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采文
歷經六年，美國紐約州教育專家鮑承模完成了回憶錄《共產哀歌——紅旗下的歲月》，寫下在中國大陸32年的苦難經歷。圖為鮑承模攝於1973年於永安中學。（博大出版社提供）
「『專制社會把人變成鬼，自由社會把鬼變成人。』我的經歷正是這句話的最好寫照。」鮑承模說，「希望中國人不再受我受過的苦。」
1984年，32歲的鮑承模離開中國，抵達美國求學。歷經30年紐約教育體系的職場生涯，他享受了自由民主、富足安適的生活。
2018年退休後，66歲的他著手撰寫回憶錄，「動筆之後，我必須直面過去的傷痛，好像在地獄般的往事裡重新走一遍」。
社會墊底的賤民
「我出生就背負最沉重的十字架，背負與生俱來的原罪，命裡注定是給新社會墊底的賤民……」鮑承模在回憶錄裡如此寫道。
鮑承模1952年出生於上海，三歲時，父親在「肅反」運動中，因「歷史反革命」被捕；五歲時，父親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無期徒刑。
鮑承模的父親鮑祖賢19歲時加入國民黨。26歲時，擔任國民黨上海市執行委員。
1947年，27歲的鮑祖賢在吳淞開設一間商行，經商有成。鮑承模說，父親當年擁有英國蘭林牌自行車，德國徠卡照相機，住屋裡有全套的紅木家具、水晶吊燈。紅木大衣櫥裡，整整一衣櫥的英國呢子西裝。
不過就在國民黨撤往台灣時，鮑祖賢卻選擇留下。日後親友為他惋惜，因為他曾加入國民黨三青團，和蔣經國有過一段交往。
當時鮑祖賢樂觀地以為，「國民黨當政的時候，大家都知道我的兩個胞弟是共產黨，沒人難為我。共產黨來了，有兩個弟弟罩著，應無大礙。」但事實證明，他低估了共產黨的殘暴與冷血。
不久後，鮑祖賢與弟弟先後入獄，妻子被列為反革命分子。鮑承模從此成了社會墊底的賤民，備受欺凌，「我們小孩子就是成了備受歧視的『狗崽子』」。
小學時，同學對著他喊：「你爸反革命。」文化大革命時，他被歸為「黑五類狗崽子」。1969年，17歲的他離開上海，開始了安徽淮北「下鄉插隊」的歲月。
「我在農村裡，他們（共產黨）不把我當人，他們沒有任何人性。他們說，殺掉你就像殺掉狗一樣，讓你活著，就是對你最大的恩賜了。」鮑承模形容自己被當成「鬼」一樣的活著。
生命無常 該留下什麼
32年的苦難際遇，不堪回首。1994年，鮑承模回中國探親，家族長輩囑託他整理祖譜，於是他開始搜集資料。不過，促使他撰寫回憶錄的種子，其實埋得又深、又久。
他提及了淮北農村插隊時，兩樁突來的變故……
在日復一日、一年又一年的惡劣環境裡無休止的勞動，鮑承模與其他知青一樣，日夜渴望著離開農村。
一回，一個與鮑承模相熟的知青周朝光，得到了「招工」的機會，去到縣裡的鋼廠工作。原來，周朝光在上海的媽媽給人洗衣，辛苦地掙錢去賄賂公司幹部，再加上他費了大勁去逢迎拍馬，甚至告了鮑承模的密，才獲得這得之不易的機會。
但周朝光開心地走後不到一個星期，卻突然傳來了死訊。
他與一群新進的青工，情緒興奮，就在午休時到鋼廠邊上的渠溝邊游泳。周朝光縱身一跳，進了水裡，就再也沒有出現。鮑承模回憶：「那一天天氣暴熱，但是還不是夏天，所以水裡是很涼啊、非常冰的，再加上水草纏著他，他就上不來，死在水裡了。」
另一個女知青劉豔，也終於等到招工的機會，但她父親卻將「招工表」偷偷給了她的二姐，機會就讓她二姐給搶走了。劉豔不得父母寵愛，內心早已蓄積不平與怨懟。
她二姐離開那天，劉豔一頭栽進了一口機井，自殺了。鮑承模回憶道，「那機井好幾公尺深，直徑只有一公尺。她非常決絕，就是不要活了，絕對是不要活了，是絕望、萬念俱灰。」
兩個年輕生命悄然驟逝，喜事、悲劇瞬間轉變，深深震撼了年輕的他，「我聯想自己嘛，我也是在社會上被最歧視的，家裡也是對我最不公平的，那我的前途在哪裡？他們都死了。那在我面前是什麼路？」
「我突然感受到人生的脆弱和短暫，對人生的意義感到茫然。」於是，他問自己「到底應該給這個世界留下什麼，才算沒有白來？」他給了自己答案：書。
這埋下了他日後撰寫回憶錄的種子。
轉機 外婆的點悟
劉豔的心境，鮑承模至今仍感同身受，「這是最大的痛苦，就是無望、絕望，沒有出頭的日子。有些人就調走，離開農村了。但是我們這些人就輪不到，什麼都輪不到，機會全都被剝奪掉。」
時至今日，那份痛楚如夢魘般縈繞不去。「過了幾十年，我經常還會做噩夢，夢到當時在農村裡面受人家壓迫。半夜醒來，哎呀，總算這是個夢，我已經脫離那地方，總算不在那裡了。」
然而鮑承模當年離開淮北農村，卻是外婆的一番話，起了關鍵作用。
就在下鄉插隊來到第九個年頭，一回，外婆對他說，「人從生下來那天起，就有種種苦難在等著你，你一定要硬氣，要頂得住。」
外婆接著說，「大好佬（無錫人對大人物的稱謂）也是要死的。你這麼年輕，怕什麼！一個字，等！改朝換代我見得多了。」
「改朝換代！」鮑承模心想，外婆竟說得如此自信！「我想只能理解為來自她堅定的信仰。」鮑承模一出生直到四歲，都生活在無錫的外婆家，與外婆感情深厚。
外婆曾告訴他，年輕時她得了乳癌，一次神跡治癒了她。此後，外婆長年拜佛，每天清晨天不亮就起身念經。
鮑承模備受鼓舞，回到淮北後，不再幻想得到招工招生上調回城。他每晚自學初中三年級到高中三年級的數理化和英語課程。
到了1977年底，鮑承模參加了文革後第一次高考。1978年過年時，他收到了大學錄取通知書，立即前去無錫向外婆報喜。
但外婆見他前來，卻一副胸有成竹、笑瞇瞇地說，「我曉得你一定能考中的，那是我天天求菩薩替你求來的。」
那麼，相信外婆所言嗎？「我相信啊！」他說得毫不猶豫。
1978年，鮑承模結束了長達近十年的下鄉生活，赴安徽師範大學就讀。五年後，他收到美國愛荷華大學研究院的錄取通知書，隔年他赴美求學，展開了新生活。
外婆教的人生哲學：信仰
鮑承模從一出生直到四歲，都生活在無錫的外婆家，與外婆感情深厚。圖為1970年鮑承模和外婆在無錫老宅。（博大出版社提供）
提及外婆，鮑承模十分感念。「外婆中年時，她丈夫死了；六十歲的時候，她唯一的兒子、心肝寶貝死了；後來我父親也就是她女婿被坐牢了。在她的一生中是遇到了巨大的災難。」
「但是她居然活到了八十八歲，怎麼會呢？她怎麼能夠扛過去呢？而且她一直是很坦然，你根本看不到她像是受了大災大難的人。」鮑承模認為，是信仰的力量支撐著外婆在重重苦難中，仍安適自在。
「因為有信仰的人，相信行善會有福報，做壞事會恐懼，所以做人有底線。佛教是超越今世的，他相信有往世和來世，相信因果報應，相信修行。」
外婆寬厚、慈善，身處艱難時刻，仍出手助人，「即使她自己只有一碗飯，也要分半碗給要飯的人。」這深深影響著鮑承模。
「信仰是非常的關心前世、後世、往世會怎麼樣，所以人在世的時候，那麼短的幾年裡，一定要行善。」
鮑承模說，「有信仰的人是不太可能加入共產黨的，因為共產黨是很殘忍的，它不相信來世，它只相信肉體消滅，沒敵人了，共產黨就是老大。」
他說，他相信神佛的存在，若社會裡人人有堅定的信仰，那麼共產黨便無機可趁，「人性存在善與惡，如果說我們發揚光大人性善，那就不可能有共產黨。共產黨把人性的惡做到了極致，善的都沒有了。」
感念 說真話的人
32年的歲月裡，除了感念外婆，鮑承模還感念三位說真話的人，事情是這樣的……
1977年，鮑承模參加高考，英文加試考得高分：一百零三分，是八個縣裡最高分的，而且文科總分過了全國重點大學的錄取分數，足以進入華東師範大學。
他完成口試後，三位分別來自華東師大、安大、安師大的主考老師，要他當晚到他們的駐地。
「華東師大的主考老師說，華東師範大學是屬於全國最高等，你高考的總分是滿足我們學校的要求的，但是我不能拿你檔案。」安徽大學的主考老師接著說，「安徽大學外語系，是專門給北京的外交部培養幹部的。所以你的檔案我們也沒法拿。」
最後，安師大的主考老師對他說：「我們安徽師範大學是培養中小學老師，我就拿你檔案。」最後鮑承模進入了安徽師範大學。
「在中國，每一個人都有一個檔案，我的檔案肯定寫我父親在牢裡，我叔叔在牢裡，我媽媽也是屬於反革命。」於是即使成績優異達標，他仍被全國重點大學拒於門外。
「三個老師跟我說了實話。其實他們沒有必要告訴我的，但他們說了真話，我就覺得在中國能夠敢說真話的人，是值得我感念的。」
完成人生任務
1984年，鮑承模來到美國，自由、民主、平等的社會，他以優異的成績獲取了兩個碩士學位，以及紐約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我在念這三個學位，都得到了全額獎學金。」
2018年，鮑承模自紐約教育體系退休後，過著平靜而安適的生活。「我現在是美國公民，日子過好了。因為我是中國出生的，我得關心其他中國人的福祉。」
「我希望我的跌宕起伏的人生軌跡，32年生活在專制制度和40年生活在自由社會的經歷，能夠引起讀者思考。」他希望自身的經歷能給予中國人思想「啟蒙」。
他說，「專制社會把人變成鬼，自由社會把鬼變成人。」「中國的前途在於制度的改變，改變制度的前提是觀念的改變。要改變國人『甘為人奴』的觀念。」
「自由社會絕對不是十全十美的，但是，它回答了一個人，可以如何不受壓迫，不受歧視地、堂堂正正地做一個『人』。」
他的著書，完成了家族長輩的囑託，也為當年一起「下鄉」的難友發聲、揭露中共的邪惡，難友也期待著中共暴政早日滅亡。「他們沒有機會逃出中國大陸，他們有的也寫了書，但他們不敢像我這樣寫，因為寫了以後要坐牢，現在不可能出版了。」
「人的力量是渺小的。如果我沒有離開中國，不可能寫這本自傳。」重歷地獄般的過往後，他開心地說，已經完成今生的任務了，「希望中國人不再受我受過的苦。」
（文章來源：大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