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我們對「每個人」真的有盡力尊重？

當婚姻成了商品

隨著資本主義全球化，勞動力遷移和婚姻移民等遠距離人口流動成為必然，各國也形成了新的族群（Beck-Gernsheim，2007）。由於全球化和社會結構的變化，台灣的跨國婚姻越來越普遍。媒體對外國新娘的負面報導屢見不鮮，導致台灣民眾對她們的負面評價增多，影響她們對社會的心理適應，這些外國新娘改變了台灣傳統的家庭結構。近年來，人口增長迅速，外籍新娘肩負著傳承世系的重任，正在成為養育台灣未來人民的龐大族群。由於他們獨特的背景，他們教育子女的能力將影響台灣未來在世界上的競爭力，本文將從影響台灣外籍配偶形成的原因、跨國婚姻現狀和台灣新居民子女身心發展的關鍵影響等方面來解讀這一跨國婚姻現象背後的結構性因素。

據統計，多年來在台灣的外國配偶比例最高的是中國國籍（國家移民局，2021）。這與語言和生活方式等因素有關（Tsay，2004）。但自2017年以來，東南亞配偶比例首次超過中國大陸。 2020年，台灣共有121,702對新人結婚。根據地區差異，4395名配偶來自東南亞（41.54%），2363名配偶來自中國大陸（22.33%）。在東南亞的配偶中，越南人最多，印尼人次之。據國家移民局（2021）統計，從1987年1月至2020年12月底，台灣累計外籍配偶565299人，達到可設縣級市標準。目前，嫁入台灣家庭的外國新娘主要分佈在地區，主要分佈在以農業和工業為主要經濟活動的縣、市或都市圈的邊境地區。由於社會現象的擴散、抄襲、溢出、外部性等影響，可以用鄰里效應（Goodchild et al., 2000）來解釋外籍新娘空間分佈的集聚。空間鄰近效應由此產生，現象產生空間自相關，空間越近，現象之間的相似性越大（Cliff and Ord, 1981; Anselin, 2002; Anselin, 2003a; Ward & Gleditsch, 2018）。由於與外籍配偶結婚的媒體、網絡和示範效應，台灣外籍配偶現象可能具有空間鄰近效應。在一個地區的鄰近地區與外籍配偶結婚的比例越高，該地區外籍配偶的比例就越高，反之亦然。觀察外籍配偶現象，很多國家的女性因為家庭經濟條件都選擇嫁給台灣男性，這些外籍配偶與台灣人有不同的語言、文字、生活習慣、風俗和文化。 除了獨自離家、思鄉之苦，在語言不通、文化價值觀和習慣迥異的情況下，他們還要融入台灣人的生活。 適應生活的過程漫長而復雜，出現了很多問題，外籍配偶來台後能否建立多元化的社交網絡，取決於丈夫家人的支持，如果丈夫的家人不支持，外籍配偶出國學習的機會往往會受到限制（Copeland & Norell, 2002）。

顯性與隱性的階級

台灣人對來自中國大陸和東南亞女性​​配偶的態度受到多種社會因素的影響，包括外籍配偶的人口結構、媒體印象、政府政策和政黨立場。外籍女性配偶在文化、經濟和社會關係上處於不利地位，缺乏處理婚姻、家庭和社會適應的能力和資源；他們還背負著社會普遍的刻板印象和污名。媒體呈現的外籍女性配偶形象往往帶有貶義，配偶甚至被歸類為「社會問題」，並背負著刻板印象和歧視性觀點，例如賣淫、破碎的家庭、低受教育和低素質的人口以及苦難的受害者，為了金錢而出賣自己的淘金者。就連政府也擔心來自中國大陸和東南亞的女性配偶越來越多，台灣的移民政策強調階級選擇，基於「人口素質」的階級學說，對於來自中國大陸和東南亞的婚姻移民，台灣適用不同的法律法規，東南亞配偶獲得身份證的比例和速度高於中國大陸配偶，台灣政府還對來自中國大陸的配偶採取了更嚴格的居住和移民規定。中國因素影響了台灣人對大陸配偶的態度，並可能間接影響他們對東南亞配偶的態度，在社會權利、公民權利等政策問題上，民進黨的支持者往往對中國持消極態度，因此，他們傾向於主張限製配偶從中國大陸移民，相反國民黨的支持者往往更傾向於允許中國大陸配偶獲得公民身份。

內政部牽頭的外籍新娘生活適應班和教育部關於跨國婚姻子女教育優先領域的政策，具有民族中心主義的文化態度。 《外籍新娘生活輔導實施方案》旨在落實外籍新娘生活適應輔導工作，提高她們的語言和生活適應能力，使她們順利融入我國的生活環境，與台灣人組建幸福家庭，避免適應不良和各種家庭和社會問題的後果。不考慮外籍配偶的祖國文化，文化同化理論的心態充滿了對這些新移民理解、適應和融入台灣社會的要求，政府有關部門一再呼籲人們關注這些所謂的「台灣媽媽」和「台灣媳婦」，因為她們有撫養台灣下一代的責任，給予她們平等的待遇和待遇，呵護「也是」台灣之子的保障，不過上述說法仍將東南亞外籍配偶的角色定位為養育「台灣之子」，而不是僅僅關注外籍配偶本身的情況和發展，台灣社會以這種霸權文化心態所形成的標準和價值觀對待外來民族，容易引發衝突，阻礙良好互動的建立。因此，必須實踐在對丈夫的認知和觀念進行調整和教育。

跨國婚姻中的女性面臨著婚姻和移民的雙重適應和文化挑戰，其中包含性別和種族的雙重問題，這些問題相互交織，影響著女性對生活的適應，這就帶來了跨國婚姻所生的「新台灣之子」的問題，母親不會讀寫中文，因此無法教孩子，從而產生親子撫養問題。孩子學習競爭力低，讓新台灣之子在起點或學習上處於劣勢。此外，由於本地精英教育以「少生」為主，以增加資源的趨勢，外籍配偶和子女形成了新的不利條件，鑑於學歷、社會和經濟背景以及教育的困難，不免擔心這個弱勢群體會被世代複製。少數民族經常被貼上不好的標籤，消極的自我認同會導致內疚和無力感，當兒童的種族自我認同被歸類為少數時，往往會出現兒童發展危機。此外，由於社交媒體對外籍配偶的負面標籤，外籍配偶的子女會貶低母親，甚至產生自卑感，自我識別的過程從嬰兒期就開始，孩子在兩歲的時候就會有一定的自我意識，通過育兒和家庭經歷的過程，他們開始通過父母和兄弟姐妹的眼睛認同自己的族群。因此，孩子們在很小的時候就通過他們的母親來認同社會，當母親被污名化，原始文化被打壓時，就無法與母親產生認同，未來，這些「新台灣之子」也可能對台灣產生認同問題，然而，即使新台灣之子的人數每年都在不斷增加，但與本地學生相比，他們仍然是少數群體，當他們與台灣意見相左時，他們只會受到更大的內外部影響，會傷害到自己和家人，對台灣社會也是沉重的負擔和傷害。

教育不會立竿見影，但卻是解決衝突的關鍵

總之，多元文化是台灣的基本國策，我們要摒棄強烈的同化思維，培養對不同民族文化差異的尊重，相互欣賞、包容和接納，教育旨在從功能的角度促進社會融合，作為社會化和主流文化傳播的中介。因此，在教育這群來自中國大陸和東南亞的新移民的同時，教育台灣人尊重他們也同樣重要。回顧歷史，戰敗退台之初形成的眷村幫與台灣其他民族之間，並無善意，這與外國新娘的孩子沒有受到善待的情況類似，台灣這幾年外國新娘熱潮，把女性商品化，任意剝削勞動和尊嚴，大眾歧視外國新娘的孩子，借鏡華人移民美國的歷史進程，以及這種情況沒有得到改善，使得「台灣之子」日後可能形成越南和中國幫派也就不足為奇了。因此，台灣之子必須認同台灣，台灣人民也必須認同台灣之子。台灣應該利用媒體去標籤化，協助教師繼續教育，推行多元文化教育，為外籍配偶和本土學習者提供成長群體，用文化觀念看待人類生存的脈絡，這樣台灣社會才能逐漸走向相互尊重、理性和關懷。

References

Beck‐Gernsheim, E. (2007). Transnational lives, transnational marriages: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from migrant communities in Europe. Global Networks, 7(3), 271–288. link

Gooldchild, M. F., L. Anselin, R. P. Appelbaum, and B. H. Harthorn. (2000). "Toward spatially

integrated soci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 23(2), 139–159. link

Hsia, H. C. (2009). Foreign brides, multiple citizenship and the immigrant movement in Taiwan.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18(1), 17–46. link

Yakushko, O., & Rajan, I. (2017). Global love for sale: Divergence and convergence of human trafficking with "mail order brides" and international arranged marriage phenomena. Women & Therapy, 40(1–2), 190–206. 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