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加恐懼的兩面刃:確診故事多#2/程天縱

更新於 發佈於 閱讀時間約 15 分鐘

在疫情之中,「恐懼製造鏈」充斥每個角落;不管有意或無意、善意或惡意,每天都有人製造恐懼。但恐懼在傳播之後往往會失控,造成可怕的後果。所以每個人都必須瞭解散佈恐懼之後可能造成的惡果、謹慎發言,避免自己遭到反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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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1日做完PCR檢驗後,追問護理人員幾次,什麼時候會收到確診與否的通知;但得到的回答都相同:「回家等電話」。

看到排成長龍的待檢隊伍,知道醫護人員的工作量一定超負荷;他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通知我。只能遵從醫囑,回家等待。

由於我有早睡早起運動的習慣,所以晚上8點就會準時就寢。剛睡著沒多久,手機響起,看到的是「09xx」開頭的手機號碼:對於這種不知來源的電話,我通常是不會接的,但由於在等待PCR檢測結果通知,所以不得不接起來。

電話裏傳來的是一個男聲:「請問是程天縱嗎?身份證字號A100xxxxxx?你是否今天做了PCR檢測?」

我回答說,「我是,請問你是那裡?」

「我是新北市警察局警佐張xx,請問你知道自己確診了嗎?我是來做疫調的,想要請問你幾個問題。」

雖然迷迷糊糊醒來,但還是立刻有了警戒心。這麼晚來電,卻是由警察、而不是醫院打來通知確診,顯示的又是手機號碼,莫非我的PCR個資外洩,詐騙集團先打電話過來?

「請問我怎麼知道你是警察?」明知這樣問很失禮,但是也顧不得那麼多了。

對方很有耐心而且客氣的說:「你可以打警察局總機,再轉接到分機2xxx找我,總機電話號碼是⋯⋯。」

我沒等他說出電話號碼就打斷他:「謝謝你,我自己上網去查,再接你的分機。不好意思,你知道最近詐騙事件頻傳,這樣我比較安心。」他也立即回答:「沒關係,請你打過來。」

掛了電話,警覺性很高的我,先打電話去醫院詢問PCR檢測結果是由那個單位電話通知本人,然後把剛剛發生的事情很快說了一遍。醫院總機回說,由於人手不足,醫院只負責做檢測,不負責通報結果。由哪個單位通知並不清楚,但是確實有請警方協助疫調。

於是從網路搜尋到新北市警察局的總機號碼,打了過去,直接問總機:「請問分機號碼2xxx是什麼單位?」總機回答:「我們這裡有2xxx這個分機,但是分機太多,我們不知道是什麼單位。請問你要接這個分機號碼嗎?」

事情發展至此,仍然心有疑慮;回想平日新聞媒體的報導,連大學教授、民意代表、甚至前總統都會被騙,會不會是詐騙集團的新手法,趁著警局下班後辦公室無人,利用內部分機進行詐騙?

總機仍然在等著,只能硬著頭皮接到分機。

電話響了幾聲,果然是剛才的張先生接的電話。他似乎毫不介意,仍然是很有耐心而且很客氣的開始疫調。主要是詢問確診前幾天的主要足跡、密切接觸的是那些人等等。結束時還很客氣的說:「早日康復。」

心裡帶著些許內疚和自責,再上網仔細查看新北市警察局的網站:

【電話】(02)8072-5454(保您妻兒─無事無事) 、0972039968或1999(新北市境內)按9由專人為您服務。 ( 本局總機電話僅能撥入、不能撥出,請小心詐騙)

這時才發現,由於心情緊張慌亂,只看到總機電話號碼,沒有看完後面的文字就打電話;以致自己嚇自己,恐慌不已。

雖然不知道為什麼警察局總機電話僅能撥入、不能撥出,但後面的手機號碼確定就是張警佐來電顯示的號碼,對他真的很抱歉。

恐懼的傳播鏈

事後就自己的確診故事來檢討,發現自己的慌亂,是因為早已存在內心深處的「恐懼」被引發而造成的。而我的「恐懼」則來自於一條無形,卻無所不在的傳播鏈:「政府的政策、社會的亂象、媒體的渲染、社群的傳播、同溫層的放大」。

1. 政府的政策:

就以這次疫情為例,病毒的變異過於迅速,成為政府政策和執行的極大考驗。

在疫情初期的時候,傳播率較低、中重症和死亡率偏高的情況下,CDC的策略偏向「清零」,著力點放在宣導個人防疫措施和入境管制,雖然取得不錯的成果,卻又造成口罩和酒精之亂。

隨著病毒變異到Delta,傳播率和死亡率都快速增加,造成防疫的破口;政府的著力點就轉向疫苗接種率、精準疫調、擴大隔離規模。於是產生了疫苗和民生物資的缺貨現象。

當病毒變異成Omicron,傳播率快速增加、而中重症和死亡率快速降低,病毒朝著流感或感冒化發展,過去的疫調和清零做法已經不現實而且沒有意義。隨著世界各國逐漸開放國境,回到發展經濟的路線時,台灣也需要動態轉型。

在這個轉型的過程中,過去的做法成為轉型的障礙,實在是始料未及,於是造成了快篩、PCR檢測、看診、收治和給藥等等的亂象。

2. 社會的亂象

我過去曾經在Facebook上提過,希望政府能夠變成「周處」,除掉社會上的三害:酒駕、詐騙、毒品。其實當今社會豈止只有三害?只要看電視新聞就知道了,還有縱火、家暴、工安意外、空氣污染、食品安全、球棒隊等,多不勝數。

有人認為,新聞看多了、人也麻痺了,對這些現象變成無感,有什麼好怕的?其實這些都會成為「外加恐懼」,藏身在每個人的潛意識中,當政府的公權力聚焦在「防疫」工作時,這些社會亂象就會出來作亂和火上加油,造成更大的傷害。

3. 媒體的渲染

在資訊爆炸的今天,電視、網路新聞台,加上自媒體等,都在搶佔眼球時間和廣告收入,因此競爭非常激烈。正常的新聞節目情況還好,但是政論節目,似乎只要在節目結束時用跑馬燈聲明「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台立場」,就無法可管。

政論節目除了都堅守政治立場外,講話速度越來越快、聲音越來越大、動作越來越誇張,內容也越來越驚悚。

統派立場的,強調戰爭可怕,散播恐懼,希望台灣放棄與中國對抗,維持現狀;而獨派立場的,則強調專制獨裁的可怕,以新疆、香港、上海為例,中國政府和共產黨不可信。同樣也是散播恐懼,希望維持現狀。

至於非政治性的談話節目,則傳染病毒專家特別多,例如談到「猴痘」,先描述病毒的可怕,然後提到很多「可能、不知道、或許會」等等的嚴峻後果。沒有真實數據或報告的支持、說話又不必負責任,這種警告除了製造恐慌,散播恐懼之外,又能夠帶給大家什麼正面的效果呢?

4. 社群的傳播

為什麼我強調這是一條製造鏈,並且把政府排在第一位?接著是社會亂象與媒體渲染?

因為政府手握公權力和巨大資源,可以制訂政策,而且擁有各種各樣的數據。透過政策、資源和公權力的排序與分配,就會導致社會亂象的被忽視與擴大;透過事實和數據的發佈,讓媒體生態可以評論與渲染。政府是這條傳播鏈的源頭。

在網路無所不在的今天,真正傳播力最強的就是網路社群的分享。

1960年代美國哈佛大學的社會心理學家Stanley Milgram想研究計算出「在美國,人與人之間到底相隔幾個人,就可以找到?」

於是他設計了一個實驗,也就是日後知名的「六度分離理論」。

實驗發現,在2000多公里外隨機挑選的160個人,要郵寄一封信件給位於波士頓、未必認識的特定人,平均只要透過5.5個人的轉寄,就可以送達。

這個實驗在1991年被東尼獎得主John Guare寫成一個百老匯劇本《六度分離》;並且在 1993 年拍成電影,由威爾史密斯主演。

於是「六度分離理論」(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的說法就廣為流傳;這個理論認為:世界上的任何兩個人之間,平均僅隔著 6 個人,就可以聯繫上。

在2016年,Facebook為了宣傳其週年紀念的朋友日,研究分析了當時15.9億註冊會員的資料,發現這個「隔離」數字(有人稱之為「網絡直徑」)是4.57;如果扣除自己的話,實際間隔為3.57人。

如果僅考慮美國使用者的話,這個數字會降到3.46;以統計學的常態分佈來解釋,這個數字就是「中位數」,所以每個人的數字可能不同,但相去不遠。

這個神奇數字,由6降到3.57,主要的原因就是網路誕生了。隨著網路的出現,社群平台拉近了人與人的距離。可以預測,隨著科技的進步,這個數字還會再下降。

所以真正具有強大傳播力的,已經不再是各種媒體,而是網路社群之間的分享與傳播。

5. 同溫層的放大

在我們生活的真實世界裡,人類感官所能接受的訊號都是類比(Analog)的。但是類比訊號容易被雜訊干擾、失真,不好做訊號處理,很難儲存和傳輸。

為了克服這些缺點,科技電子產品都採用兩種方法:

  • 在類比訊號的狀況下,採用降噪技術,將噪音雜音過濾掉,維持原來類比訊號的高度傳真。
  • 或是採用人類發明的數位(Digital)技術,將類比訊號用數位技術重建,不斷強化解析度,等同達到「放大」的功能。

同溫層就是一種「物以類聚」的小圈圈現象,只要違反同溫層立場和共識的想法或言論,就不是主流,而是雜訊。因此同溫層的作用,就是保留和維持主流訊號的純淨。同樣有兩種方法:

  • 在網路社群裡,凡有異議出現,就群起而攻之,使之銷聲匿跡、主動退群;若有頑固份子打死不退,那麼群主就會採取行動將之退群。這與「降噪」的做法一樣。
  • 於是同溫層只有一種聲音,並且每天每人反覆發言,類似以「數位技術」不斷加強主流訊號的強度,排除訊號產生變異的可能性。

同溫層就成為「外加恐懼」最好的培養環境,成為「網路農場」、「假新聞」等,散播的溫床。

「外加恐懼」的兩面刃

大多數人渾然不知,上述的「恐懼製造鏈」已經充斥在社會的每一個角落。不管有意或無意、善意或惡意,在這整條傳播鏈上,每天都有人在製造恐懼,但是這種恐懼手段真的有效嗎?

先介紹一個概念「災難普及率」,就是被災難禍及的人數佔總人口數的百分比。以疫情為例,就是確診人數佔總人口的比率。

當「災難普及率」偏低,而且增速緩慢時,製造恐懼未必是個有效的方法;再以疫情為例,當只有少數人感染時,再怎麼恐嚇威脅,「疫苗接種率」仍然偏低。

當「災難普及率」居高時,不必刻意去製造,恐懼已經遍佈全社會;這時再製造恐懼,只會使社會變得更加混亂,疫苗、快篩之亂就是最好的例子。

為什麼確診比率偏低時,恐懼起不了作用呢?

1. 僥倖心理

在疫情初起時,處處都在談論病毒造成的重症和死亡案例;我還記得網路上有許多印度恆河邊燒屍體的照片,令人觸目驚心。當時台灣政府的目標是,希望民眾能夠採取「個人防疫措施」和「接種疫苗」。

2003年的SARS,已經讓台灣人養成「個人防疫措施」的習慣,由於病毒短時間內遍及全球,因此「個人防疫措施」非常成功,甚至造成口罩短缺的現象。

但是「疫苗接種率」卻不像「個人防疫措施」那麼成功;除了疫苗沒有完成所有的人體試驗,而以申請政府的「緊急授權」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僥倖心理」。

讓我以多年前,在深圳輔導新創的故事為例子,來解釋這個常被忽略的「僥倖心理」因素。

拐賣幼童在中國大陸非常普遍,已經是多年的沉痾宿疾。例如2022年初發生於江蘇徐州鐵鏈女的故事,只是冰山的一角;雖然在網路上鬧得沸沸揚揚,但是隨著疫情爆發、上海封城,聲討和究責的聲浪又銷聲匿跡了。

當年有個新創團隊開發了兒童追蹤器,可以放在手錶裡、掛在書包上、裝在鞋底,當小孩不見的時候,可以透過Wi-Fi和手機來追蹤。

這個兩男三女的團隊,來尋求我輔導的時候,我告訴他們,並不看好這個產品和市場。這讓團隊大為吃驚,於是他們舉了許多政府數據和媒體報導,來強調這個市場的需求與痛點,問我為何不看好?

我問他們有沒有小孩?結果是一男二女都有小孩。我再問他們,有沒有幫他們小孩佩戴追蹤器,即使是他們自己的產品?結果他們都沒有使用追蹤器,理由是「每天上下學都有家人接送」。

我又舉例問他們,新聞報導經常提到,住家瓦斯漏氣造成意外事件,如果他們自己家裡發生意外,這事情嚴不嚴重?每個人都點頭,同意非常嚴重,可是每個人家裡也都沒有安裝瓦斯偵測器和警報器。

於是我告訴他們,有許多新創的產品認為目標市場應該有「剛性需求」,可是都賣不好,主要原因就在於中國是個人口大國,任何災難數字除以人口基數的「災難普及率」都會顯得很低。

牽涉到自己的兒女,或自己的身家性命,「恐懼」當然有效;但是因為「僥倖」的心理,不認為災難會發生在自己身上,就不會把它當一回事。而一旦發生在自己身上,所有深藏在心底的「恐懼」就會馬上出現,影響和控制了自己的行為。

2. 反撲力量

再回頭看看疫情初期,我為了提高民眾的警戒心,加強自我防疫措施,政府和媒體會大量的報導世界各國被病毒重創的新聞,這就是一種「外加恐懼」的手段。

上游起了個頭,「恐懼傳播鏈」會接手,自動擴散和放大;到了下游,就沒有人可以控制了。口罩之亂,就是使用「外加恐懼」為手段,反撲力量所造成的。

為了闡明事實也好,為了推卸責任也好,沒有經過完整人體實驗,僅得到政府緊急授權的疫苗,一旦投入「恐懼傳播鏈」,沒有人知道是真是假,接種疫苗的長期危害就不脛而走;例如改變人體基因、造成不孕、疫苗比病毒還可怕等等。

於是這種「外加恐懼」造成民眾對於施打疫苗的抗拒,導致無法提升疫苗接種率,間接也提高了確診者中重症和死亡率;這又是恐懼的反撲力量造成的例子。

隨著病毒變異,Omicron病毒開始流感化和感冒化的趨勢,也就是擁有相比過去較高的傳播力,相對較低的中重症和死亡率。因此CDC過去的清零、精準疫調、匡列隔離、封鎖國境、防疫旅館、嚴懲重罰等措施,必須要動態改變。

於是「10+7」變成「7+7」、再縮短成「3+4」,快篩即確診、視訊問診開藥,這些改變都是因為病毒的變種而不得不為之。卻引發了疫苗和快篩之亂,和民眾的不滿。

正確的政策與做法,卻遭遇了極大的阻力和反彈,是政府解釋不清楚,還是民眾不理性?我相信專家們可以說出很多原因。但是在疫情初期散佈的恐懼,這些不滿與困難,何嘗不是反撲力量所造成的?

結語

當有人以「善意目的」(Good intention)而使用「外加恐懼」為手段時,如果「災難普及率」很低,目標群眾會因爲「僥倖心理」而令「恐懼」失去作用。

當「危機爆發」而個人受到影響的可能性大增時,「外加的恐懼」又有可能會在將來反撲,造成更大的民怨與政策轉型的困難。

以恐懼威脅為手段是一個方便法門,簡單又有效,因此廣為各界所使用。

這篇文章的主旨,在提醒大家「恐懼傳播鏈」的存在:在源頭投放的恐懼,到了尾端往往會失去控制,造成可怕的後果。

「如何控制恐懼傳播鏈」這是個大題目,牽涉到政治、經濟、法律、科技等領域,我不是專家,我沒有答案。

但是,在無法控制這個傳播鏈的情況下,參與這個鏈條的每一個人,都必須瞭解散播恐懼可能造成的惡果、並且謹慎發言,避免自己遭到反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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