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具到底是怎樣發展而來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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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具和茶器

茶具和茶器是在不同時期對飲茶器具的稱呼。從文獻上看，飲茶器具最早被稱為“具”。西漢王褒《僮約》載:“烹荼盡具”。西晉杜育《舜賦》,曰“器擇陶簡,出之東隅(甌)”，唐《廣陵耆老傳》說東晉茶事，也將茶具稱為“茶器”。唐陸羽《茶經》，承前朝將飲茶器具統稱為“器”，以示區別加工用具。同代的張又新《煎水茶記》，曰“善烹潔器”，一直到宋初蔡襄《茶錄》稱為“器”,曰:“於淨器中以沸湯漬之。"宋審安老人《茶具圖贊》(1269年)將所有飲茶用器具統稱為“茶具”。元代周密《癸辛雜記》記載“長沙茶具精妙甲天下”。此後明代、清代有關茶葉文獻絕大多數稱飲茶器具為茶具,沿至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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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具的產生

茶具是因飲茶活動的需要，而從日常飲用器具中分化出來的專門飲茶用具。

茶被發現和初期利用時代,是作為藥用、食用的植物。相傳“神農嘗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 秦漢年代(前206年左右)《神農本草·木部》 載"茗、苦荼,味甘苦，微寒無毒,主瘺瘡，利小便，去痰溫熱，令人少睡”。 漢司馬相如《凡將篇》（前140-前122年）開列舉的中草藥中有“荈、詫”。 同時,《晏子春秋》一書指出晏相(前514年左右)在齊景公時,將茶作蔬菜食用，因此沒有專門的飲茶用具。

西漢王褒《僮約》中，出現“烹荼盡具” 只告訴人們西漢時已有茶“具”， 但未明確是何種茶具,何種形狀和質地，是否專用。20世紀七八十年代浙江上虞其土的碗、壺、盞，以及江西的陶爐，尤其是浙江湖州出土的東漢內外施釉、肩部刻有“茶”字的青瓷甕，被專家證實是茶具時，人們才知悉古代茶具的模樣。魏張揖《廣雅》介紹當時飲茶，曰：“先炙令色赤，搗末置瓷器中，以湯澆覆之,用蔥薑芼之。”此“瓷器”是否專用尚難肯定。西晉左思的《嬌女詩》曰:“心為茶荈劇，吹噓對鼎飭”，鼎飭應該是茶具。而同時代的杜育《荈賦》,“酌之以匏,取式公劉”， 匏是古代酒器，作為飲茶用，說明當時飲茶用具和酒食具的區分並不嚴格。可見茶具雖自漢就有，但在唐前的很長時期內，仍有混用現象，直到唐陸羽《茶經》總結了前人和唐時的飲茶情況，提出一套陸羽認為值得提倡的飲茶方法而設置的茶具時，才形成了中國成套的專用茶具。

茶具沿革

飲茶用具經過從無到有，從粗糙到精緻，從混用到專用，從單件到成套茶具的歷程，取決於茶葉生產、飲茶方式以及當時的技術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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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茶具

茶具雖始於漢，但形成系列的專用茶具現于唐。唐時飲茶風盛，唐封演《封氏聞見記》:“京邑城市,多開店鋪，煎茶賣之,不問道俗,投錢取飲。”飲茶普及，而促進了茶具。唐初高宗時,畫家閻立本《蕭翼賺蘭亭圖》畫卷中反映了唐時的茶具，有風爐茶鐺、帶托的茶碗、茶碾和茶粉罐。唐玄宗天寶二年(744)，為舉行通航慶典,每條彩船代表一個地方.分陳其土特產於上。在豫章郡(今江西南昌)船上，擺放“瓷器、酒器、茶釜、茶鐺、茶碗"等，歡歌以進(《舊唐書·韋堅傳》)，表達了茶具已開始作為某地的名產。

唐代制茶採用蒸青法，將茶葉放在甑中蒸熟，然後搗碎，把茶末拍製成團餅，最後將茶餅穿起,焙乾後封存待用。飲茶時，先把茶餅搗碎,碾成細末，當水在釜中初沸時，以鹽調味,再用竹夾環擊湯心，然後下茶末,再置於茶碗中飲用，煎茶法成為主流。所以唐陸羽撰(茶經》，在四之器中,將飲茶器具分為8大類24種共29件.其中生火燃具有風爐、灰承、筥、炭撾、火筴;煎茶用具有鍑、交床;炙茶和碾茶用具有竹筴、紙囊、碾、拂末、羅合、則;貯水和存鹽貯具有水方、漉水囊、瓢、熟盂、鹺簋、揭;盛茶和清潔用具有碗、畚、劄、滌方、滓方、巾;茶器貯具有具列、都籃等。

唐代飲茶的陶瓷器具主要是瓷壺(亦稱注子)和瓷碗。當時有三大著名瓷窯,一是浙江余姚的越窯，以燒制青瓷茶碗著名;二是湖南的長沙窯,以釉下彩繪的瓷壺盛名;三是河北的邢窯(內丘)，以燒制白瓷茶碗取勝，而且普遍採用“茶託子”，即盞托，說明瓷茶具開始配套,專用性更強。

“秘色瓷”是瓷中精品,產於越窯。浙江的余姚、上虞一帶自漢代始燒窯，唐時為鼎盛期.燒制的青瓷有碗、壺、托盞等,備受陸羽青睞,稱其為“類玉”、“類冰”，最宜村托茶色。所以，越窯為南瓷代表，與邢窯形成“南青北白”的瓷器格局。在越窯的產品中，秘色瓷燒制技術、配方、工藝不傳人，傳器極少，增添了神秘感。唐陸龜蒙《秘色瓷器》詩曰:“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翠色來。”後世宋代趙德麟《侯鯖錄》曰:“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錢氏有國越州燒進,今供之物，臣庶不得用，故雲秘色。”1987年陝西法門寺出土文物有秘色瓷器，被視為文物研究工作的突破性發現。

唐時，飲茶用具崇尚金屬製品,故陸羽雲: “瓷與石皆雅器，性非結實,難可持久。用銀為之，至潔,但涉於侈麗。雅則雅矣，潔亦潔矣,若用之恒，而卒歸於鐵也。”所以唐朝茶具如鍑皆用鐵。在“金銀為上” 的思想影響下，唐皇室多以金銀為茶具。陝西扶風法門寺地宮出土的器具有成套的金銀茶具，其中有炙茶用的鎏金鏤空鴻雁球路紋銀籠子、金銀絲結條籠子,碾茶用的鎏金壺門座茶碾子,羅茶用的鎏金仙人駕鶴紋壺門茶羅子,貯茶用的鎏金銀龜盒，放調料用的摩蠍紋蕾紐三足鹽台、鎏金人物畫銀罎子,煮茶用的壺門高圈足座銀風爐、系鏈銀火筋、鎏金飛鴻紋銀匙子,以及調茶、飲茶用的流金伎樂紋調達子等。這些器具多為唐鹹通九年至十年“文思院造”,其中部分刻有“五哥”字樣的器具為唐僖宗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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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代茶具

唐時飲有粗茶、散茶、末茶和餅茶,主要是後兩者。至宋朝，鬥茶風起推動了飲茶，陸羽提倡的煎茶法逐漸被點茶法所取代,所需茶具雖基本相似,但由於對茶之湯色等要求不同，所以對茶具形制和質地色澤上的要求也略有不同。

宋朝燒制茶具的產地有福建的建窯黑瓷、浙江的處州青瓷、河南的鈞窯玫瑰紫釉、河北的定窯白瓷等。宋朝鬥茶風盛，要求“茶葉色澤貴白”、“宜黑盞”,而“建安所造者紺黑,紋如兔毫,其坯微厚，熁之久熱難冷,最為要用”。所以在茶具形制上,改大碗為小盞。盞實際是一種小碗,托口突起,托沿多作花瓣紋,托底中凹。同時鬥茶也要求茶壺“注湯利(厲)害,獨瓶之口嘴而已”，由此,宋朝的茶壺有了較大變化。至南宋,茶壺壺式由過去的飽滿狀變得瘦長，壺體的紋飾，由常見的蓮瓣形變為瓜棱形。元朝的茶具跟宋代差不多,但壺形有變,宋朝的茶壺，流子多在肩部,元朝時移至腹部，真正可以達到“注湯利(厲)害”，因此流子比過去明顯。元朝時景德鎮創燒青花瓷聞名，日本“茶湯之祖”村田珠光特別鍾愛,後人將青花瓷具別名為“珠光青瓷”。

宋時,蔡襄在《茶錄》中，指出當時的茶具有“茶焙、茶籠、砧椎、茶鈐、茶碾、茶羅、茶盞、茶匙、湯瓶”等。特別是宋審安老人《茶具圖贊》,用白描將“韋鴻爐、木待制、金法曹、石轉運、胡員外、羅樞密、宗從事、漆雕密閣、陶寶文、湯提點、竺副帥、司職方”呈現在人們眼前，使現代人更形象地瞭解宋代的茶具。

宋代茶具總體上要比唐代少一些，尤其在以下四個方面有變化:一改碗為盞;二改鍑為瓶；三改竹夾為茶鈐;四改栟櫚為茶筅。至元代基本沿襲宋制，但茶葉加工出現散茶(芽茶和葉茶)，萌芽沖泡法，具相應減少。元代的沖泡茶,其芽葉有時也要碾碎，元耶律楚材詩曰: “青旗一葉碾新芽”，但在元代盜墓烹茶圖中未見茶碾，疑是直接沖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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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茶具

唐宋時期飲茶以餅茶為主,元代雖開始飲散茶，但在方法上飲用餅茶的痕跡未退。至明朝，皇帝朱元璋“廢團茶”,於是散茶興起，使用沖泡茶葉的方法成為主流。明代文震享《長物志》曰:吾朝所尚又不同，其烹試之法,亦與前之異,然簡便異常,天趣備悉,可謂盡茶之真味矣。至於洗茶、候湯、擇器，皆各有法。”

明代茶具雖然簡化，但由於沖泡方法特殊，在許多方面都有專門要求。散茶易受潮,貯茶更顯重要，所以明代採用貯焙結合，即用大陶罌烘乾後,放入若干層幹箬葉片,而後將烘乾冷卻的茶葉放入,其上放箬葉,最後用乾燥後的六七層宣紙封口。平日取用的，“以新燥宜興小瓶取之,約可受四五兩,取後隨即包整”。由於明代飲茶時要“洗茶”，即用熱水洗茶，除去“塵垢”和“冷氣”。洗茶採用茶洗,用砂土燒之，上下兩層，上層底有篩孔，沙垢從孔中流人下層，取上層乾淨芽葉泡飲。此外，明代用湯瓶燒水，“瓶要小者易候湯，又點茶注湯有准，瓷器為上”[張謙德《茶經》,也有人用金屬湯瓶。在飲具上由於沖茶的需要，出現了小茶壺和白盞,取代了黑盞。明許次紓《茶疏》:“其在今日,純白為佳，兼貴於小。”當時生產白瓷的汝、官、哥、宣和定窯都成為生產茶具的重要窯場,產品以宣德所產的白釉小盞最為著名,因形似雞心,又稱雞心杯。杯是一種古老的用具,但作為茶具還是明代馮可賓《岕茶箋》才提到。

此外，明代江蘇宜興用五色陶土燒成紫砂陶，與瓷器爭名，出現了供春和時大彬兩位著名藝人。由於紫砂壺有良好的保味功能，能吸附茶汁增積茶銹,冷熱急變不易脹裂,傳熱慢又不燙手，成陶火度高,可直接置於爐火上，因而備受歡迎。而瓷器在景德鎮又有創新，成化時的鬥彩，嘉萬年的五彩、填彩,都馳名於世。青花是釉下彩，即先畫彩再敷釉烘燒。鬥彩、五彩填彩則是釉上彩,鬥彩是在青花器上,再加紅黃綠紫等各種彩料,釉下花紋和釉上彩共繪一體，相互爭輝。明代《帝京景物略》載,“成杯一雙,值十萬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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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茶具

清代，六大茶類基本齊全，由於多為散形茶，故以直接沖泡法為主,尤其是省略明代洗茶這一-程式，簡化了茶具。

清代的茶具以陶瓷為主，所以有“景瓷宜陶”的說法。制瓷業尤其以康熙、雍正和乾隆三個時期最為繁榮。康熙時,景瓷除以生產五彩瓷為主外，還創燒了琺瑯粉彩兩種新的釉上彩。琺瑯彩瓷，是仿造銅胎琺瑯器的色彩和紋飾燒制的,胎質潔白，薄如蛋殼,燒制程度相當完善。在康熙和雍正年間還創燒了一種蓋碗和蓋盞。蓋碗和蓋盞自古即有,但從文獻記載上看,清代蓋碗，尤其是在形質上與過去有很大的差別，主要表現在質地細膩、彩釉清晰、逼真、紋飾多樣化。同時宜陶在清代有更大發展,這是和清朝政治體制有關，一大批遊手好閒的八旗子弟及文人墨客,對宜興紫砂陶愛不釋手,使得一批能工巧匠應運而生，尤其是些文人與陶匠結合,更創造了紫砂陶茶具的輝煌。清初的陳鳴遠和嘉慶的陳曼生，所制之壺尤名於世。陳曼生是宜興知縣，也是清著名的篆刻家、書法家,畫家和陶壺設計家。癖好陶壺,藝匠楊彭年按其意生產.形成曼生壺。楊彭年制壺不用模子,信手捏成，式樣非凡；與陳曼生合作製作的被稱為“當世絕作”的“侵生十八式”，形式多樣，有“石銚式、汲直、卻日、橫雲、百納、合歡、春勝、古春、飲虹、瓜形、葫蘆、天雞、合鬥、圓珠、乳鼎、鏡互、棋奩、方壺等,每式上都有題識”。曼生壺一般由陳曼生刻銘題字，把柄上印有“彭年”小印章。

清代烏龍茶的出現,開創了一種新的飲茶方法。清施鳴保《閩雜記》:“漳泉各屬,俗尚功夫茶,茶具精巧;壺有小如胡桃者,名孟公壺,杯極小者,名若琛杯，以武夷小種為尚...飲必細啜久咀。”孟臣姓惠,江蘇宜興人，活動於明末清初(1598-1684年)，書法類唐大書法家褚遂良。其壺作品朱紫者多,白泥者少；小壺多,中壺少,大壺最罕,可見是制小壺能手。

此外,清代還出現了脫胎漆茶具、四川的竹編茶具等,使人耳目一新,更放異彩。

茶具的發生和發展與社會經濟文化有關，更與時代習俗、審美觀以及茶類的變化、飲茶方法有關。茶具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時代精神，印刻著歷史的烙印；茶具還反映了當時的技藝水準。每個歷史時期都有自己的主流茶具,也有承上啟下的前朝茶具夾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