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魷魚遊戲》如何將現實投射在美術佈景之中？

Netflix推出的《魷魚遊戲》是黃東赫導演在財務困窘時寫下的劇本，醞釀十年以後迎來了屬於影集的好時機，全球觀眾的共鳴卻反映著此刻未必是個好時代。自由市場的機制帶來的經濟發展伴隨著二十一世紀最大的問題，在疫情之下貧富的鴻溝彷彿無止盡的黑洞，越來越多人深陷其中，空氣中瀰漫著相對剝奪感和階級對立的負面情緒，也許正是這樣的時代氛圍造就了《魷魚遊戲》在全球的成功。

然而，Netflix內容團隊對於在韓國當地收視的自信並非來自機運，而是來自於深度的在地調查，他們掌握了韓國年輕世代身處在階級固化的絕望，「地獄朝鮮」的自嘲轉化為《魷魚遊戲》劇情的基礎，並將韓國真實的現實處境隱藏在夢幻繽紛的視覺風格，這些讓人忘不了的佈景正是藝術總監蔡炅宣（Chae Kyoung-Sun)與美術團隊腦力激盪的結果，他們是如何構思童話般的地獄遊戲？

影集中顏色的選擇除了童話故事常用的粉紅色之外，綠色是採用韓國前總統朴正熙推行的新鄉村運動中的流行色，也是1970 年代韓國孩子們在學校田間活動日穿的運動服，這件看起來復古和俗氣並存的制服能在三十多年後成為全球流行，想必也是朴正熙始料未及的吧？

藝術總監 蔡炅宣在中央日報的採訪中更進一步的解釋劇中顏色之間的權力關係「綠色害怕粉紅色，因為粉紅色監視並且壓制著綠色。」粉色與綠色之間的關係與形狀所規定的權力結構，形同韓國人自嘲的「金湯匙」與「土湯匙」，出生就註定的階級正是韓國年輕世代痛苦的來源之一。當然影集中的階級之間對立與壓制以更血腥的方式呈現，粉紅色蒙面守衛員總是毫不猶豫地射殺在遊戲失敗的玩家們，綠色對於粉紅色的恐懼不言而喻。

上對下的關係不只存在於顏色之間，粉紅色蒙面守衛員面罩上的形狀，也代表著不同的管理階級（越多頂點的形狀，擁有更高的權力）。但是守衛員擁有的權力，也僅是上位者為了方便管理而賦予，當粉紅色蒙面的守衛員結束工作回到宿舍的走廊是綠色的，這象徵監視和射殺玩家對於守衛員僅是一種工作，非工作時間脫下粉紅色面罩的工作人員也同樣受到監視。

劇中遊戲世界一再高喊的「公平」顯然僅限於同一階級（底層）之間的競爭，遊戲世界的階級分明，毫無流動的可能。

「我們想到的是人們被遺棄在街頭上。每個人的處境都很艱難，他們帶著自己的行李來到這裡。我認為他們是無處可去的人」藝術總監蔡炅宣在netflix的花絮中對於整體空間的設計如此回答，再經過許多提案被拒絕以後，她提出了倉庫的概念「與其像對待人一樣對待他們，不如像是堆放在倉庫貨架上的物品一樣對待他們。」

玩家們的休息之處是一個巨大的宿舍，由無數雙層床架堆疊而成的空間，熄燈時玩家們躺在與數字相對應的床位，如同貨架上的貨物被擺放，一旦有人在遊戲中失敗，屬於他的床架也會被取出，無論是在外部世界或是遊戲世界，他們的銷聲匿跡都不會引來注目，巨大的倉庫成為了他們無家可歸的收容所。

此外，宿舍需要藉由梯子攀爬而上是影射不停競爭的社會，即使是休息時間也不例外。當宿舍爆發混亂造成床架的倒塌，斷裂的梯子意味著向上移動的不可能實現，上述的「階級固化」再一次在空間上闡述。

「平行的世界」中玩家們以團體進行的高空拔河，俯瞰的鏡頭下雙方所站的兩端像是「斷裂的柏油路」，失敗的一方在繩子的牽引之下自然會從這座「高空斷路」墜落。即使所有玩家都使盡全力在遊戲中獲勝，「無路可走」的暗喻卻像是在諷刺他們的努力。

在拔河比賽好不容易獲勝的主角們因為團結的氛圍備受鼓舞時，「剛布」的彈珠遊戲卻立刻打斷了美好的氣氛。

彈珠遊戲在玩家以兩人為一組組隊以後，才告知他們必須與選擇的夥伴進行競爭，唯一的規則是贏過對方就等同於殺死對方，被迫與信任的夥伴進行生死的對決讓玩家們陷入痛苦，卻又別無選擇。此時無論玩家如何在巷弄中穿梭，每一次玩家打開門，就會遇上一面牆或是另一扇關閉的門，週而復始地闡述他們「無處可逃」的境遇。

與玩家們為了生活不得不參加遊戲的目的截然不同，VIP們為了直觀的「欣賞」而來到遊戲世界，他們穿戴著強大、兇猛的動物面具，玩家在他們眼中則是有趣的獵物，VIP只需要坐在華麗的沙發上，俯視著獵物為生存而互相殘殺，玩家的生命被他們輕易地下注。此刻VIP所處的貴賓室圍繞著深綠色的植物和裝置藝術般的人體，熱帶叢林的紙醉金迷、慾望橫流都已經被訴說：這裡沒有社會規則，只有本能和慾望。

玩家為了掙脫無家可歸、無路可走、無處可逃的生活費盡力氣地贏過關卡，在上流階級的俯視下卻如同一種玩笑。玻璃橋被佈置成一場馬戲團，如履薄冰的玩家就是這場殘酷演出的表演者，即使最後在馬戲團獲勝的三位贏家，在最後的晚餐之前換上了正式的服裝，也無法改變玩家所處的地位—上流階級娛樂的對象。

藉由藝術總監蔡炅宣的採訪揭開了《魷魚遊戲》空間設計背後的現實隱喻，儘管我們知道遊戲世界營造的童話氛圍僅是一種幻象，我們的大腦未必能逃過這場騙術。繽紛的色彩與充滿現代藝術感的美術設計麻木了大腦對於血腥、殺戮以及死亡的情感，我們沈浸在這個名為「愛麗絲夢遊仙境」實則是「大逃殺」的遊戲，誤以為流出的血液是糖漿，將終結生命的槍響聽成煙火施放，死亡被漂亮的禮盒包裝，殘酷與絕望隔了一層夢境而變的虛幻。與玩家原先所處的真實生活（外部世界）相比，觀眾甚至以為賭上性命的遊戲世界更加輕鬆，如此看來《魷魚遊戲》選擇以虛構的場景作為影集主要的世界觀顯然有其目的性。

如果說「一二三木頭人」的尾聲飛出的小鳥是在告訴玩家，此刻參加的遊戲是他們所處的真實，死亡並非虛構，那麼超現實的空間設計則是在告訴觀眾，眼前影像的虛構性。即使是在最為逼真的場景 — 夕陽斜照的巷弄，都透過俯瞰的鏡頭拆穿佈景的虛假，我們被迫知道陳舊的大門與牆角的花盆都只是陳設，而玩家在此刻展現的「惡」也未必就是真實。製作團隊意圖避免絕望的氣氛引起觀眾對於現實的關注，影集始終保持著與真實生活的界線，讓我們得以在觀看的當下，逃離日常，享受娛樂。

縱使《魷魚遊戲》在美學上反覆地呼應的現實，在我看來，都只是流於表面的陳述，是導演對於眾所皆知的社會問題進行的老生常談。但是選擇如此粗淺的方式討論問題，也許與他將兒童遊戲作為關卡的目的相同，《魷魚遊戲》淺白易懂的劇情、簡單的人物關係、熟悉的敘事公式讓不同文化的觀眾更好地了解劇情並引起跨文化的共鳴，也為影集迎來了全球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