們沒有任何人性。他們說,殺掉你就像殺掉狗一樣,讓你活著,就是對你最大的恩賜了。」鮑承模形容自己被當成「鬼」一樣的活著。
生命無常 該留下什麼
32年的苦難際遇,不堪回首。1994年,鮑承模回中國探親,家族長輩囑託他整理祖譜,於是他開始搜集資料。不過,促使他撰寫回憶錄的種子,其實埋得又深、又久。
他提及了淮北農村插隊時,兩樁突來的變故……
在日復一日、一年又一年的惡劣環境裡無休止的勞動,鮑承模與其他知青一樣,日夜渴望著離開農村。
一回,一個與鮑承模相熟的知青周朝光,得到了「招工」的機會,去到縣裡的鋼廠工作。原來,周朝光在上海的媽媽給人洗衣,辛苦地掙錢去賄賂公司幹部,再加上他費了大勁去逢迎拍馬,甚至告了鮑承模的密,才獲得這得之不易的機會。
但周朝光開心地走後不到一個星期,卻突然傳來了死訊。
他與一群新進的青工,情緒興奮,就在午休時到鋼廠邊上的渠溝邊游泳。周朝光縱身一跳,進了水裡,就再也沒有出現。鮑承模回憶:「那一天天氣暴熱,但是還不是夏天,所以水裡是很涼啊、非常冰的,再加上水草纏著他,他就上不來,死在水裡了。」
另一個女知青劉豔,也終於等到招工的機會,但她父親卻將「招工表」偷偷給了她的二姐,機會就讓她二姐給搶走了。劉豔不得父母寵愛,內心早已蓄積不平與怨懟。
她二姐離開那天,劉豔一頭栽進了一口機井,自殺了。鮑承模回憶道,「那機井好幾公尺深,直徑只有一公尺。她非常決絕,就是不要活了,絕對是不要活了,是絕望、萬念俱灰。」
兩個年輕生命悄然驟逝,喜事、悲劇瞬間轉變,深深震撼了年輕的他,「我聯想自己嘛,我也是在社會上被最歧視的,家裡也是對我最不公平的,那我的前途在哪裡?他們都死了。那在我面前是什麼路?」
「我突然感受到人生的脆弱和短暫,對人生的意義感到茫然。」於是,他問自己「到底應該給這個世界留下什麼,才算沒有白來?」他給了自己答案:書。
這埋下了他日後撰寫回憶錄的種子。
轉機 外婆的點悟
劉豔的心境,鮑承模至今仍感同身受,「這是最大的痛苦,就是無望、絕望,沒有出頭的日子。有些人就調走,離開農村了。但是我們這些人就輪不到,什麼都輪不到,機會全都被剝奪掉。」
時至今日,那份痛楚如夢魘般縈繞不去。「過了幾十年,我經常還會做噩夢,夢到當時在農村裡面受人家壓迫。半夜醒來,哎呀,總算這是個夢,我已經脫離那地方,總算不在那裡了。」
然而鮑承模當年離開淮北農村,卻是外婆的一番話,起了關鍵作用。
就在下鄉插隊來到第九個年頭,一回,外婆對他說,「人從生下來那天起,就有種種苦難在等著你,你一定要硬氣,要頂得住。」
外婆接著說,「大好佬(無錫人對大人物的稱謂)也是要死的。你這麼年輕,怕什麼!一個字,等!改朝換代我見得多了。」
「改朝換代!」鮑承模心想,外婆竟說得如此自信!「我想只能理解為來自她堅定的信仰。」鮑承模一出生直到四歲,都生活在無錫的外婆家,與外婆感情深厚。
外婆曾告訴他,年輕時她得了乳癌,一次神跡治癒了她。此後,外婆長年拜佛,每天清晨天不亮就起身念經。
鮑承模備受鼓舞,回到淮北後,不再幻想得到招工招生上調回城。他每晚自學初中三年級到高中三年級的數理化和英語課程。
到了1977年底,鮑承模參加了文革後第一次高考。1978年過年時,他收到了大學錄取通知書,立即前去無錫向外婆報喜。
但外婆見他前來,卻一副胸有成竹、笑瞇瞇地說,「我曉得你一定能考中的,那是我天天求菩薩替你求來的。」
那麼,相信外婆所言嗎?「我相信啊!」他說得毫不猶豫。
1978年,鮑承模結束了長達近十年的下鄉生活,赴安徽師範大學就讀。五年後,他收到美國愛荷華大學研究院的錄取通知書,隔年他赴美求學,展開了新生活。
外婆教的人生哲學:信仰
提及外婆,鮑承模十分感念。「外婆中年時,她丈夫死了;六十歲的時候,她唯一的兒子、心肝寶貝死了;後來我父親也就是她女婿被坐牢了。在她的一生中是遇到了巨大的災難。」
「但是她居然活到了八十八歲,怎麼會呢?她怎麼能夠扛過去呢?而且她一直是很坦然,你根本看不到她像是受了大災大難的人。」鮑承模認為,是信仰的力量支撐著外婆在重重苦難中,仍安適自在。
「因為有信仰的人,相信行善會有福報,做壞事會恐懼,所以做人有底線。佛教是超越今世的,他相信有往世和來世,相信因果報應,相信修行。」
外婆寬厚、慈善,身處艱難時刻,仍出手助人,「即使她自己只有一碗飯,也要分半碗給要飯的人。」這深深影響著鮑承模。
「信仰是非常的關心前世、後世、往世會怎麼樣,所以人在世的時候,那麼短的幾年裡,一定要行善。」
鮑承模說,「有信仰的人是不太可能加入共產黨的,因為共產黨是很殘忍的,它不相信來世,它只相信肉體消滅,沒敵人了,共產黨就是老大。」
他說,他相信神佛的存在,若社會裡人人有堅定的信仰,那麼共產黨便無機可趁,「人性存在善與惡,如果說我們發揚光大人性善,那就不可能有共產黨。共產黨把人性的惡做到了極致,善的都沒有了。」
感念 說真話的人
32年的歲月裡,除了感念外婆,鮑承模還感念三位說真話的人,事情是這樣的……
1977年,鮑承模參加高考,英文加試考得高分:一百零三分,是八個縣裡最高分的,而且文科總分過了全國重點大學的錄取分數,足以進入華東師範大學。
他完成口試後,三位分別來自華東師大、安大、安師大的主考老師,要他當晚到他們的駐地。
「華東師大的主考老師說,華東師範大學是屬於全國最高等,你高考的總分是滿足我們學校的要求的,但是我不能拿你檔案。」安徽大學的主考老師接著說,「安徽大學外語系,是專門給北京的外交部培養幹部的。所以你的檔案我們也沒法拿。」
最後,安師大的主考老師對他說:「我們安徽師範大學是培養中小學老師,我就拿你檔案。」最後鮑承模進入了安徽師範大學。
「在中國,每一個人都有一個檔案,我的檔案肯定寫我父親在牢裡,我叔叔在牢裡,我媽媽也是屬於反革命。」於是即使成績優異達標,他仍被全國重點大學拒於門外。
「三個老師跟我說了實話。其實他們沒有必要告訴我的,但他們說了真話,我就覺得在中國能夠敢說真話的人,是值得我感念的。」
完成人生任務
1984年,鮑承模來到美國,自由、民主、平等的社會,他以優異的成績獲取了兩個碩士學位,以及紐約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我在念這三個學位,都得到了全額獎學金。」
2018年,鮑承模自紐約教育體系退休後,過著平靜而安適的生活。「我現在是美國公民,日子過好了。因為我是中國出生的,我得關心其他中國人的福祉。」
「我希望我的跌宕起伏的人生軌跡,32年生活在專制制度和40年生活在自由社會的經歷,能夠引起讀者思考。」他希望自身的經歷能給予中國人思想「啟蒙」。
他說,「專制社會把人變成鬼,自由社會把鬼變成人。」「中國的前途在於制度的改變,改變制度的前提是觀念的改變。要改變國人『甘為人奴』的觀念。」
「自由社會絕對不是十全十美的,但是,它回答了一個人,可以如何不受壓迫,不受歧視地、堂堂正正地做一個『人』。」
他的著書,完成了家族長輩的囑託,也為當年一起「下鄉」的難友發聲、揭露中共的邪惡,難友也期待著中共暴政早日滅亡。「他們沒有機會逃出中國大陸,他們有的也寫了書,但他們不敢像我這樣寫,因為寫了以後要坐牢,現在不可能出版了。」
「人的力量是渺小的。如果我沒有離開中國,不可能寫這本自傳。」重歷地獄般的過往後,他開心地說,已經完成今生的任務了,「希望中國人不再受我受過的苦。」
(文章來源:大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