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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經體制改革起於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於今已經歷40年矣。這40年的改革曾經中斷過一段時間，也就是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與接連著1989-1991年的極左勢力回潮。
直到1992年春節期間鄧小平到廣東發起南巡，經濟改革才重啟。並在各種因素的衝激加成下，中國在經濟上經過幾達10年的兩位數經濟成長，直到2002年加入WTO。經濟改革至此終致獲得階段性的成功，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徹底融入經貿全球化的大潮。
1989年64天安門事件以後，中共經歷一場文革以來最大的變局。鄧小平苦心培養的一代接班人胡耀邦與趙紫陽全部離開權力核心，倉促情況下選定上海市領導江澤民跳躍性的接班。形成新的班子以後，江澤民與不服氣的總理李鵬能否合作，是一個日後權鬥的陰影。緊接而來的蘇東變局，與西方制裁使得中國在國際上空前孤立。1990-1991李鵬主政下的治理整頓，導致極左回潮經濟凋敝。鄧小平是否因此只好把改革開放收起來了，還是他又有甚麼妙招？全世界都在看。
鄧小平認定搞改革不夠徹底，體制僵化失去人民擁護，就是蘇東兄弟黨失去政權完蛋的原因，亡黨亡國的夢靨糾纏著他。財經大老陳雲主張鳥籠經濟，主張改革從緩慎重，以免失控引發動亂一如89民運。這樣的爭論之下，中共又回到改革開放前的理論爭議而裹足不前。
鄧小平這時一面以南巡調動重新改革的氣氛與思潮，一面與陳雲等人妥協，找尋理論的空隙。最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橫空出世且確定了新的改革次序是不可逆轉的，毛澤東式的純共產主義今後在中國已經只能在歷史博物館找到。
1992年6月，朱鎔基以國務院副總理兼任經濟貿易辦公室主任、黨組書記。10月召開的中共十四屆一中全會上，他從中央候補委員直接當選為七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進入最高領導層，朱鎔基時代正式開始。接著他又兼任人民銀行行長，頒發了著名的朱十六條財經措施。隨著大權獨攬而被稱為經濟沙皇，朱鎔基採行名為「宏觀調控」的新財經政策，取代李鵬的治理整頓，標誌著改變中國國家性質的財經政策新時代的開始。
朱鎔基與胡錦濤等人在1992年十四大上組成新的政治局常委，這是第三代中共領導人的一個新標誌。本屆常委中除了劉華清以外，其餘六人都未參加過國共內戰，這是一個建國後成長的世代為主要成分的領導班子。這也標誌中共即將由鄧小平陳雲等建國前參與工作世代，交棒給更年輕的領袖。
1989年六四慘案的一個附帶後遺症，是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空前孤立。因為鎮壓民主而開槍殺人，不但根本性地惹火重視民主人權的西方社會，也讓有主權與治理爭議的港澳台對北京更加疑懼。但是改革開放的重啟與深化，絕對不可能離開與西方社會與港澳台的國家人民及資本的攜手合作，吸取投資與先進技術。1
1990年代前期中國如何重返國際社會，穩定即將回歸的香港與各種隨之而來的爭議，是中共領導人非要過去的一道坎。
台灣方面因為不可避免的政府之間接觸，而產生了辜汪會談與遷延至今的九二共識。其內涵與時代意義為何，也樹立了爾後近30年兩岸關係無法逾越的框架。
受港澳回歸的準備與對台灣的設想; 而1997年對中國是一個特異的年份，2月鄧小平去世以後，第三代領袖如何獨立的解決自己面對的各種問題。7月香港回歸以後，對中國與香港雙方都產生怎樣的衝擊？中國又在哪些地方被香港變化，以及因此產生對台灣的設想。國企改革成為一個新的議題，從鄉鎮社隊企業改組過來的蘇南模式，終於到達其瓶頸。私營企業面對大型化與全球化的需求，因此必須給予合法與正當性。國營企業必須改革其產權，以因應國外的呼聲與新時期的需要，諸城模式翩然登場。這種大踏步的進退一刀切，終於徹底甩掉了國公營企業這個自1980年代以來揮之不去棄之可惜的爛包袱，之後卻也衍生無數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