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懼深植在我們的大腦和神經系統中，而恐懼又分為「內生」的和「外加」兩種；「內生的恐懼」來自相對正常的事物，「外加的恐懼」則來自外在的事物。然而「恐懼」不見得都是壞的，如果善用「恐懼」，反而可以產生正面的力量，達到善良的結果。
在我不久前分享COVID-19確診經驗之後，收到很多朋友的問候和祝福，在此一併致謝；另外也有不少朋友私下告訴我，他們也都確診過，好多位甚至還在隔離中。
許多尚在職場打拼的朋友也私下透露，公司同事確診的也不在少數，尤其是跑外務的單位，有高達20%確診的比例。
只不過大家都很低調，除了家人以外，很少主動告訴親友。有些朋友看到我在Facebook上主動分享確診經過，覺得自己並非特例，於是私下為我打氣加油，順便分享自己的確診狀況。對於這些朋友的低調和心情，我非常瞭解。因為我們在確診時，都曾經惶恐不安。
確診初體驗
原以為經過幾十年職場經歷洗禮，對任何事物都已經不會再有恐慌或恐懼的情況出現；沒想到4月21日快篩出現「兩條線」的陽性反應時，自己卻不知所措，心中恐慌的程度把自己都嚇著了。
雖然平日都會注意疫情的新聞，自己也非常謹慎，但還是有僥倖心理；沒有想到自己真的生病了之後，看到快篩顯示兩條紅線的當下，還是恐慌不已、不知所措。
於是讓自己冷靜下來，上網查找最新的規定，依照指引將所有使用過的快篩用品都放在密封塑膠袋裡，然後帶著身分證和健保卡，走路到最近的大型醫院去做PCR採檢。
來到醫院室外搭建的PCR採檢帳篷，只見排了長長的人龍；於是我走向身穿防護衣、正在指揮交通的年輕保全人員，他馬上問我：「你是否接到了手機短訊通知來做PCR的？」，我回答說：「不，我是快篩陽性。」
年輕保全馬上說：「你不要靠近我，你就待在旁邊空曠通風的帳篷下，等護理人員來處理。」
他的反應讓我更加恐慌，彷彿自己是犯了天大過錯的人。
帳篷下等了幾十分鐘，沒有人理我，於是我就詢問在一旁，比我早來同樣在等待的年輕人，他是怎麼辦的？他告訴我到急診室門口，找護理人員來幫我掛號，然後等待採檢。
當我趨前去詢問護理人員時，她同樣告訴我，站在3公尺外不要靠近她，讓我更加不知所措。
這時我突然想起，在疫情初起時，在萬華阿公店消費、參加獅子會聚餐、在防疫旅館隔離的航班機組人員等等，在染疫後被網民肉搜、被媒體獵巫、被稱為防疫破口，這些人當時心中的恐慌和恐懼，我終於感同身受。
如何面對恐懼？
就在我確診前幾天的4月17日星期天下午，商周出版為我的新書《創新有理》舉辦座談會，演講完畢後的提問時間，有人問了這麼一個問題：
老師，我們要如何面對恐懼？如何突破自己的盲點？
我用《每個人都可以成功》這本書裡的一段話作為引子：
這個世界很公平也很不公平。公平的是，再怎麼有錢、有權勢的人，也跟平常人一樣，一天只有24小時，一個禮拜只有7天。一樣會生氣，一樣會生病，當大限到的時候，一樣會回去。不公平的地方是，在這世界上好的事情很少發生。一旦發生的時候，如果不抓住機會，稍縱即逝。壞的事情倒是經常發生。一旦發生的時候，不管你怎麼逃避，裝作看不見，它不會稍縱即逝，反而會一輩子跟著你，而且問題只會越來越大。
所以我的回答還是一樣，強調要「面對」、並且「克服」恐懼，否則對某些事物的恐懼，將會終身跟著我們。
同時我也以公開演講為例：對初次演講的人來說，其恐懼程度可以排到所有驚悚事物的前三名；但我認為只要能夠面對它、克服它，有過一次成功經驗後，就不會再恐懼了。
這次確診的恐慌經驗，恰好發生在提問後的幾天，讓我不禁要重新審視，自己對恐懼的定義和應對。
「恐懼」是什麼呢？最簡單的定義就是：
當我們感知到危險和威脅時，內心會產生一種強烈焦慮的情緒，這就是「恐懼」。
內生的恐懼
過去我一直認為，恐懼是內心對正常事物產生的一種莫名的、不可控制的焦慮和恐慌情緒。面對同樣的事物，有的人沒感覺、有的人會恐懼，因此比較屬於個人的心理障礙或病症，我姑且先把它稱之為「內生的恐懼」。
平常比較常聽到的，有以下這些：特殊恐懼症、社交恐懼症、廣場恐懼症、幽閉恐懼症、密集恐懼症等等。
特殊恐懼症的懼怕類型包含動物類、自然環境類、血液或受傷類及特定情境類；最常見的懼怕類型包括蜘蛛恐懼症、恐蛇症和懼高症等等。
社交恐懼症則表現在懼怕他人對自己的評價與判斷上；而廣場恐懼症則是懼怕有許多人的公共場合，擔心自己成為別人目光的焦點，無法逃避或躲藏。
有幽閉恐懼症的人，會對封閉空間或擁擠的環境感到極度不舒服與害怕；密集恐懼症的主要症狀，則是對密集排列的小東西，或是有孔洞的事物很敏感，例如成群的螞蟻、蜂巢及密密麻麻的小點等。
造成這些內心恐懼症的原因，目前在各種研究中並沒有一致的答案。總體來說，可能來自遺傳、環境或社會因素（例如宗教、文化的影響）等等，也可能來自過去不好的經驗（例如被蛇咬過、在學校被霸凌）所留下的心理創傷導致。
通常內生的恐懼症會使身體狀況出問題，例如發抖、冒汗、心悸、緊張、失眠、腹瀉、胸痛、頭痛等症狀，治療的方法則不外乎心理輔導和藥物治療。
這些內生的恐懼，是有可能透過自己的力量來克服；但如果症狀非常嚴重的話，可能就需要找心理輔導師來幫忙，甚至需要用到藥物來控制和治療。
這也是我在新書座談會，對於提問階段所說的「恐懼」的認知，也就是「內生的恐懼」。
外加的恐懼
我在快篩陽性後，心中產生的恐慌情緒，導致瞬間不知所措；在PCR檢測確診後，更有種莫名的恐懼。這種現象，顯然與上述「內生的恐懼」有所不同。
接著我再回顧，在疫情發生的這兩年多之中，台灣社會經歷過口罩、疫苗、快篩之亂，也發生過民生物資的搶購和囤積；這些現象的背後，都有著同樣的恐慌和恐懼在作祟。
對疫情和病毒的恐懼，和上述「內生的恐懼」，在本質上有很大的不同。它們不是個人對正常的外在事物產生的恐懼，而是外在的威脅與危險強加在每個人身上，因而造成的恐懼；因此我統稱之為「外加的恐懼」，以便區別。
例如，治安敗壞、黑幫橫行、種族歧視、犯罪率增加等等所造成的社會動盪與恐慌。如果以全球角度來看，饑荒、瘟疫、戰爭堪稱是人類歷史上的前三大恐懼來源。這些外部環境造成的天災人禍，所及之處無人可以倖免。
這種「外加的恐懼」，就不是單靠個人的力量可以解決的，必須由政府出面來找出解決和避免的方法。
美國總統富蘭克林．D．羅斯福在1941年的國情咨文演講中，首次提到四大自由（The Four Freedoms）這個概念。他認為世界各地的人們，都應該享有以下四項基本自由：
由此可知「免於恐懼」對人民的重要性，政府應該盡其所能，讓人民有免於恐懼的自由。這裡所謂的恐懼，就是「外加的恐懼」。
恐懼的力量有多大？
那麼，不論是「內生」或是「外加」的，「恐懼」是否都是不好的？
美國知名社會神經學家艾比蓋爾．馬許（Abigail Marsh）做過一項研究，利用「功能性磁振造影」（fMRI）掃描研究那些極惡和善良的人的大腦；研究對象包括「連家人都畏懼」的心理病態孩童、以及捐腎給陌生人的「無私利他」成人。研究結果發現，差別在於藏於大腦深處的「杏仁核」對他人情緒的反應。
極惡的人對於「憤怒」的表情極度敏感，而對於「恐懼」的表情則毫無反應；善良利他或我們認為是「英雄」的人，對這兩種情緒的反應，正好相反。
除了掃描大腦之外，在隨後的調查訪問中，Marsh發現，這些善良救人的英雄們，並非如同大部分英雄電影中的主角，對於危險毫無畏懼；他們幾乎都不從事危險的運動，對外在的威脅和危險，也比常人更加恐懼。
基於這個研究，Marsh在2017年出版了《恐懼的力量》（Good for Nothing）這本書，並且在序言中說道：
我們的研究結果顯示，真正無私英雄不是毫無恐懼，而是因為恐懼。
Marsh的這本書想闡述的重點是：「恐懼」可以產生正面的、善良的、利他的力量。
另外一個例子，來自我經常引用的《了凡四訓》中的第二篇文章「改過」：真正要改過的人，必須要發恥心、畏心、勇心。
「恥心」就是要認錯，不認錯的人，永遠不會改；「畏心」就是要畏懼不改過的後果，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永遠不會改。「勇心」就是要克服惰性，堅持到底，沒有毅力不願堅持的人，也改不了。
「畏心」就是對犯錯的後果，有「恐懼」之心，可以防止「惡」的發生。
回到現實生活中，我們經常聽到「法律是道德的底線」這句話。一個人違反了善良風俗和道德，只會受到輿論的批評、以及自己內心的譴責；但如果違反了法律、或是有犯罪行為，則會被判刑、坐牢、罰款、褫奪公權，最嚴重的還有可能被判死刑。
法律制裁的目的，就是要讓違法或犯罪人，對於承擔法律責任的後果產生畏懼，從而不再違法或犯法。但是當違法或犯法的利益大於承擔責任的後果，使得違法的人無所畏懼，「惡行」就不會得到遏止。
當前社會，家暴、詐騙、酒駕等等惡行屢禁不絕，原因就是法律無法讓這些犯罪的人，產生足夠的「恐懼」。因此，社會屢屢要訴諸修法，以提升犯罪人對於承擔後果的恐懼。
結語
恐懼是我們基因的一部分，深植於我們的大腦和神經系統中，我們無法避免對威脅和危險，產生恐懼感。恐懼又分為「內生」的和「外加」的兩種。
對於正常的事物，會產生恐懼感，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或是心理輔導和藥物來克服；我們把它叫做「內生的恐懼」。
「外加的恐懼」通常來自外在的邪惡事物，對每個正常的人都會有影響，是靠個人力量沒有辦法克服的；這時候就必須依靠輿論和道德來糾正、或是政府措施來遏止。
「恐懼」不見得都是壞的，因為它，人類才會想出各種生存之道；如果善用「恐懼」，反而可以產生正面的力量，達到善良的結果。
